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传

贾平凹小传

杨天豪

一、贾家李平

1952年农历2月21日，陕西东南商洛地区丹凤县商镇金盆村的一户李姓人家，贾平凹出生了。这里距贾平凹家所在的棣花镇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这是一段极远的路程。贾平凹的母亲之所以借住到这么远的地方生孩子，是有特殊原因的。贾平凹原本是有一个哥哥的，但是这个男孩在出生不久就死了。商洛地区历来相信鬼神的存在。有一个阴阳先生说，贾家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个八个也会死的，最好借住别人家生孩子。其时贾平凹的父亲贾彦春在金盆村教书，这户李姓人家又乐意帮忙，于是，贾平凹的母亲便在怀着贾平凹第十个月的时候，艰难地行走到这户人家待产。

贾平凹出生后，父亲贾彦春为感谢这户人家，给儿子取名“贾李平”，家人则按当时习惯叫“平娃”。贾平凹将“娃”改为“凹”，则是1973年的事，两字音同形异，但取“凹”之意在于表达自己正视人生道路的崎岖。贾家对这个新生命呵护备至，为了保全他的性命，“‘男占女位’，穿花衣服，留黄辫撮”。在商洛地区，如果一家人担心小孩子性命难保，就要认一个干爹。大清早，家人抱着小孩出门，第一个遇到谁就是谁，遇到人就是人；遇到鸡狗，鸡狗也算是干爹了。贾平凹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一位旧时的私塾先生，他懂之乎者也，能写铭旌，家里还有一本《康熙字典》。这似乎是对贾平凹未来的一种暗示。

棣花镇是个古镇，坐落在丹江流域的一个小盆地中，群山环抱，水田纵横，生长着芦苇和莲藕。有一条叫官路的街道穿镇而过，它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古镇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古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贾平凹出生时，棣花古镇交通要冲地位早已丧失，虽然山清水秀，但五谷却长而不丰，生活极度贫困。

商洛贾家祖上从河西走廊凉州来。凉州贾家是贾谊之后，是当地大姓。《三国演义》中的贾诩就是凉州贾家。贾平凹出生时，商洛贾家很贫寒，人丁却很兴旺。他父亲兄弟四人，他们这一代兄弟十人，加上七个姐妹，一大家人在一起生活，乱哄哄地在一个补了七个铜钉的大环锅里搅勺把，团结友好是乡里没有第二的了。但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和第三代人逐渐长大，家里开始有了各种内部矛盾和倾轧。在那样一个贫困年代，那样一个大家庭里，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而大多为吃。贾平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度过的。当他后来读《红楼梦》时，发现其中的人际关系和他们贾家的大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商洛贾家是《红楼梦》贾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贾平凹的奶奶犹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享有无上的权力，贾平凹的母亲和三个婶娘形成四个母系，为了各自的孩子吃好喝好，抢勺夺铲，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当时一大家人在添了两桶水熬成的稀饭里加了碗黄豆，黄豆在第一遍盛饭时就被捞得一颗不剩。这样的穷困家庭在当时是很难维持的，它的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贾平凹的父亲贾彦春是位乡村教师，从小学到高中，他都教。他的一生是在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的辗转中度过的。他是一个世事洞明的人，但多少有些迂。他对自己和孩子都很节俭，但对来客却倾囊招待，家里好吃好喝的全给外人享用。以至于后来贾平凹当了作家，要有作品刊登于报纸上，或赴京召开会议，贾彦春周围的人就向他道贺，讨要请客，他就少则一斤糖一条烟，大则摆一场酒席。商洛地区酒风豪爽，有时一次酒席可喝掉十几斤，甚至几十斤水酒，不喝到全醉是礼数不周。这导致贾平凹从小不喜欢人多，常常感到孤独。

儿时的贾平凹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堂屋高高的石条台阶上，看着远处的云起云落，心中想它们是从哪里来又是到哪里去。他时常看到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便想这飞物是不是也同自己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他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些蓝色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停在荷叶上，他对这些美丽的生灵充满了怜爱，喜欢它们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他有时会用手把蜻蜓捏住，但看到它可怜的挣扎，就立即放了它。那个时候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习惯离群索居的他爱上了自然，他常常一个人在故乡的山岔里漫游，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他害怕，又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些山岔风景各不相同，其丰富和美丽让他无法形容却又流连忘返。

二、棣花少年

五岁那年，棣花镇的小学在报名，贾平凹知道后也要报名上学。母亲带他去学校，报名的老师说他年龄太小不能收，他一听就伤心地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们见他上学之心如此，都围着他笑，并破例接收了他。不过，贾平凹不是学校的正式学生，是一年级的“见习生”。贾平凹虽然年纪小，但学习成绩优异，被破格允许升级。

当时的棣花镇初小教室设在寺庙里，四壁上方画满了山水、神鬼、人物。一年级教室在贾家祠堂，这些地方独特的民间文化遗留，对日后贾平凹的创作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学时的贾平凹喜欢语文课，喜欢造很长的句子，作业本用完后常常跑到坟地里捡人死后挂的白纸条儿，回来订成细长的本子。当时他好多字不会写，就用白字或别字替代，同学们都叫他错别字大王，老师却表扬他，并将错别字一一划出，让他连写三遍。小学时的贾平凹最喜欢上书法课，他没有毛笔，偷偷剪了伯父羊皮褥子上的毛扎到柳棍上当笔。老师知道后，就送给他一支毛笔。受到鼓励的他越发爱写大字，别人写一张，他写两三张。老师将他的大字贴在教室的墙上，后来还在学校的高年级教室展览过。

一年级第二学期，贾平凹开始给在外地的父亲写信，第一封信花了三天才写好，老师帮他改了好多错字，说：“以后到高年级做作文，或者长大写文章，你就按这路子写，不要被什么格式套住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写清、写具体就好了。”贾平凹把这些话深深记在脑海里，多年后，他说：“之所以如今我还能写些小说、散文，老师当时的话对我影响很大。”贾平凹上小学时喜欢看戏，远近都随大人去。还在村上的剧团里饰演过《穷人恨》中的狗娃。

