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词汇与世界观

道伯在词汇上的顽强工作源自这样的信念，即文本的彼岸无论如何也不存在任何可供研究之用的东西。道伯不断在追问着的，不是“其事实上曾是什么”，而是一个词、一个文本、一段历史在过去可能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神话和传说也不能给予相应的反驳：“或许我应该在这儿插一句，这些事件是史实还是传说，抑或真假参半，我不能够下结论。但它们确实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中妇女角色的证据。”[25]适用于妇女角色的，也同样适用于弗拉维乌斯（Gnaeus Flavius）[26]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都被质疑，一些吹毛求疵的学者甚至将其全盘否定。无论一个人对其持有何种看法，这个故事都足以使我们见识到有关这种冒险的罗马思维，这对我们的讨论已十分有益。[27]

适用于妇女角色和弗拉维乌斯故事的，同样适用于上帝：“《圣经》展示了上帝是按照那些在古代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法律和习俗而行动的。”（同上，页127）这些一直由拉比们所“发明”，并由中世纪圣徒们设法作出解释——“这些越来越天马行空的阐述至少展现了这些圣哲们关注的事务”。[28]

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处理文本的方法。道伯一直支持并实践这种方法，而丝毫不关心现代诠释学、语言学转向或者结构主义史学。当我们翻阅他的作品时，就能体会到其惊人的博学：首先，资料的来源可能遍及整个欧洲的文献，甚至还有《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专业文献的使用上，道伯则显得非常节制，甚至很少使用历史学理论和语言哲学的著作。我猜想，他这种对文本的尊重以及对解密其中信息的痴迷，是他在弗莱堡的青年时代，在人文中学和犹太会堂中所获得的。

他对“类型学”的阐述，因为独立于他人的理论作品——是从无数自己的经验和历史文献中搜集的——听起来简直就如同“家庭作坊”（hausgemacht）一般：“几乎没有任何经历独立于任何对过去的转述。”过去“在先展现”（präfigurieren）经历和描述，而后者又“重新展现”（retrofigurieren）了过去。[29]从这个循环中所产生的就是之后别人所说的“文化记忆”。道伯终其一生都为重构文化记忆而努力。

对于“文化记忆”的重构，有时候一个单独的词就足够了。比如“突然”（plötzlich）、“陡然”（jählings），希伯来语作pith'om、petha‘，希腊语作、、。从《旧约》文本好几百处段落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哪些事是突然地、出乎意料地发生的，它们几乎总是灾难性的、混乱的、不幸的。“因为灭命的要突然临到我们”（《耶利米书》6：26）；“（我）使恐惧惊吓突然临到她身上”（《耶利米书》15：8）；“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突然临到你身”（《以赛亚书》47：11）。对快速变化的恐惧和对稳定持久的渴望控制着《旧约》中的这个社会。在之后的基督教世界观中，出乎意料的事件则得到截然不同的处理。“突然（auf einmal），从天上有响声下来”（《使徒行传》2：2），在这里就没有表示灾祸，而是预示了圣灵的来临。“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路加福音》2：13）——“可以肯定，没有灾祸，但也没有甜美、舒服的事件，没有温暖小屋中惬意的圣诞前夜。”[30]在所有的福音书作者中，唯有马可对“突然”（auf einmal，plötzlich）的使用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并用以表示危险的事。但在马可那里，一词更多表示“不言而喻的”（selbstverstädliche）和“一贯的”（folgerichtige）事件。奇迹、灾难以及所有来自“晴朗天空”的事件都已在一个救赎计划之中作了安排，是预言，是有意义和目的之事件发生过程的自然、可预料的结果。“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突然（plötzlich）起来走。”（《马可福音》5：41以下）一个词，一个单独的词，展现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