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为了论证美国应该更紧密地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并增加其说服力，地理这种属于“运气”或命运的因素是联邦党人首先强调的，即美国在地理上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一种内在的便于联合的天然趋势：

我常常感到欣慰的是，我认识到独立的美国不是由分散和彼此远隔的领土组成，而是一个连成一片、辽阔肥沃的国家，是西方自由子孙的一部分。上帝特别赐给它各种土壤和物产，并且用无数河流为它灌溉，使它的居民能安居乐业。连接一起的通航河流，围绕边界形成一种链条，就像把这个国家捆绑起来一样。而世上最著名的几条河流，距离适当，为居民们提供友好帮助互相来往和交换各种商品的便利通道。[47]

除了“上帝”赐予的这一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外，联邦党人认为，定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还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的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而且他们并肩作过战，流过血，击败过共同的外敌。然而，联邦党人认为，仅靠诸如地理、血缘、语言和习俗等等这些隶属于“运气”范畴的自然性因素或纽带并不能把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稳固地捆绑在一块，上帝赋予他们的井然有序的高山和大川有朝一日甚至也许会是某种潜在的分裂力量。由于没有进行真正的政治联合，猜忌和嫉妒就会代替那种由于共同的地理、血缘、语言、习俗和历史而生发的所谓的信任和友爱的本能情感，和大多数其他在陆地上相互接壤的国家一样，各邦不是经常卷入领土的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惟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联邦党人认为，与上述种种出自“运气和强力”的属神的自然性纽带相比，建立在“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之上的这一属人的政治联合更为迫切和重要，也更为牢固和持久。在联邦党人眼里，政治上的真正意义的联合乃是打破那种出自“运气和强力”的政体兴亡律的有力手段。

托克维尔感慨道，一个立法者需要经过一番巨大的努力，才能对本国的命运施加一点间接的影响，因为，他无力改变本国的地理位置及其无法追溯的起源和传统。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他反抗也没有用处，最后连自己都会被卷走。立法者像人在大海里航行。他可以驾驶他所乘的船，但改变不了船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又不能使他脚下的大洋息怒。[48]在此，托克维尔的这番关于命运的感慨似乎是对他自身所处的旧大陆以及以陆地为中心的古代世界的总结，而不适用于新大陆的美国。在美国，不是某一个悲剧性立法家、而是全体公民参与了立法行动，共同实现了人类前所未有之坚强的政治联合，即全国政府的权威直接建立在彼此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的基础之上。他们以全体的立法行动（人民主权）抚平了大自然（包括地理这一根本性的因素）施之于人类的不平等、分裂和不睦的影响和痕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49]他们凭借可贵的常识感选择了人类唯一能够选择的（政体），而将人类无法选择的托付给“运气和强力”这一神圣之域。为了最大限度地征服命运，人类必须首先向意见和常识低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改变了流传至今的船体的结构，而且制造了一艘崭新的巨船，这艘船据说还有变形甚至隐形的功能，它是船，鲸鱼，也是一个“理想国”，其版图和范围得完全凭心去领会。[50]但最重要的是，它的船体的底部更宽广更坚实。

然而，托克维尔也注意到，这艘船的结构虽说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结构朴素均衡，然而它对于全体船员包括船长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他们熟悉和了解这艘船的原理、结构以及复杂的操作规程和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每个船员必须全神贯注，经常进行练习，以达到熟练掌握和运用的地步。在这艘船上，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反复的协议和复杂的手续，只有长期以来惯于自治和政治知识普及到社会下层的民族，才适于采用这套办法。为此，托克维尔甚至不无悲观地感慨道：

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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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记：这篇纪念托克维尔的文章是在林国华的催逼下写成的。在此感谢所有逼我写东西的人。有诗云：如果你是我的好兄弟，那么就逼我写东西，我有一大堆东西等着往外挤。

[2]在这个论题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波丹、格劳修斯等等。

[3]指的是由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倡导而由英裔美国人首次付诸实践的社会契约的政治观念。

[4]“神学—政治论”这一论题由犹太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首创，是犹太人试图安全而体面地在现代世界予以安顿的秘密门径，它对犹太人的“选民”观念乃至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感知结构都进行了根本调整。在此意义上，斯宾诺莎之于犹太人的功绩堪比犹太人的先知摩西。20世纪的犹太著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重捡这一论题并将其发扬光大，可谓意味深长。

