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个正统德意志人

我是一个巴登人。[43]

只有以远远超出所涉地区文本与语言之知识的方式亲自参与其中之人，才能绘制出这样一个大记忆。在其青年时代，在布莱斯高地区的弗莱堡，道伯已经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勒内尔则以让其成为罗马法学家的打算来培养他。在通过弗莱堡候补文官考试[44]之后，道伯于1930年前往哥廷根。在那儿他师从孔克尔（W.Kunkel）[45]继续罗马学的研究，并经由亨普尔（J.Hempel）[46]的指导得以入门《圣经》批评学。[47]1932年，道伯以优秀（Auszeichnung）的成绩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习。但博士论文《旧约中的血统主义》（Das Blutrecht des Alten Testaments）的印刷出版（据此才能被授予博士学位证书）却受到了阻碍。[48]

勒内尔立刻于1933年让道伯带上一封给约洛维奇（H.F.Jolowicz）的推荐信前往英国。约洛维奇又介绍道伯与伯克兰（W.W.Buckland）联系。[49]伯克兰非常关心这位年轻学者，并为其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谋得职位（为此道伯曾一再地对其表示感谢[50]），但没有成为他的“老师”。自此，二十四岁的道伯开始走上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自然是在罗马法领域尽自己的职责。有些时候——并且总是当他给古老谜题做出解答之时——他是带着明显的乐趣克尽其职。正如他终其一身都喜爱纵横字谜一样，他全神贯注地献身于这些罗马法“谜语”，推理出这些历史、哲学、法学的信息，直到得出出色的答案。[51]在其他一些研究上，他和一个典型的德国罗马法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充满才智而又踏实，撰写那些使读者或听众绞尽脑汁的《学说汇纂》注解（Digestenexegesen）[52]。

但除了罗马法之外，自1933年起，他立刻开始了上述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33年和1945年之间，在道伯的家乡，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和残忍。在1933年和1945年之间，在道伯的家乡，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遭到迫害和屠杀。在1933年和1945年之间，为了证明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基督徒在一个唯一的世界里互相交际往来，道伯不知疲倦地工作。“那些（拉比）中最伟大的人，在不牺牲自身宗教的本质的同时，又能不论出处地利用人类的成就。”[53]这听起来像是自由主义的、开明-人文主义的犹太教。

但是，在1933年和1945年间，道伯是且一直是信念和行为上皆正统的犹太人。“我看不起所谓‘开明派’（progressives）……”[54]同样，他也一直是信念和行为上皆正统的德意志人。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受到了他严格的犹太式和无情的德意志式的教育：“早餐前的希伯来语课，且永远用德语，从不用英语”，“一个极其强势的父亲，在战时的剑桥街头还坚决要求我们用德语交谈”。[55]这一情况在战后直到60年代也没有改变。1951年道伯一家搬到了阿伯丁，因为他在那儿得到了第一个教席。他的大儿子回忆，也是在那儿，这位父亲，这位正统的犹太人，让他的孩子在60年代前的大不列颠感到难堪（同上）。1955年道伯就任牛津大学民法钦定教席一职，并且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成员。他的移民之路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被认为不可能更英式的、更高的也不可能“更终极的”目标。

但恰恰是在这一目标之上，在60年代的牛津，产生了变化。三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大卫“这位糟糕的丈夫”（乔纳森·道伯之语，同上），却和他的妻子赫塔（Herta）分开了，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了数年之久，并作为客座教授前往伯克利，他于1970年最终被任命为罗宾斯希伯来律法和罗马法典藏主任一职。60年代，在伦敦开往牛津的火车上，道伯认识了海伦（Helen Smelser），他们最终于1986年结婚。

似乎是在1960年前后，这个仅仅为其弟子所熟悉的道伯诞生了：这个世界主义的、开明的男人，他从来没有否认他的犹太人特性，但却不再展示了；他不仅不否认他的德意志出身，反而更加经常地引用。道伯仍然是一个德意志犹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来自巴登的犹太人。而且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公开地——进行反思。

当他讨论到公元1世纪效力于罗马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56]时，他讨论的其实是他作为外族统治政权的顾问，同时又是本民族宗教团体保护人时的身份问题，同时描述了《耶利米书》与《但以理书》中的那些榜样，以斯帖-末底改兄妹俩以及那些“后来人”——18世纪时的宫廷犹太人（Hofjuden）。就道伯而言，这位历史学家成了“一种人类型的先驱”：

这种人在希特勒时代前的德国占据了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位置，在今日英国也还能见到：不同于那些大部分选择完全同化的犹太人，那一个犹太大学教授坚持传统，并尝试让其传统受人尊重……我自己多年来就处于这种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作为宫廷犹太人的角色从小学时代就开始了。在一系列老师和同学中——包括坚定的种族主义理论追随者——我受到特别的宠爱。今日我很清楚，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同上，页25以下）

我从来没有问他，这是什么代价。或许这个代价同样也存在于他毕生的工作之中。存在于一本接一本的书、一个接一个的研究当中，这些皆与犹太—希腊—希腊化—罗马的古代世界之文化一体性有关。这一毕生事业的言外之意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一个犹太人，特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又具人文主义思想的德国犹太人，拥有他不可动摇的位置，他也不必同化于其中，因为他总归源自这一个相同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他非常个人以及非常强烈的方式，道伯参与了他所绘制的古代的巨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