上学以后，贾平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却喜欢独处。老师和家长一直担心他的“生活不活跃”。儿时的贾平凹很瘦，脑袋却很大。他读到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得那就是自己。有段时间，贾平凹爱上出走，背了背篓上山打柴割草。商州的山水丰富而美丽，每一处山岔的风景都不一样，那些陌生的山岔让少年贾平凹害怕而又极大满足，他只觉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比如，有一朵山花突然之间开在崖壁上，他就坐下来久久地看。比如，空空的山谷里突然走过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甚至还比他小的女孩儿，他总感觉女孩周身有一圈光晕，就轻轻地在心里叫她“姐姐”，他希望她能拉自己的手，抚摸他的头发，然后长长久久地在山谷里住下去。少年贾平凹往往在这天夜里，梦见白天遇见的那个小女孩。

到了夏天，棣花的学校是要睡午觉的，贾平凹却总是等大家伏在桌上睡着以后，约几个小伙伴偷偷地到荷花塘里去玩水。这是学校不允许的，贾平凹为此常常挨打。但是水给了贾平凹一种柔韧的品质，他日后的写作与水有很重要的关系。

1964年秋，贾平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离家十五里地的商洛初级中学，却开始了更加孤独的生活。中学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一放学就拿着瓷碗排队打饭。班上有一些干部子弟，他们比较高傲，常常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贾平凹。农家的孩子愿意和贾平凹在一起，但是他们的闹腾和疯狂让贾平凹反感，他们因为贾平凹身体不好，打篮球不传球给他，拔河不让他参加。期间还留下一个噩梦般的记忆：冬天课间休息，学生们在向阳的墙根下“摇铃”取暖，每次被当作“铃胡儿”推来推去的，往往是贾平凹。

期间，他的祖母和外祖母相继离开人世，棣花镇一些极熟的人也死了，这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他常常在操场一角独自呆坐，那时的贾平凹是羞怯的，见人走来就慌乱地看脚边的蚂蚁。他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河堤上抓一堆沙窝里的落叶点燃，看那烟和火的可爱。

中学生活刚刚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贾平凹与同学们一起去西安“串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大秦岭。“串连”归来，武斗开始了，他回到了棣花镇，成了一名公社社员，被队长分配到妇女组里干活。

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他极为痛苦。他在家乡读一些没头没尾的古书，也读鲁迅。一个阴雨的秋天，贾平凹趴在窗台上读鲁迅的书，读到“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一句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盼望“文化大革命”快些结束，盼望父亲从单位回来，更盼望自己能重新回到学校，考取一个好的大学。然而，此时的母亲得了重病，父亲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劳动改造。一系列的打击让贾平凹一家坠入了黑暗的深渊。贾平凹越发孱弱和敏感，他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姑娘，但是从未表白，只是偷偷地在心里养育着这份感情。其时棣花的青年结婚早，贾平凹十六岁时，他母亲认为儿子相貌平平，就托人给贾平凹做媒，他不让母亲这样做，还用石墨在山墙上刻了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以明心志。

三、“打出潼关”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参军是青年们离开家乡闯荡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贾平凹也想通过参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70年，他和同伴一起去报名参军，其他的条件都符合标准，却因为平板脚而被拒之门外。随后，他去了棣花附近的苗沟水库工地，写标语，播广播，独自办《工地战报》。他开始写诗，并发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受到许多人的赞赏。他把自己的诗投给省城的《陕西日报》，却没有发表。

1972年，经水库工地推荐，丹凤县批准，贾平凹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同年4月底，贾平凹在泪水中挥别父母，走出秦岭，到西北大学中文系求学。

入校后，系里要求新生写上大学的感想。贾平凹写了一首名为《相片》的长诗，未曾想到，这首诗很快被校刊发表，那一期校刊上除了贾平凹的诗外，其他全是老师的作品。他读罢校刊，诚惶诚恐，便更加努力地写诗。一时间学校里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诗，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诗人。”他成了西北大学的“新闻人物”，并重新燃起了当作家的梦想。他几乎天天写作，到处投稿，四处求教，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但一篇都没有发表。

1973年8月，贾平凹在《群众艺术》上正式发表了一篇写革命故事的短篇小说《一双袜子》（与同学冯有源合写）。这是贾平凹的处女作，也是从这篇作品开始，他开始用笔名“贾平凹”。

1975年，贾平凹大学毕业，原本要回乡教书，但因有创作才华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做了一名助理编辑。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贾平凹一有时间就读书写作，他说自己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他开始否定自己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一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他要写自己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和事，要在创作中寻找自己的路。他提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果然，贾平凹开始写自己家乡商州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塑造出一个个让人难忘的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上，贾平凹的商州是不可或缺的。

1978年，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并获当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从这一年起，贾平凹真正意义上“打出潼关”，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其后，《商州初录》（1983年）、《商州又录》（1984年）和《商州三录》（1988年）等系列作品引起很大反响，贾平凹也不断获奖：《腊月·正月》获1985年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商州初录》获1987年《钟山》文学奖。

1979年新年，贾平凹与来自棣花镇的韩俊芳结婚。韩俊芳是个秦腔演员，俊美聪慧。同年11月，女儿出生，取名贾浅。

在整个中国被市场经济大浪席卷的时期，贾平凹较早关注文明转型期人的精神状况，他用“浮躁”一词来概括，并以此为名写出长篇小说，因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的问题和浮躁状态，以及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而引起轰动。《浮躁》于1987年问世，1988年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1990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英文版。

四、《废都》蜚声

真正给贾平凹带来很大声名的是长篇小说《废都》。1993年7月，《废都》发表在《十月》第四期，单行本在中国内地（北京出版社）和中国香港地区（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北京出版社首印50万册。一时之间，长安纸贵。《废都》是一部写城的小说。贾平凹自云他在城里住了二十余年，却没有写过一部有关城的小说，越是有内疚感，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写了。当他要在这本书里写这个城了，这个城里却已没有了供他写这本书的一张桌子。

此前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妻子韩俊芳离婚，让贾平凹身心跌入低谷。他不小心被传染上肝病，久治不愈，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还被一场官司纠缠。母亲染病动手术，父亲得癌症亡故，妹夫死去，妹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居住。他自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了却把我烧毁”。所以，《废都》是贾平凹在生命的苦难中安妥他破碎的灵魂的书。这部书以西京城的文化名人庄之蝶的生活为线索，刻画了文化废墟之上的精神危机和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浪中的无力与颓败。在作品中呈现出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世情小说的风格，以及当时社会的世相百态。