[5]地缘政治学基本上是德国人的土特产，从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uelow（1757-1807）的《现代战争的精神》、Friedrich List（1789-1846）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的《政治地理学》、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和《边界的地理和政治涵义》以及他在慕尼黑大学创办的著名的《地缘政治杂志》，最后到Carl Schmitt（1888-1985）的《欧洲公法之国际法中的大地法》和《国家主权和自由的海洋》（参《陆地与海洋：施米特文集》，林国基选编并翻译，“海国图志”丛书第二辑，上海三联，即出）等，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大传统。对德国人而言，地理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乃是最高贵的公民教育，在他们看来，大凡人文、社科的所有门类均可以冠以“地缘”（Geo-）这一称谓。第三帝国时代的地理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界甚至承担了为德意志民族奠基的高贵使命。为此，他们到处掘地三尺，从小亚细亚到传统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从遥远的北冰洋到撒哈拉沙漠以北，企图将他们的民族之根植入土地的深处。身处内陆的德国人虽然的确也在深深地渴望着海洋，而且对于海洋的反思似乎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富于行而上高度，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愿意真正将海洋或水元素纳入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元素之中。尽管美国的海权之父马汉的《海权之于历史的影响》一百年前就翻译成了德语且在朝野引起过巨大反响，尽管他们也曾经有过一支威名显赫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及其冠以“永恒者”（The Eternal）美名的海上战神特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但德意志人并不懂得海洋为何物。依古希腊四元素的宇宙论标准来衡量，德意志民族极端缺水，致使其宇宙秩序严重失衡，不和谐，此即前苏格拉底哲人所谓的“不正义”，或者说不受神的眷顾。

[6]参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家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的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第一页第一段。尼采也不得不将自己称为“新哥伦布”，然而，除了幽深闭塞的日尔曼森林以及林中空地上残留的贵族时代的尸骨和鬼火，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该发现的都发现了，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新东西；该逝去的也都逝去了，宇宙中再也没有永恒轮回。况且，他所谓的发现乃是借助“气”这种最轻浮且暧昧的元素，而哥伦布借助的则是水这一最卑微且厚重的元素。对于尼采自诩为“新哥伦布”的尖刻评论，可参犹太政治思想家勒维特（Karl Loewith，1897-1973）的名著《尼采的同一者永恒轮回哲学》（Nietzsche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中的相关论述。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前揭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

[8]洛克，《政府论》，Peter Laslett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下篇，第49段开头第一句，第301页。

[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前揭，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部分第8章。

[11]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第1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12]关于美帝国的基督教起源及其通过社会契约与海洋的政治联姻，当“五月花号公约”莫属，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契约的政治观念比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从社会契约论的原型五月花号公约，我们能够发现社会契约论的真正旨趣和美帝国的最后秘密，参林国基，《〈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第二章“上帝城”以及第三章“大洋国”，“海国图志”丛书（第三辑），上海三联即出。亦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依据当时广为传播的默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对相关主题的记述，虽然这个回忆录还不是最具价值的文献。关于社会契约论与基督教之间在思想和精神气质方面的的隐秘联系，参笔者对此问题具有范式意义的初步研究（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上海三联＆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4月）。

