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我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

这种比较还能使那些与个人危机并无相似之处的国家危机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种危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家拥有领导者，显然个人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究竟是非凡的领导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即“伟人史观”），还是说即使换成其他领导者，历史依旧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展？（例如，要是1930年的那场车祸当真使希特勒丧生，二战还会爆发吗？）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国家危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例如1973年的智利）或和平演变（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的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

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