《废都》引发了许多话题：知识分子、颓废、性、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联、文学与现实生活，还有文学的传播等，不一而足。庄之蝶的名字源于庄周梦蝶的典故，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是一种“物化”。但在《废都》中，庄之蝶则是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知识分子，在即将离开西京远行时，因突发疾病而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贾平凹通过这个人物戳中了时代的痛点，所以这部作品遭遇了毁誉参半的命运。一方面，《废都》与《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等作品被看作是“陕军东征”的代表性作品；另一方面，庄之蝶成为批评的对象和争议的焦点。一些评论家把庄之蝶看成了必须对决的一个对象。《废都》出版不到半年，被北京市出版局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为由查禁。其后盗版《废都》不绝，据统计，累计的盗版数量超过一千万册。一直到2009年，《废都》才被允许再版。《废都》在被禁期间，出版了多种外文版本，并于1996年获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2003年获法国最高荣誉奖之一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

这一年起，学界对贾平凹的关注越来越多，有人专门研究《废都》，有人为他写专论。代表性学术论文有胡河清的《贾平凹论》（《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许纪霖的《虚妄的都市批判》（《读书》第十二期）、吴亮的《城镇、文人和旧小说——关于贾平凹的〈废都〉》（《文艺争鸣》第六期）等。《废都》出版后，有关贾平凹的研究论文集也纷纷出版，当年出版的就有十三部之多。

五、《白夜》模式

说贾平凹是“鬼才”是名副其实的。这不仅是指他过人的智慧和奇崛的才思，同时也是指其“出牌”反常和不羁的行为，这里面还应包括他抗压的能力。《白夜》的构思正是在《废都》争议满天飞，而贾平凹却避居四川绵阳期间，动笔写作是在《废都》被禁半年后，我们不能想象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和状态进行写作的，显然，在这样心力交瘁的多事之秋，一般常人是难以完成又一部长篇小说的。

《废都》引发的争议令贾平凹不得不重新考虑日后的创作。主观上，正如他本人所言，农村生活写多了想写写城市的小说，但出身农村和对农民生活的熟稔于心，客观上又笔走农村，这种主客观力量成了他后期小说长期的“两栖”特点，即以城乡小说或农民进城小说为主，实际上，这样一种“两栖”现象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进入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心理和体质的蜕变与纠缠的表现，农村进化和农民进城客观上成了时代的主题，所以大多作家的作品都潜射着这种历史进化的症候，这在路遥和陈忠实作品中也能找到明显的答案。从《白夜》开始，贾平凹小说一直关注和体现这样的主题，“两栖”现象一直贯穿他的小说始终，《白夜》是这样，《土门》是这样，经过《高老庄》《秦腔》的过渡，到长篇小说《高兴》，此类主题意识达到了顶峰。如此，《废都》和《白夜》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只是《废都》以城市小说为主，其背景和人物心理都是小市民化的，而《白夜》虽同样冠以《废都》中的西京城，但其小说质地、背景渲染、心理构造都是农村化的，这样一种创作的开拓和包装成就了贾平凹，令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刃有余，既扩大了写作的容量，也有了艺术水准，因为贾平凹的根还在农村，如鱼和水的关系。

《白夜》是一部关注现实之作。贾平凹重新咀嚼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倾洒他的悲悯情怀。主人公夜郎善良、正直，但又暴躁、固执，他怀揣一腔热血来到城市发展，但现实的壁垒让他处处碰壁，无奈只能在两个女人颜铭和虞白之间寻找感情的慰藉，最后不满现实的他在报复邪恶时却被代表正义的法律收服。夜郎身上似乎有骆驼祥子的影子，只是人物不同，时代迥异，作品充满了精神张力和反讽力度，写出了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现代文明侵蚀传统文明的阵痛和一些社会问题，也夹杂着在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灵魂的痛楚和裂变。作品的悲剧性加深了这部小说的厚重感，作品中人物命运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夜郎最后被捕；虞白又陷入孤独；宽哥失去警察的工作；颜铭领着丑孩远走他乡；吴清朴去世；邹云被关入劳教所。命运如一张网，网住了这些要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白夜》似乎就是取虞白和夜郎之意，其寓意即白天做着黑夜的梦，其结果只能是化成泡影。

在艺术上，《白夜》全文贯穿着再生人和目连戏，且贾平凹用一贯的“商州笔法”使这部小说的现实性与神秘性、现代性与民俗性结合得更为圆融自然。《白夜》的故事虽发生在西京城，但这只是作者寄情托意的创作载体，其意要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复活历史与民间的生命律音，调动起自己多年的民情储备，文中的人情世故、风物掌故、衣锦茶点、药引命相等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朦胧氤氲而又清雅通脱的阅读感觉。

《白夜》的构思正是1993年贾平凹避难《废都》，在四川绵阳师专的一座山上开始的，这里山中有校，校中藏山，环境静幽。但在接下来的六七个月中，《白夜》的设计，却先后推翻了三次，甚至一次动笔写了三万多字，又彻底否定了。直到1994年7月，住了半年多的医院，也就是在后来成为第二任妻子的护士郭梅的精心照料下，贾平凹的身体和精神明显好转后开始写作，这次一反常态，贾平凹没有去乡下写作，而是在西安市里写作，这可能也是他重新要在这座城市站起来的宣言和姿态。写作前他总要焚香敬三样宝贝：一是读者赠的一支一人多高的巨型毛笔，二是一把配有银鞘的龙泉宝剑，三是一架数百年的古琴。写作期间，他并未与社会隔离，有一天接待了28批来访者，书未写完，就有多家出版社求购版权，最后和华夏出版社几轮谈判之后正式签约。后来在北京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时，盛况空前，半小时就卖出了300多本。

贾平凹的小说即使没有媒体的炒作，书的质量和作者的名望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

六、“废乡”《土门》

《土门》延续着前文说过的“两栖”模式，只是这次不是农民们主动进城改变命运，而是着眼于对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双重的批判。在城市文明和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村的兼并和挤压是历史的趋势，所以不管“成义”们如何努力，其结局还是仁厚村被侵占了；但同时，城市化的弊端也是充满了隐喻，成义的阴阳手、云林爷的瘫、梅梅的尾巴骨都讽喻了都市文明内部的某种残缺和腐朽。