[13]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第一段。

[14]最有名但结局也最悲惨的就是犹太人的“选民”观念，这也是其他一切例外论（实际上都是各国文人们鼓捣出来的特殊论的变种，其内涵和气象与美帝国的“例外论”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原型和灵感，与美国联邦党人的“例外论”根本是两码事，尽管美国“例外论”与犹太的“选民”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五月花号的美洲之行就被称为新的“出埃及纪”。但犹太人穿越的红海岂能与“五月花号”上的朝圣客们穿越的大西洋相比？摩西从何烈山上取下来的法版岂能与那个诞生于汪洋上的一条船的“五月花号公约”相较？几千年来，犹太人也一直被一种弱者所特有的苦大仇深感、怨恨感以及虚幻的优越感所折磨。最终，在被其他民族折腾了几千年后，他们还是迷途知返，在小亚细亚一块不毛之地上建了一个弹丸之国，总算保留了最后一点常识感，没有被他们的神搞得完全神经错乱。一个健全强悍的民族乃是一个和谐整全的宇宙，这个宇宙能够容纳和统治“水、土、气、火”四种元素，且错落有序，互为交通。而犹太民族只拥有“气”元素（无怪乎犹太人盛产思想家！），而且畸形发展。其症结和病象是：这个民族存在着一个颠三倒四（神秘兮兮，高不成低不就）缺乏常识感的以“气”为生的贵族性的教士阶层，这个阶层阻断了政治（火元素或以太）与大地（包括最卑微但也最厚重的土元素与水元素）的交通和循环，使其无法拥有一个坚实且宽广的统治基础，致使整个犹太民族变得头重脚轻，神经失常，群魔乱舞，常识感荡然无存，见到UFO或者龙卷风所成的沙柱，就尊其为他们的上帝，还跟着它们在沙漠里瞎转悠。在医学上，此种病象乃所谓的“气滞”（另参本书17页注①）。关于上述犹太人的所谓“例外论”及其施之于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病态的深刻影响，参Gil Merom，《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及例外论的神话》（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yth of Exceptionalism），Political Science Quarerly，Vol.114，No.3（Autumn，1999），页409-434。

[15]有限中的无限是前苏格拉底哲人、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提出的著名论题。

[16]联邦党人所谓的“运气和强力”就是霍布斯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著名假定“自然状态”。“自然状态”这一构建海洋帝国的假定和起点（在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那里）曾备受包括卢梭在内的各路政治思想家的质疑和攻击，以至于它在卢梭那里开始被予以历史主义的处理（参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从而开始走向陆地化，蜕变成为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其蓝本即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日内瓦小共和国。问题是，这种小国寡民的古典共和理想只适合在小邦实施，在大国就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大国如何解决共和问题（即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所谓的“扩大的共和国”），一直到美国建立联邦制才真正予以解决。相比之下，罗马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发现海洋，仅凭陆地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关的详细研究，参林国基，《〈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前揭。

[17]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8篇。

[18]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5篇。

[19]参Richard H.Kohn，《鹰与剑：联邦党人与美国军事建制的创造（1783-1802）》（Eagle and Sword：the Federalist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emnt in America ，1783-1802），the Free Press，1975。

[20]参本书4页注②。关于战争与政体（Military-civil）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德语学界以汉斯·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1848-1929）的《政治史范围中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 Geschichte，Berlin，G.Stilke，1900-1936）（共四大卷）最为有名，已经有多个英译本。英语学界则是几十年来一再修订出版的《现代战略家：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Edward Mead Earle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3年。

[21]但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宁可将自己称为帕布利乌斯。他认为恺撒并没有解决罗马政制的最大难题，即如何协调共和与帝国这两种似乎是互为水火（水元素与火元素在美国政体中获得了首次纯粹的和解，参本书23页注①）的统治原则，并将其统为一体。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第一段里，汉米尔顿提出了所谓的美国问题以及美国例外论，显露了超越罗马帝国的野心，即建立一个共和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植根于公民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或者说人民的“同意”这一基础之上。在联邦党人看来，在美国之前，历史上所有曾经冠以“共和”之名的政体皆是徒有虚名，与真正的共和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对内阶级斗争，对外军事征服的陆地性贵族制统治原则之上，遭受着“运气和强力”的随意摆布。他们认为，真正的共和国应该建立在人民的“同意”这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源泉”基础之上，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和政治联合。参《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第22篇，第39篇，第49篇，等等。参Karl-Friedrich Walling，《共和的帝国》（Republican Empire：Hamilton on War and Free Government），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年。

[22]汉密尔顿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思想对游历美国的德国人李斯特影响深巨，直接促使后者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这本书奠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帝国霸业。参Edward Mead Earle编，《现代战略家：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页117-154。

