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大多数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分析都是从全国性的宏观层面或至少省一级的层面来讨论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并把比较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县一级。因此，本书重点将讨论和分析为什么在浙江省内有些县的民营经济比另外一些县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更好，这种省内各县之间的经济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以浙江省作为本书的比较研究对象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浙江省在改革时代的经济绩效可谓别树一帜，其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尤其引人注目。在改革伊始的1978年，浙江省的经济表现可谓极为一般，其人均收入在当时28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名列13。但截至2005年，浙江省的人均GDP已经仅位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该省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到过浙江的人都知道，浙江的民营经济极为发达。到2006年，浙江省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体，拥有220万家企业，在民营经济部门中就业的人数达到870万，销售额985亿元，出口商品总值251亿元（黄孟复，2007，第372—373页）。另外，浙江的民营企业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中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催生出许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大中型企业。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2011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将总部设在浙江，[5]仅台州一地，就有11家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几乎是全部广东省上榜企业数量的一半。[6]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也名满天下，投资范围囊括几乎所有国家政策允许的行业，从服装、日用小商品，到汽车、基础设施，等等。显然，浙江省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可称得上是名列前茅。这些了不起的成就被众多的观察家和学者总结归纳为“浙江模式”，被普遍视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

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固然瑰丽夺目，但其所具有的另外两个特征更令人感兴趣：一是浙江省民营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发展背后，是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浙南和浙东，例如温州、台州、宁波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后就一直表现出色。但在浙北、浙西南等地，例如嘉兴、衢州和杭州部分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要缓慢得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和集体经济在这些地方仍然占重要地位。这些巨大的省内地区间经济差异，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是与此同时，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实际上，早在改革前，浙江的民间地下经济活动就已经十分活跃，成为全国闻名的“走资”大省。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农业集体化完成后，浙江省很多地区的农民仍公开或秘密地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实行“单干”、“包产到户”；在60年代初，浙江各地开始出现规模大小不等的“黑市”，城镇居民在黑市上大规模地进行商品交换和买卖（见本书第3章）。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民间经济竟然在极左的“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发展高潮：在浙江省的部分地区，1949年后非国有经济的力量在“文革”时期第一次超过了国有经济（见本书第4章）。[7]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改革前民间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往往也正是改革后民营经济发展更迅速、更具有活力的地方，说明路径依赖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浙江省民营经济都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甚至是危险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改革前的政经环境就无需多说。即使在改革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全国乃至浙江省的政治气候对于该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直有利的。实际上，浙江省高层领导在很长的时期内，对于民营经济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得坚定而积极，而是随着全国宏观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们在浙江各地进行调研时，许多访谈对象均表示，他们认为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浙江省缺乏足够的改革精神和动力，导致改革开放在浙江省进展缓慢，至于对民营经济的实际支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则少而又少。[8]事实上，一旦全国政治风向发生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变化时，浙江省对民营经济活动的打击却反而是实实在在的（见本书各章）。尤其是80年代末至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浙江省的政治气候尤其紧张（见本书第5章）。在这段期间，民营企业家们可以说是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不过，无论政治压力有多大，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总是有办法挺过难关，在总体上保持着活跃的态势和较快的发展速度。这种韧性和活力，在全国其他地方并不易见。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上述现象和特点，为分析本书一开始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提供了落脚点和丰富的比较对象，使之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本书作者正是根据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现象的分析和解构，力图回答如下的问题：

（1）为什么在改革前，浙江有些地区的民营经济能够以地下经济的形式大规模地存在并相当活跃，而在其他的地区则无法见到类似的现象？

（2）为什么在浙江，在改革前地下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在改革后也很可能就是民营经济发展更快的地方？这背后的原因是否相同？

（3）在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给前两个问题的解答也提供了一把钥匙。研究中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即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地方经济管理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接受这一判断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合乎逻辑地怀疑：

（4）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有些地区的地方干部对民营经济比较支持，而另一些地区的地方干部并没有给予这种支持呢？

（5）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一步地，为什么在中国这种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国家，地方干部的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