《土门》写于1996年夏，同年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贾平凹自称书名《土门》是缘于西安有一片街叫土门，写《土门》时累了就逛土门，逛了土门再回来写《土门》。有时候他坐出租车去，有时候骑车去，嘴里哼着曲儿，曲儿非常好听，土门街百业俱全，他在那里看绸布、看虫鱼、看国药等。

《土门》写的是在西京城郊几里远的地方，有个仁厚村，村里的土地被城市建设征用了，农民们无事可做，男人们搓麻将，女人们骂街生事。村长成义正直、刚猛、有责任心、敢作敢为，他带领梅梅等村民和占村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义是个土地宗法观念很强的人，上任之初，他就发誓带领全村人恢复祖宗传统，建祖庙、修牌楼、保护原始风貌。但是，小小的仁厚村怎能挡住城市建设的步伐，工业经济取代农耕经济是时代前进的趋势。成义为了能建企业而偷窃文物被执行了死刑，梅梅和云林爷搬到有草有林有鸟叫的地方安家落户。城市建设不动声色地侵占并打败了农耕文明。作为农民出身的贾平凹对农民的感情和城镇化的进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他深知农村的弊端和城市的贪婪，内在的矛盾成了小说创作的内驱力，并成了小说构思和走向的物理载体。“农村是落后的，城市也有城市的弊病，尤其在中国，如何去双重的批判呢？我是站在仁厚村的角度来写这一进程的，写行为上的抗拒，心理上的抗拒，在深深的同情里写他们的迷茫和无奈，写他们的悲壮和悲凉，写一个时代的消亡。”城乡接合部是贾平凹小说写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他自知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的时候，贾平凹说，“我对故乡的熟悉和热爱使我写了大量的以商州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散文，现在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比在老家的时间还长，也积累了不少素材，这次写《土门》，其实也主要写了仁厚村，写大城市的发展将农村吞噬掉的故事。这类城乡接合部有城市生活，也有乡下生活，我比较熟悉，写起来得心应手”。

《土门》出版后，首先在陕西组织了一个中青年评论家的讨论，参会人员有阎建滨、李建军、王永生、邢小利等，讨论热烈，他们从不同角度陈述《土门》和贾平凹作品的特点得失。如李建军认为《土门》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城市化带来的人的生存问题。《土门》抓住了我们社会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他认为贾平凹应该把小说更多的魅力重新融合进他的小说中去。邢小利认为《白鹿原》有史诗意识，而《土门》更像稗官野史，向民间靠拢，街谈巷议，夹杂民间故事和笑话，是社会重大主题的边缘化写法。除了《废都》，评论界对《白夜》和《土门》的评论比较平淡，在当时两三年内的评论文章主要有：孟繁华的《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钟本康的《世纪之交：蜕变的痛苦挣扎——〈土门〉的隐喻意识》（《小说评论》1997年第12期），石杰、石力的《〈土门〉：文化的审视及抉择》（《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0期），郭惠芳的《隐逸与逃遁——论〈废都〉、〈白夜〉、〈土门〉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1期）等。

同年，贾平凹出版了散文集《树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小石头记》（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如语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发表文章有《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7年第2期）、《读雷达的抒情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一个本真的人——说白烨》（《出版广角》1996年第3期）。

七、形而上的城与乡

贾平凹是难得的高产作家，几乎每年有一部长篇小说产生，最多隔一年一部，这期间还有写的散文、序跋等随笔出版。《土门》出版后，他就开始构思《高老庄》了，到1998年初时，初稿即将完成。这时他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合同，大体是：

甲方贾平凹交稿日期的最后期限是1998年7月31日。乙方太白文艺出版社要保证出书质量，出书时间不得晚于1998年10月15日。《高老庄》的稿酬方式为版税制，税率为10%，起印数不少于20万册，协议签订后乙方即向甲方预付20万元稿酬，余款出书一月后付清。为使甲方集中精力写作，乙方在宾馆为甲方包一间屋子用于写作，时间三个月，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要配合乙方编审意见改稿等。

《高老庄》发行后，在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大卖，有记者掐表，贾平凹每本书的签名时间是6秒，可见人数之多。1999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了《高老庄》研讨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主持。出席会议的有陈昌本、王巨才、高洪波、雷达、王愚、阎纲、季红真、李敬泽、孟繁华、周政保、温儒敏、戴锦华等人。众人都做了相当精彩的发言。

和前面所有小说一样，因为经历之故，城乡的来回切换永远是贾平凹最青睐的写作之隅，“两栖”写作是他的客观选择。但《高老庄》中的城乡更趋近形而上，这里的商州和西安虽然是素材来源和故事载体，但更多含义亦即这是一种精神符号，寄托对人和事形而上的空灵构想。“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商州和西安，但我写的绝不是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和城市的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造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高老庄》后记）。《高老庄》中的理性批判意识明显比之前小说要强很多，前期小说表现出对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怀疑态度，到《高老庄》时已清晰化为对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之上的传统文化中保守腐朽的东西的批判。这是延续了五四作家们对“阿Q”，对“赵子曰”，对“二马”，对“老张哲学”的文化批判和自省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文化自省自觉意识，从这层意义来说，《高老庄》的文学史价值意义是非常突出的。这是贾平凹的一种自觉追求，“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两地，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浸淫愈久，愈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愈对其种种弊害深恶痛绝”。《高老庄》的小说技巧和笔法相当圆熟，这为《秦腔》的琐细笔法设下了伏笔。贾平凹惯用的家长里短、乡俗民谚、蝇营狗苟的琐碎笔法，加上形而上的文化批判，就令这部小说似乎显得缺少突出的主题追求，但也许这本身就是贾平凹想要的效果，这样也从另一方面突出这部小说的氤氲含蓄之美了。