[23]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篇。

[24]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篇。

[25]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篇。

[26]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篇。

[27]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3篇。

[28]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4篇。

[29]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4篇。

[30]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篇。

[31]现代性的开端是海洋，而不是陆地。在此意义上，现代政治哲学之父是身处岛国的英国人霍布斯，而不是那个身处佛罗伦萨这块弹丸之地的马基雅维利。试问：大禹治水与大禹治海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32]当罗马人征服了已知的土地，在陆地上建立起了辉煌的帝国秩序，他们的一位天才的诗人也同样隐隐地感到了某种不安，这种感觉是水带来的。由于那个深嵌在陆地中的海，这个永恒的秩序也必然深嵌着某种裂隙，人世间没有永恒，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在变形。在奥维德的喜剧作品《变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关于变形的有趣记述，神的，人的，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其中，很多的变形都与水有关，可以说，无水不成书。整本书以罗马史为主线，但作者把它穿插在大量的变形故事中予以叙述和编织，呈现了人世间的动荡不居以及命运的偶然和严酷，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罗马的变形。如果说罗马“黄金时代”的杰出诗人维吉尔（Vergil）终其一生歌颂了“放牧、农田和领袖”，如其墓志铭所概括的，那么，奥古斯都时代的另一位诗坛天才奥维德（Ovid）则对这一切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并将其视野投向了水和海洋，未来的新世界就奠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值得深思的是，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近代以降的大航海时代获得了重生，且声誉日隆，其影响力据说仅次于《圣经》。尤其是在英伦三岛，奥维德的《变形记》被莎士比亚继承并发扬光大，对这个民族的影响至为深远。有人甚至断言，不读《变形记》，就无法理解近代的英国；不研究近代的英国，就无法理解《变形记》。奥维德的《变形记》在德意志思想界也颇受重视，但由于其地处内陆（land-locked），并没有在社会政治层面发生什么影响。普鲁透斯（Proteus）借助海洋才能变形。一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矫情柔弱的德国文人们仍旧沉溺于不怀好意的塔西佗笔下的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人的所谓纯粹性。关于《变形记》对于德意志思想的影响，可参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滞重干涩的变形记。在奥维德那里，变形乃是一个喜剧的主题，它决绝果敢、强悍有力地打掉了对于各种变形的道德的以及行而上层面的深度考问及其牵缠，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各种物体（包括人体）的物理意义上的运动和变形这个表面，具有极强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但在德意志思想界，变形却成了一个悲剧的主题。

[33]这是由于“土”元素的自然本性使然：滞重，稳定，有形，可以被占有、划界和记忆，便于确立事实，传承法权。政治活动的起源和本性植根于“土”元素，但又不仅仅如此。如果说在前苏格拉底传统中，“土”元素被划归死亡之地哈德斯（Hades，地狱），那么政治的使命就在于：与代表僵硬、腐朽和死亡的“土”元素相抗争，通过人类的政治（战争和立法）行动，将“水”、“气”和“火”元素一并纳入政治共同体，形成一个互为交通、和谐有序的大宇宙。参林国基，《〈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前揭。

[34]在此意义上，波希墨特就是我们所说的“窝里斗”。

[35]霍布斯的译本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从希腊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译本。

[36]在其30年代所撰写的《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中，德国政治思想家施米特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应该改名为《波希墨特》，他认为肇始于法国人博丹（Jean Bodin）而被霍布斯发扬光大的国家主权学说完全是陆地性的，应该由陆地怪兽波希墨特来象征。笔者认为，施密特的这一断言是错误的。肇始于博丹的国家主权学说固然是陆地性的，但在霍布斯那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形。确定国家主权的地理属性（即属于陆地性还是海洋性）的唯一检验标准，是看它是以个体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前者属于海洋，后者属于陆地；前者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和解和稳固的政治联合，而后者则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窝里斗”。参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林国基译，收入《海洋自由论/新大西岛》“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在社会契约论传统内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的又大相径庭。在笔者看来，其症结是：英国人开创的社会契约论建立在海洋的原则和基础之上，但在卢梭那里，已经被巧妙地置换到了陆地的原则和基础之上，这一社会契约论的陆地化倾向后来被德国人尤其是黑格尔所继承，最终导致社会契约论这一本质是海洋帝国的理念板结为陆地化了的小国寡民理想。要想参透其中之玄机，可以比较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联邦党人文集》（尤其是麦迪逊所撰的著名的第10篇）。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美国著名的宪政专家Daniel J.Elazar（一个聪明的犹太人，毫不夸张地说，其对美国联邦制的毕生研究和洋洋几大卷只不过是为了使犹太人在美帝国稳稳地、体面地扎下根来。在此意义上，他可谓是深谙其犹太先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苦心教诲）的一个颇有见地的评论：英格鲁—撒克逊人及其美国后裔的政治立法继承了圣经的约法传统，而欧陆国家则继承了古典共和国的传统（参其《Exploring Federalism》，University of Alabama，1987）。我的补充是：前者属于海洋性传统，后者属于陆地性传统。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详尽研究，请参笔者即将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

