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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导论”3，页9。以下部分对于本书的引用涉及“导论”，或者用卷、章节和部分标号来给出，并且给出它们在Carnegie基金会译本（格劳秀斯[1625]1925）中的页码。引文都是出自那个译本。我对于格劳秀斯思想的讨论也完全基于那个译本。他早期的《捕获法评注》（De Jure Praedae Commentarius）（格劳秀斯[1604]1950）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有别于《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因此如果使用这个本子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模糊而非清晰。关于这两部著作之间差别的讨论可以在Tuck 1993，第五章中找到。

[2]Olivecrona（1971，页14-16）认为这一从自然本性到义务的推理是有问题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格劳秀斯的真正主张是，认为我们受上帝这个人类自然本性的造物主的权威所约束（参见菲尼斯1980，页44；Olivecrona 1977，页79，页100-101）。他因此得出结论说，不同于大多数解释者的说法，格劳秀斯的理论并非是世俗的。我并不认同这种解读，因为格劳秀斯并没有给出任何迹象，表明他相信从自然出发的推论是一种谬误（参见Rabkin 1997，页297）。根据菲尼斯，阿奎那也将权利奠定在这种谬误的基础之上，如果这是一种谬误的话。的确，Olivecrona（1971，页17）继续指出，按照他的理解，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受上帝的命令制约，而不受符合自然本性的制约，后者显然没有给义务留下基础。

[3]主观权利的概念对于格劳秀斯来说并不新颖，它已经被中世纪的作家们发现了，尤其是在略早于格劳秀斯（Haakoonssen，1996，页23；Nederman，1996；Villey，1964）的晚期经院派学者苏亚雷兹（[1621]1944）那里。格劳秀斯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他对主观权利的明确偏好，而且也表现在他对这个概念的最低限度的解释。这强有力地指向了现代的个体权利理论。参见菲尼斯，1980，页206；Haakoonssen，1985，页240；Kingsbury，1997，页17；Rabkin，1997；Tuck，1979。

[4]在一个对洛克的奇特（尽管绝非是独一无二的）预示中，格劳秀斯认为，在此条件下，设若某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已经从共有物中拿走了某些东西，那么他人把它夺走就是不义的（Ⅱ.2.2，页186）。然而，他并没有使之成为自然财产权的根源。关于格劳秀斯的财产权理论的详尽讨论，参见Buckle，1991，第一章；Olivecrona，1977。

[5]这同样也是在极端需要的情形下夺取他人财产的权利的基础。格劳秀斯认为关于财产权的原初协定必须被认为包含一项在必要的情形下允许此种擅自取用的条款，因为其目的在于为人类生存提供手段（Ⅱ.2.6，页193）。关于如何通过合理的调整而从原初的共有主义中产生私有财产权的较好讨论，参见Buckle 1991，页9-13，页43-44。

[6]在此我追随Zuckert（1989）所提出的关于自然法的法理分析的解释，他认为前述的哲学倾向乃是罗马法学家针对自然法的哲学观念给实定法所带来的挑战的有意回应。为了缓和这种挑战，他们将自然法解释为原始的和低级的，并且将实定法（包括万民法）解释为文明的和理性的（亦参见Buckle，1991，第一章；Kingsburg，1997，页30；Nussbaum，1950，页20）。在格劳秀斯之前，那些思想家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自然法可以为人类实践所修正的观点，比如托马斯·阿奎那（1952，1a 2ae，94.5）和苏亚雷兹（[1612]1944，2.14.6，页16，页17）。此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中也是一种常识（Tuck，1979，第二章）。

[7]对于金蒂利来说，万民法（ius gentium）严格来说只是协定的产物，尽管格劳秀斯提示说，这个词有时也不恰当地用来描述自然法的某些部分（“导论”16-17，页15；40，页24）。在此他有别于金蒂利（[1612]1933，8-11），并且有别于其他的前辈们，对格劳秀斯来说，制约国家的那一系列规范，即我们所谓“国际法”的那些规范，不仅包括万民法的律则，而且也包含自然法的律则。

[8]他指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将自己的王位“视为一种用益权”，并且其权力受来自公众同意的各种限制。

[9]这就导致了如下观点，即在格劳秀斯笔下，自然法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通过“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原则来为人类的各项安排提供支持（劳特派特，1985，页17；Onuma，1993a）。Zuckert（1994，第五章）认为，正是这种自然法和人类协定的结合才使格劳秀斯在17世纪英国辉格党中深受欢迎。他建立在自然法上的基本原理，由于忠实于以历史为条件的宪政秩序，因而完美地满足了后者的需要。

[10]格劳秀斯的确指出，这种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自然法”。并且，自然法为了和平之故，通常偏向于保持现状（Ⅱ.4.7，页225），这一原则尤其有利于时效取得。

[11]在托马斯主义传统之外，已经有观点认为人类法可从自然法中获得真正的特许。苏亚雷兹（[1612]1944，Ⅱ.14.1-4）就提出了对此的部分论证。

[12]在此我不考虑为正义战争理论家们普遍接受的一方例外原则（one partial exception）：如果双方都真诚地认为自己属于正义一方，他们的交战都不受谴责，尽管他们之中肯定有一方犯错了（Ⅱ.23.13，页565；苏亚雷兹[1612]1944，Ⅱ.18，页337-338；维多利亚[1539]1991，页282，页312-313；而在其他方面对格劳秀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金蒂利[1612]，页31-33却不这样认为）。

[13]这似乎是格劳秀斯学说中绝对统治的起源之一，即通过征服（无论它是否正义）获得主权：Ⅲ.8.1-2，页697-699。

[14]在此，格劳秀斯引用了圣奚普里安（Cyprian），并且也引用了卢坎（Lucan）的格言，“赋予罪行以权利”（Ⅲ.4.5，页645。）。

[15]格劳秀斯指出，万民法也允许交战双方杀害敌国的任何臣民，无论他们是在何处被发现的——无论是在他们的家中，还是在海上，抑或是在外国的领土上——理由是针对一国的战争就是针对它的全体人民的战争（Ⅲ.4.8，页647）。后来他又指出，自然法自身也对此予以了承认（Ⅲ.4.18，页654）。

[16]格劳秀斯发现，万民法并未解决战争中发生的奸淫的问题。“并非一切民族的法律，而只是那些较善的民族的法律”，才不允许奸淫（Ⅲ.4.19，页657）。

[17]在这个部分，康德（[1795]1983，页116）在同样的层面指责普芬道夫和瓦特尔（Vat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