1998年是贾平凹的幸福年，除了《高老庄》和其他许多作品出版发行，次女贾若的出生也是他生命中的大事。贾若是贾平凹和第二任妻子郭梅所生。贾平凹和发妻韩俊芳1992年离婚后，在1996年和郭梅结婚，郭梅原是一家解放军医院的药剂师，后来独立从事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投资，郭梅是随朋友去医院看望住院的贾平凹时二人结识的。郭梅年轻、漂亮，身材高挑，她宽容大方，善解人意，支持贾平凹的想法，贾平凹想接济穷亲戚时，她打理得很妥帖；也很孝顺，曾独自带着婆家和娘家的妈妈一起去看天安门；为了让贾平凹少牵挂，她常常给贾平凹的大女儿贾浅买去学习资料，并主动给韩俊芳打电话问长问短，慢慢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女儿“贾若”是“假若”的谐音，不知道这里面又包含多少贾平凹的父爱寓言啊！

这一年，出版的贾平凹中短篇小说集有《贾平凹文集》（1～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贾平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制造声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观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喝酒》（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下棋》（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散文集有《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造一座房子住梦——贾平凹散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敲门》（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贾平凹禅思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八、怀念渐逝的文明

进入新世纪的6月，贾平凹的长篇《怀念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15万册。

形而上的哲学意蕴和“神性”描写一直是贾平凹所青睐和追求的。这种理念来自生活中的爱好和对神秘性的追求，且这种虚构的对神秘性追求常常会得到某种契合的解释，这愈发激起他对某种自然物的迷信。如写《白夜》时，看到远处古城墙一个凹字接一个凹字，他就有种兴奋感，预感着一种成功。写作前要祭奠三样宝贝才写；《土门》中仁厚村人的种种怪相；写《高老庄》时稿纸上压的镇纸，旁边摆着将军像，墙上贴着九天玄女图；他在每次写长篇时，脖子上带一件不同的玉石或上等石头的饰物。这些生活中对神秘物的崇拜，转换在作品中就是“神性”的寄托或象征。只是小说《怀念狼》比其他小说的形而上抑或意象寄托更彻底，“在《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这样的试验能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我暂且不知，但写作中使我产生了快慰却是真的”。《怀念狼》要表达的主题不仅仅是生态问题，人和动物的和谐问题，作者通过对狼的实写意在虚构一种深层次理念，即人类的命运、前途和“人种”的退化问题，群狼的消失代表着人的老化。没有了天敌的狼群，商州的人也就没有了生气。这同时让我们联想到当代作家莫言《白狗秋千架》中很难找到一条纯种的没有杂毛的白狗和《红高粱》中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种的退化。看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是一个作家跻身伟大行列的必要理论储备。

由于写法上是一种新尝试，贾平凹在《怀念狼》的创作感想中承认这是让他最纠结的一部作品。“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交稿给编辑后，等待审判如罪犯等待判决一样。我为了使我的作品产生多义性，总是寻找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一方面为了增加作品的生活实感而引起读者阅读的快意，注重着生活的细节，写得实而又实，又一方面为了呈现文学的意义，设计着各种各样的象征和隐喻”。

《怀念狼》和贾平凹其他作品一样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评论家陈宽认为这部小说是隐喻和象征的，怀念狼，其实是怀念英雄。周政保认为“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印证生存的坚韧与顽强，是为了诉说人的精神，甚至是生命的自信或骄傲。费秉勋教授认为这部作品“以实写虚”。怀念狼是怀念天地人的宇宙和谐。

同年较重要的文学评论有廖增湖的《贾平凹访谈录——关于〈怀念狼〉》（《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雷达的《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五——贾平凹〈怀念狼〉》（《小说评论》2000年第7期）。还有周政保的《“怀念”的是“狼”么？》（《文学报》2000年7月20日）、杨泽文的《“丧钟为谁而鸣？”》（《团结报》2000年9月26日）、何言的《〈怀念狼〉：浮光掠影式的猎奇》（《北京日报》2000年7月5日）、张英的《〈怀念狼〉：关于生存现实的寓言》（《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18日）等报纸上的文章。

这一年，贾平凹出版的散文集有《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华人散文精品·贾平凹卷》（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平凹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禅思抱散》（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同年贾平凹写的散文随笔还有《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什么》（《小说评论》2000年第2期）、访谈《想把小说写得更纯粹》（《粤海风》2000年第5期）等。

九、时代的“病相报告”

贾平凹的小说充满了创造力，尽力避免小说的重复，虽然，部分取材和形式、表现手法我们处处能找到仿制和轻车熟路的“杂碎”描写，但他的小说在思想和立意上总是求新求变，虽然这种变化不像莫言小说那样一部和一部之间的彻底，从《土门》开始，他的小说总是围绕乡村废墟的路子走。但从《病相报告》开始，这种反思不是从农村内部出发，而把着眼点放在外围，在农村凋敝的政策和环境。《病相报告》中两位世纪老人的爱情就是时代的试验品。

2002年4月，贾平凹16万字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在《收获》长篇小说专号上发表。同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新世纪有新气象，《病相报告》的“新”主要表现在思想性上，从《废都》开始，贾平凹一直关注的是城市的“废都”和农村的“废村”，亦即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传统城市和农村的弊相，它们的被取代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颓废文人庄之蝶再醉生梦死，其结果也是惨死车站；大学教授高子路再学富五车也与故乡格格不入；新型村官成义再使出浑身解数，仁厚村也难改变被废的命运。但从《病相报告》开始，贾平凹的小说社会批判的锋芒凸显，《病相报告》明明是两个老人半个世纪的感人爱情，但为什么不写成《爱情报告》而成了《病相报告》呢？其原委就是作品以两个老人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为底料，用烘托的笔法写出那个时代的病相，正是种种时代的政治和运动造成两个世纪老人的分离，虽然这成了爱情忠贞和凄美的故事典范，但又有谁愿意用一辈子青春和生命的付出祭奠这种纯美爱情呢？《病相报告》里的主人公胡方和江岚自小青梅竹马，但由于革命需要两人被迫分离，后来江岚听说胡方牺牲，就和别人结婚了，胡方也被迫成家。后来通过江岚演的电影，这两人重新有了联系，但“文革”开始后，两人又杳无音信，在好心的朋友们帮助下，他们的见面竟成了永诀。

在小说出版后的6月份，贾平凹应邀来到上海书城，为他的新作《病相报告》签名售书，原定一小时的时间竟延长到两小时，上海书城的工作人员说，作家签名售书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如此火爆的场面了。

同年10月，贾平凹和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西安相会，他们把自己封闭在酒店里，切断了和外部的所有联系，就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等话题谈了七天。他们的谈话录了七盒录音带。这次谈话后来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