[37]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第1段。“帝国”这一提法在此书中还出现过多次。如：“美利坚帝国的建筑物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源泉”（《联邦党人文集》第22篇）。

[38]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篇。

[39]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1篇。

[40]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8篇。

[41]陆地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人群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集体性的离散和不睦倾向，像一盘散沙；海洋上则不存在任何区分，既无纵向之等级差异，也无横向之板结封闭、互相斗争之类与群，那里只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等的个体，以及密不可分的整体。

[42]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4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另参Herbert J.Storing，《反联邦党人鼓吹什么？》（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43]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8篇。

[44]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根据恩培多克勒的说法，鱼类虽然生活在水中，原本却是属火（意味着战争和统治）的，其位置一度比“气”元素还高，堪比神明，尊贵无比。然而，由于其火气极为旺盛，以至于需要从天上下到凡间，且将身体浸入水中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为水是一种极为可靠的降温系统；否则，它们会被自己身体中的火烧死。但这种元物理（行而上学［编者按］这是本文作者的着意用法，非误植）的说法虽然不失风趣，也不乏深刻启示，却委实让人费解。关于这个问题，其后的英国人弥尔顿为世人提供了别出心裁的神学—政治解释，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在其不朽诗篇《失乐园》中，以利维坦为首的水族们原本为撒旦及其同党，为了恢复和夺取神位而起兵造反，失败后被天帝打入凡间，以水涤荡身上的炽烈之气，并变形为水族，从此成为海洋的统治者。在弥尔顿笔下，当海洋霸主利维坦出行时，仍不改其昔日属火之风采，不仅满身喷火，而且能浮游在空中，遮天蔽日，威力无比。在英国人霍布斯那里，利维坦更是变形为一个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海洋帝国，而且这一象征和理想最终由美国联邦党人予以论证和辩护，由全体英裔美国公民批准实施。与那个建立在陆地基础之上的最终被自身过于旺盛的火气烧毁的陆地怪兽罗马帝国相比，美帝国乃是一头经过了海水（人民主权）的洗礼并受其护佑的鲸鱼或者说利维坦，它很可能比罗马更稳定，更长久，也更狡诈和冷酷，因为它是以水为生的冷血动物。关于诸如此类的更详尽的研究，参笔者从“土、水、气、火”古希腊四元素角度对古今中外一系列经典作品的政治哲学评注和解读，将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在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

[45]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5篇。

[46]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6篇。

[47]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篇。

[4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部分第8章。

[49]但美国建国初期并没有切实关注和落实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这个不幸的群体成为旧大陆的贵族制在民主制的新大陆上的最瞩目的残余和象征。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奴隶制问题只是个修辞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从而为美国构建一个海洋帝国扫清了最后一个内部的掣肘和障碍。而领导那场内战的林肯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尽管美国修正主义史学（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将其描述为双手沾满美国白人鲜血的“恺撒大帝”、“屠夫”，而将其谋杀者布斯（John Wilkes Booth）誉为“布鲁图斯”。关于林肯以及美国内战，参Harry Jaffa的两部经典著述，《分家的危机：关于林肯—道格拉斯争论的阐释》（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s in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以及《自由的重生：林肯与内战》（A New Birth of Freedom：Abraham Lincoln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虽然预见到了美国的那场内战，但却弄错了交战双方的身份，那场内战并不是像他预测的那样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进行，而主要是在白人之间进行。

[50]正如麦尔维尔在《白鲸》中所说：这头鲸鱼究竟是怎么个模样，这世上很少有人知道。要想大致弄清一头鲸鱼的大概轮廓，惟一的办法是你自己出海去捕鲸，诅咒和谩骂一点用都没有。不过，这样做你就得冒被它永久伤残或沉入海底的不小的风险。除非你领教过鲸鱼的威力，否则你实际上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一个迎风洒泪、见月伤心的可怜虫。清楚明白的实在只有经得起考验的巨人才有缘得见；少见世面的人要想见到它岂非难上加难？

[5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部分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