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机

以上便是治疗师所说的，或者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当我们试图理解国家危机的结果时，表1.1中列出的因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呢？

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国家视作个人的集合。我们将看到，国家危机会引发无数的难题——关于领导者、集体决策、国家制度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个人应对危机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所处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离不开个人生长和生活所处的更小群体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背景对个人的特质，比如行为、目标、对现实的感知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个人应对危机的方式和国家（由许多个人构成）应对危机的方式之间应该存在某些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个人和国家均应）主动承担行动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无助的受害者，向外界寻求帮助，借鉴他人或他国的经验。尽管这些规律显而易见，但个人和国家通常会忽略或否认它们的重要性。

要考虑在具体场景中国家应对危机的方法与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之间是否相似，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从世界各地随机挑选一些人来做比较，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导致他们特质不同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个人、文化、地域和基因4个方面。例如，我们来比较以下5名男士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上半身的穿着：1名来自北极圈以北的传统因纽特人、2名洛杉矶（我所在的城市）街头的普通美国人、1名在纽约办公室里的美国银行行长，还有1名生活在新几内亚岛低地的热带雨林中的传统新几内亚岛居民。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那名因纽特人会穿着一件保暖的带帽皮制派克大衣，3名美国人会穿着衬衫而不会穿派克大衣，而新几内亚岛上的那名男士则不会穿上衣。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那名银行行长很可能系着领带，但在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就不太可能系领带了。考虑到个人原因，这2名随机挑选的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可能会穿着不同颜色的衬衫。如果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他们上身的穿着，而是他们头发的颜色，则基因也会被纳入考量。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5名男士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虽然这3名美国人之间可能存在个人差异，但总体来说，他们之间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要比他们和因纽特人或新几内亚岛人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大得多。这样的价值观共享仅仅是同一社会成员之间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特征的一个表现，人们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这种文化特征的。但地理差异性只能部分解释（甚至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特质差异。如果洛杉矶街头的2名男士中正好有一位是美国总统，那些他从文化中习得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有关个人权利和义务的价值观），将会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做这种思想实验的意义是，我认为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因为一国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而且一国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观点，而其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影响。在本书所讨论的国家案例之中，智利、印度尼西亚和德国的领导者的观点在这些国家占据了尤为重要的位置。

表1.2中列出了本书将会讨论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其中大部分因素都能在表1.1中找到对应项。

这12个因素中，有大约7个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不过，承认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是否承认个人陷入危机全凭个人决定。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国家和个人相同，要么愿意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因素3：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或他人的物质及资金援助。个人还可能会得到他人情感上的支持。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可以从他国应对危机的体制和政策中吸取经验，正如个人可以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

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最后，我们看余下的三项因素，这些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仅存在隐含的相似性。

因素6：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我们将会多次对此进行讨论，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的价值观念。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比方说，假如一个人有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着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国家是否也有这种贯穿大部分情况的僵化刻板特质，我们尚未明确。举例来说，可能一开始你会倾向于给日本或德国贴上“僵化刻板”的标签，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将会分别提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在某些时候，这两个国家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极为灵活的一面。和个人的灵活性不同的是，国家的灵活性可能因情况而异。我将在结语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顾。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最后一点，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及的，国家危机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与在国家危机中的相似度较低。这些问题包括：

为了着手探究以上这些问题，在下一章我将会讲到的，是因突然的外来攻击或他国威胁而引发危机的两个国家之中的一个——芬兰。这个国家的语言在我1959年经历的个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本章中提到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多个因素都会在芬兰的案例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