2003年6月，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评奖揭晓，巴金获得本年度的“文学先生”称号，而杨绛女士被评为本年度的“文学女士”。获得其他称号的还有“最具活力的作家”韩东、“进步最快的作家”麦家、“人气最旺的作家”贾平凹、“最富争议的作家”余秋雨等。据评委会负责人说，“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的称号除了文学成就，对其人品的评判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标。

同年，贾平凹被《小说选刊》评为新世纪十大小说家之一。

2001—2002年，贾平凹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远山野情》（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商州人·男人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商州人·女人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贾平凹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听来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饺子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散文集有《说话》（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西路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贾平凹短文》（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平凹画语》（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贾平凹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长舌男：贾平凹幽默作品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2001—2002年，贾平凹在期刊杂志上写的其他散文随笔还有《我的老师》（《人才瞭望》2001年第11期）、《序宏泉画》（《书画艺术》2001年第2期）、《苍蝇》（《西部大开发》2001年第3期）、《我的诗书画》（《陕西审计》2001年第12期）、《黄河魂》（《陕西水利》2002年第10期）、《我是贾平凹》（《东方艺术》2002年第1期）、《关于语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1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2期）。

十、“为故乡竖一块碑子”

进入新世纪，贾平凹小说有了历史性突破，思想更成熟、视野更宏阔、技法更娴熟。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是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贾平凹自称《秦腔》是要“为故乡竖一块碑子”的作品，他说：“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可见，贾平凹在《秦腔》上的用心之深，《秦腔》动笔于2003年春天，完成于2004年底，整整用了一年九个月。他说，这期间他基本上再没有干别的事，缺席了多少会议，拒绝了多少应酬。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一包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上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他说这部书稿真的是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对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秦腔》未出版前，于2005年1月在《收获》杂志发表了前半部，同年3月，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首印30万册。

有关《秦腔》的解读至少应有两个向度。一是“废都”传统，即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是城市的“废都”和农村的“废村”现象，《白夜》《土门》《高老庄》无一不如此，这是显性的。二是“批判”传统，贾平凹小说的批判意识自古有之，但从《病相报告》开始，这种批判直指核心。《秦腔》中同样延续这种锋芒，但这是隐性的，需读者细辨。

第一个向度中，相比之前小说，贾平凹在《秦腔》里表现农村凋敝和落后时，不仅是经济的萧条，而且更重点的是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似乎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象征落后疟疾的疯子引生和梅梅的尾骨似乎如出一辙，只是一个村子的荣辱变迁通过疯子的眼睛观察，就产生诙谐的讽喻。作为将秦腔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看作生命五大要素的八百里秦川的陕西人来说，失去了秦腔，就是生命消殒的隐喻，所以白雪在夏天智的灵堂上唱的一段秦腔就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一曲挽歌。第二个向度中，其批判性在于改革开放许多年了，虽然“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的重点，但传统农业的让步和凋敝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实质的变化，老一辈的村干部夏天义他们死去了，以君亭为代表的新一代村干部采取的完全是市场化方式，但政策一天一变，各种赋税、各种罚款、各种费用令清风街农民生活贫困，历史的改革在这里断裂了，君亭他们究竟要将农民和农村改革带向何处？贾平凹在这里陷入了沉思和迷茫。

2005年3月25日，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文学报》和《收获》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贾平凹作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会议厅举行，参会人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陈思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剑龙，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建等。

同年5月15日，贾平凹出席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文艺报》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等五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秦腔》研讨会，参会人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著名专家学者，大家对《秦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

十一、《秦腔》回响

由于《秦腔》思想的厚度、批判的深度、艺术的纯度确实是贾平凹现有小说的一个高度，他用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绵密的叙事艺术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唱了一曲挽歌，因此，在评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续有许多话题和评奖都与《秦腔》有关。

也是由于贾平凹的社会影响和《秦腔》的走红，自2005年5月以来，贾平凹的书法作品市场价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四尺500元涨了10多倍，竟达到了四尺整张6000元的价格，这说明人们的收藏品位高了，相比没有文化品位的书法匠的作品，人们更乐意收藏学术内涵深厚的作家和文人书画，这也就是为什么范曾等人的书画会大卖的原因。同年6月，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到西安讲演美术史，他对贾平凹书法和绘画做了很高评价，这也说明贾平凹书画的不断进步和努力。

由于自己出身农民，自小受了很多磨难，虽然进城几十年了，但贾平凹始终没忘记农民生活的艰辛，没忘记自己生活了19年的商州老家的父老乡亲有些还在受苦，这是他的心病，是他的灵魂牵挂，也是他的小说涉笔最广的领域，除了为城市立传的《废都》，几乎他所有的小说和散文都以农村为描写对象，就连独特的“贾氏语言”最传神之处也是从商州方言中提炼出的乡土语言。《秦腔》就志在为农民和农村立传，所以他常常设身处地关心农民和农民工。2005年7月，贾平凹深入西安城乡边界上的南窑村、北池头村等地，看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拾破烂的人，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抽烟，之后在同年8月，他又到南窑村看望采访农民工，这种关怀不是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牵挂和关心，正是有了对进城农民工切身的体验和关心，情感促使他要写一部为农民工立传的小说，这才有了后面的《高兴》问世。

2006年新年伊始，贾平凹就有喜报到来，《秦腔》荣获“《当代》2005长篇小说年度专家奖”。同时参加这次评奖的还有毕飞宇的《平原》、张志军的《藏獒》、余华的《活着》、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最后以绝对优势获此殊荣。其中张志军的《藏獒》获得“《当代》读者奖”。

2006年5月，由《当代作家评论》、苏州大学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多家联袂举办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熟召开，国内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作家出席并进行了精彩而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不是针对贾平凹的某一部作品，而是对其三十多年的文学写作进行整体的学术探讨与定位。

同年6月，《秦腔》又获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奖”。给贾平凹的颁奖词里这样写道，“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持续写作的重要象征。他三十多年的写作历史，连同他不同凡响的创造力，自成一家的语言风范，富有争议的探索精神，成了当代文学稳步前行的缩影”。

《秦腔》真是喜事连连，2006年7月26日，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红楼梦奖”在中国香港地区揭晓，内地著名作家贾平凹以其长篇小说《秦腔》获得这一奖项，并获30万港元奖金。这是目前华文世界同类奖项中奖金最高的。“红楼梦奖”从2006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届参赛的是2004年度至2005年度出版的8万字以上的原创小说，有29部来自全球华文地区的长篇小说提名。其初衷希望提升华文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鼓励当代华文作家，创作出像《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首届评委为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作家阿城等。

2005—2006年，贾平凹出版的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集：《远山野情》（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匪事》（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贾平凹小说精粹：古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平凹小说精粹：观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平凹小说精粹：艺术家韩起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平凹小说精粹：猎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平凹小说精粹：太白山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贾平凹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散文集有：《贾平凹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朋友》（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邻家少妇》（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老西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十二、说不尽的《高兴》

在2006年北京开“两会”期间，贾平凹透露下一部作品是有关农民工的故事，引起读者一片哗然。经过一年的辛苦写作，小说《高兴》终于在2007年6月底完成。同年9月初发表在《当代》第5期，当月，长篇小说《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相对于《秦腔》和其他小说，小说《高兴》的文本读起来要顺畅得多，但这部小说贾平凹写得并不轻松，虽然最后这部小说也就20万字左右，但经过反复的否定、删改，最后写作总字数超百万。刚写小说时，曾经农民身份的切身体验和对农民工艰苦生活的切肤之感，令他心情沉重得写不下去，背着包袱的写作如同背着沙包的战士爬山，“如果我进不了城，肯定地现在在拾垃圾，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种种歧视的人而痛心的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在始终左右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

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说道，“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注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正如作者所言，贾平凹的小说总是现实的，主要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而前期的小说主要是为农村“立言”，主人公主要也是写农村里生活的农民。而这次贾平凹决心要为农民“立传”，重点写离开农村的农民工生活，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既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见证者，他们如空气和水一样是城市发展的必需者，但犹如空气和水一样自然的存在，往往又被忽视。他们是现代化都市发展的钢筋铁骨，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却在城市里没有地位。他们有感情，有喜怒哀乐，他们是卑微的，但他们是乐观的，他们不为名累，不为利害，再苦再累也是“高兴”的，所以当搁笔半年的贾平凹再次见到永远乐呵呵的“刘高兴”时，他茅塞顿开，知道如何写了。

贾平凹的小说虽然脚踩现实的土壤，但常常是兼具浪漫色彩的，从《浮躁》开始，他的小说常常有神秘主义和说不清的“异象”，且由于人物的密集性、语言的绵密性、情节的琐碎性，客观上使他的小说读起来常常滞涩。但《高兴》却是全新的，人物、情节、叙事完全采用“简单化”方式处理，所以这部小说读起来顺畅、故事性强，他塑造的“刘高兴”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在读者群中，记住“刘高兴”远远要比记住夏天智、夏天义的人多。从这点来说，《高兴》在某些方面是要超过其他小说的，小说出版后的社会效应也证实了这点。小说《秦腔》出版后，许多公司和导演都和贾平凹商量电影改编的事，但都因故事性不强而放弃，而小说《高兴》2007年出版后，距一年时间就有阿甘改编导演的同名电影上映。

《高兴》是发散性的，这是贾平凹的矛盾之处，也是《高兴》的价值所在，贾平凹为这些拾荒者要过被扣押的三轮车，自己出钱找警察解救过被拐卖的拾荒者女儿，亲自带拾荒者和民工到医院看过病，这些城市的弱者的痛楚贾平凹感同身受，所以《高兴》是同情他们的；但社会地位的悬殊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令贾平凹又发出这样的现状何时改观的反问；不论处境如何，“刘高兴”们都是那样乐观自足，这又对他们的人格肃然起敬等。这种文本的复杂来自作者对主人公的熟悉。《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的原型就是贾平凹的发小刘叔桢，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后来进城拾破烂。

《高兴》出版后不久的有关重要评论有：谢俊的《于破烂处重写现实——评贾平凹长篇新作〈高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11期）、孟繁华的《〈高兴〉呈现当下生活与文学传统》（《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11月20日）、康新慧、孟繁华的《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实书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吴义勤、张丽军的《“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徐德明的《乡下人进城的一种叙述——论贾平凹的〈高兴〉》（《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贺绍俊的《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等。两年的评论文章总字数达50多万字。

十三、从《古炉》到《带灯》

贾平凹的创作能力是非常惊人的，《高兴》是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高兴》之后，一部更厚重的长篇问世了，这就是《古炉》。《古炉》于2011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古炉》在宏观上是一部反映“文革”的小说，但叙事背景还是和之前贾平凹的乡土小说一样，他将“文革”记忆植入他熟悉的故乡的山山水水。古炉村就是中国农村，甚至是20世纪60年代整个中国的缩影。《古炉》讲述的是一个烧制瓷器的名叫古炉的村子，偏僻却又山水清明，村人擅长技工，却又极度贫穷。在“文革”中，他们使强用狠，争吵不休。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看的却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写“文化革命”这一段，实际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说，之所以要涉足这个敏感题材，贾平凹解释说，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生活，基本上在自己的创作中都涉及了，但唯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这个事情，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涉及过。“随着年龄增长，小时候那个记忆，越来越清晰，这是我写作这段历史记忆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文革”不管你愿不愿意提及，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时间过得再长，还不写，总觉得很遗憾。

《古炉》是贾平凹快接近60岁时写的，贾平凹每10年创造一个奇迹，30岁写的《商州》，40岁写的《废都》，50岁写的《秦腔》，60岁写的《古炉》。《高兴》完成后，贾平凹用4年的时间完成《古炉》，《古炉》书稿初成为67万字，但经过三易其稿，总字数已经超过200多万。《古炉》出版后，众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很高评价，李星认为“《古炉》是贾平凹所有小说中最有重量的作品，是贾平凹长篇创作的高峰”。韩鲁华说，“复印稿我看了，书出来我又看了一遍。看了之后感觉非常好，当时那种激动的情感超过了《秦腔》”。同年，就有许多重量级专家的评论发表，这在之前是比较少见的。如王德威的《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南方文坛》2011年第7期）、金理的《历史深处的花开，余香犹在？——〈古炉〉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9期）等。

《古炉》成书两年后，贾平凹的又一长篇《带灯》问世。《带灯》于201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带灯》叙述了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改名为“带灯”。带灯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家长里短的事，她漂亮、干练、有责任心又感情充沛。《带灯》从立意和形式上都是贾平凹小说新的创新，带灯的下乡就是当下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进镇入村”的典型，体现了新一代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的新观念和新伦理。但同时她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情况就是当下农村和基层行政管理机构面临的现状，这又是对现实深入而坚定的灵魂介入，这其中有疑问的，也是有挑战的，也许这更是一种异质的责问。在形式上，从《高兴》开始，贾平凹更以平和心假想自己的读者群，所以他渐趋叙事的平缓和从容，从而其小说读起来更顺滑。《高兴》如此，《古炉》如此，《带灯》也如此。由于《带灯》的杰出成就，于2013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经过现场投票，《带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2013年最佳长篇小说。

《带灯》出版后，又引起了很大的热议，就在《带灯》出版的同一年，评论文章达到92篇。同时，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常熟理工学院现代文学重点学科、《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苏州“沙家浜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10日在江苏常熟沙家浜风景区召开。三十多位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评论家参加了研讨，学者们以贾平凹的《带灯》为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价值做出了新的探讨和定位。

十四、从《老生》到《极花》

《老生》是贾平凹在62岁时的2014年出版的。小说《带灯》刚写完，贾平凹就开始写《老生》，其原因和灵感与其他小说一样，是贾平凹回棣花镇在老家找到的。贾平凹后期的小说，包括《古炉》《带灯》和《老生》，读起来都有一种老人絮絮叨叨讲故事的感觉，他是在写自己的回忆，用回忆带动中国历史的流动，在《后记》里他写道，“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年代，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老生》减少了年轻时的激情粗犷，而更多了缠绵和故事，这些故事都用意识流手法让故事自己流到纸面上，一点一滴地在渗透着，这就如时光老人的倾诉，所以小说取名为《老生》，亦即“老生常谈”。

《老生》是贾平凹首次尝试以民间写史的方式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位几乎长生不死的灵魂人物，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陕南自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浓缩为现代中国历史缩影。《老生》里讲了四个故事，每个故事都以《山海经》里的一段文字为引子。分别是李得胜、匡三、老黑们的“革命”；马生、栓劳、白河们的“土改”；老皮、刘学仁、冯蟹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再就是老余、戏生们的“发展”。四个故事对应着四个时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几乎全有了对照。

2015年1月2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举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在北京开幕，经过投票，该论坛评选出“长篇小说（2014）年度五佳”和“年度最佳小说”，同时公布“荣誉作家”称号获得者名单。贾平凹几乎囊括该活动的所有大奖。《老生》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杨绛的《洗澡之后》、阎真的《活着之上》、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获“年度五佳小说”，同时《老生》获得“年度最佳小说”，贾平凹获得“荣誉作家”称号。

年过60的贾平凹几乎还是以每年一部的速度高产着，2014年《老生》出版后，2015年底又完成了一长篇小说《极花》。贾平凹在完成《老生》后，于2014年冬天就开始构思《极花》，但直到2015年夏天才动笔写，完稿后首先在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刊登。同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共约16万字，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比较短的。《极花》有真实的故事原型，书中的被拐卖女孩就是以贾平凹的一个拾破烂老乡的女儿为原型。老乡是贾平凹在写《高兴》时到拾荒区采访体验生活时结识的朋友，他的女儿被拐卖后，贾平凹和朋友费了很多周折请求警察帮忙才解救回来。在解救的当天晚上，贾平凹一直心急如焚在电话机旁等待结果，除了点着烟在房间转圈子，时间好像都凝固了，直到凌晨一点多钟才等来解救成功的电话，他才如释重负。后来有读者批评《极花》不同情被拐卖的妇女，这真是冤枉了贾平凹，其实批评者谁也没有看到贾平凹在拐卖妇女上的努力和付出。拾破烂老乡的这个被拐卖女儿一年后自己又回到了被拐卖地方，这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结局是相同的。

从《古炉》开始，贾平凹小说虽然还是以农村为背景，但后期的小说已经具体到特定的人群和事件，而不是《秦腔》之前的整个农村凋敝或变迁的事实。《古炉》写“文革”中的人和事，《带灯》写基层镇干部的生活，《老生》也具体到“文革”、土改、改革开放的人和事，《高兴》着眼的是进城拾破烂的农民工，而《极花》关注的是被拐卖的妇女和落后农村的青年婚姻问题，由此可见，贾平凹的现实性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具体，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从表面看，《极花》是写被拐卖的妇女，但小说的内核是通过种种事件的表象聚焦人性的复杂，小说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是提出问题思考的。所以部分读者对贾平凹的责难确实有失公允。

2016年以来，贾平凹收获颇丰，其作品翻译在海外掀起了热潮，呈现“井喷式”增长，葛浩文翻译的英文版《废都》、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版《秦腔》、吉田富夫翻译的日文版《老生》、安博兰翻译的法文版《古炉》《带灯》和意大利文版《高兴》、胡宗锋和美籍留学生罗宾·吉尔班克翻译的英文版《土门》相继出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极花》《秦腔》、阿拉伯文版《废都》和瑞典文版《怀念狼》等作品也正在翻译之中。其中，英文版长篇小说《高兴》荣获亚马逊亚洲文学排名第一，外国翻译文学排名第一，中国文学排名第一，被亚马逊授予“海外最佳影响力的中国作家”。长篇小说《极花》荣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荣登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荣登2017年中国作家海外图书馆收藏榜首，在海外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收藏，成为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授予“优秀作家贡献奖”，澳门大学授予“荣誉博士”。

2014—2018年，贾平凹发表的部分重要文章有：《〈老生〉后记》（《东吴学术》2014年第11期）、《谈谈雷达的评论》（《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纪念柳青》（《文艺报》2015年5月25日）、《柳青文学道路的启示》（《文艺报》2016年7月8日）、《〈极花〉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评论也是一种写作》（《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当下的写作》（《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4期）、《〈山本〉后记》（《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2018年初又传来喜讯：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即将在《收获》上刊发，单行本年内将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推出平装、精装两个版本。我们相信，这不是贾平凹的终点，他是个永远在路上的高产作家。我们期待，也完全相信，在人生70岁的下一个十年，他又会给我们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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