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

危机治疗师至少发现了12个影响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见表1.1）。让我们一一查看这些因素，前面的三四个因素是在治疗之前或治疗开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碰到的。

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危机的认识，人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也不会想着自己着手解决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在人们承认“我的确身处危机”（这也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之后，对危机的解决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我在1959年遇到的职业生涯危机便源于，在连续多年学业有成后，我体会到自己作为实验科学研究者的挫败感。

2.愿意承担责任。然而，仅仅承认自己身处危机是不够的。承认自己身处危机后，人们的下一句往往就是：“但我之所以会身处危机都怪别人，是其他人或外在因素导致我的生活如此悲惨。”这样的自我怜悯，以及受害者心态，是人们逃避个人危机时最常用的借口。因此，在承认自己身处危机之后，人们解决危机的第二道障碍，便是主动承担解决危机的责任。“没错，确实存在外在因素和其他人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是我。我无法改变其他人，我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自己的行为。如果我希望那些外在因素和其他人发生改变，我就得承担责任，有所作为，先改变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我都不采取行动的话，别人更不会主动地去改变什么。”

3.划清界限。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处危机，愿意承担解决危机的责任，并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时，那么，他第一次治疗的重点就是“划清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身处危机的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身处危机者要审视自我，哪些方面正常运作，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改变。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选择性地做出改变也是身处危机的国家进行重新评估的关键。

4.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我们当中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这些支持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一些互助群体，比如癌症病人互助会、戒酒互助会和戒毒互助会。常见的物质支持包括：为那些刚刚走出婚姻、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提供暂时的容身之所；为那些身处危机、暂时陷入无力状态的人提供细思明辨的建议；在获取信息、寻找新工作或新伴侣，以及重新安排托儿事项等方面提供实际帮助。情感支持则包括：做一名好的聆听者，帮助身处危机的人从千头万绪中理清问题，帮助其重拾暂时失去的希望和自信心。

对于前往危机治疗中心的当事人来说，向外界寻求支持是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当事人才会来到治疗中心。对于那些陷入危机但并未选择走进危机治疗中心的人来说，他们的求助也许来得更早，也许来得更迟，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有些人试图靠一己之力解决危机，不找援手，尽管这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困难。我来举一个未走进危机治疗中心，而是寻求其他形式的帮助的例子。当我的第一任妻子告诉我她想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震惊不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给最好的4个朋友打了电话，向他们全盘倾诉。他们都理解我的情况，并且感同身受，因为其中3个朋友离过婚，剩下的1个则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保住自己的婚姻。尽管向朋友寻求帮助的举动最终没能让我挽回这段婚姻，但这确实成为我重新检视两性关系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并且让我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第二段婚姻。和好朋友的交谈让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会遭遇婚姻的失败，并且，就像他们一样，我也有再次获得幸福的可能。

5.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除了向他人寻求援手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他人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方法。我们当中大多数经历过危机的人都会发现，如果我们认识经历过相似危机的人，并且可以借鉴他们成功处理危机的方法，那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可借鉴的人最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其他我们能够与之交流的人，这样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直接学到处理相似危机的办法。但这些人也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只能从书中或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应对危机的方法。比如，很少有读者有机会认识尼尔森·曼德拉、埃莉诺·罗斯福或者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但他们的传记或自传依然能起到鼓舞人心、启发灵感的作用，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解决个人危机的榜样。

6.自我力量。有一个对解决危机很重要且因人而异的要素，被心理学家称为“自我力量”。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却又比自信的范围要广得多。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须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自我力量包括能够面对强烈的情感，在压力下保持镇定，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准确认识现实，以及做出稳妥决定的能力。这些互相关联的品质对于人们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通常在危机中产生的无力感和恐惧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力量从人的童年时期开始产生，尤其受到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本身的接受度高，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强求孩子早熟，也不要求他们一直扮演自己怀中的稚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应对挫折，对待孩子并非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不满足，这样的父母会使孩子具有更高的自我强度，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危机。

7.诚实的自我评估。这一项因素同自我力量相关，但二者存在差别。对身处危机的人而言，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尽管这一过程难免会伴随着痛苦），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区分应该继续保持的方面和应该做出改变的方面，是做出妥善抉择的基础。只有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人们才可以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发扬长处，改进短处。也许你会觉得，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诚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须专门强调。但实际上，人们总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欺骗自己。

在1959年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中，未能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的确是我纠结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我高估了自己；另一方面，我也低估了自己。这里的高估指的是，我对语言的热爱让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具备成为一名同声传译译员的必备能力。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单凭对语言的热爱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一名成功的译员。我在美国长大，学习第一门外语的时候已经11岁了。直到23岁时，我才在非英语国家居住过，才能以一口流利的外语（德语）进行交流。由于上学后我开始学外语的时间较晚，直到今天，我在讲外语（即使是掌握得最好的一门外语）时，美国口音都非常明显。在快要80岁的时候，我方能做到在除英语之外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自如。但是，做同声传译的话，我就要和在瑞士的同行竞争，他们早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在几门语言之间随意切换，且语速流畅，发音优美。我不得不承认：我要是认为自己能跟在瑞士的那些会说多种语言的译员一决高下，那就真是自欺欺人了。

我在1959年面对的另一个自我评估的难题，是低估了自己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我太草率了，只因自己未能成功解决一个技术上有挑战性的问题，即测量电鳗细胞膜之间的离子流，就认为自己在科研上能力不足。其实，我还能够通过给胆囊称重完美地测量胆囊中水的传送。直到今天，60年过去了，我依然只会使用最简单的技术做科研。我学会了识别那些以简单的技术即可击破的重要科学问题。我还是不会用我家里那个有47个按键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我最近开始用苹果手机，但只会用那些最简单的功能；任何需要用到电脑的问题，我都全然依仗我的妻子和秘书。每当我想开展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研究项目，例如上皮细胞电流扩散的电缆分析、细胞膜离子通道的噪声分析、成对鸟种的地理分布的数据分析，我都很幸运地找到了精通这些复杂的分析技术的同事，他们也很乐意与我合作。

所以说，我最终学会了如何诚实地对自己进行评估，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自己不擅长的。

8.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如果你以前曾成功地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你对解决新的危机会更有把握。相反地，如果你过去应对危机时没有成功，那种无助感会一直萦绕左右，暗示你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度过危机。过往经历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相比年纪大一些的人，青少年和年轻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遭受的创伤通常会更严重。尽管亲密关系的破裂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令人痛心，但人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时的确受到的打击更大。之后，当你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时，无论有多痛苦，你都记得自己曾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最终走出了这种痛苦。我在1959年遭遇的危机在当时之所以对我的打击如此大，正是因为它是我人生中首次直面如此严峻的危机。相比之下，后来我在1980年和2000年经历的职业生涯危机就不那么令人痛苦了。最终，在大约1980年，我的研究方向还是从细胞膜生理学转向了进化生理学。2000年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又从生理学转向了地理学。不过，这些抉择事实上并不痛苦，因为我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领悟到的是，一切都有可能变得顺利。

9.耐心。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承受起初尝试改变时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或者是失败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耐心。面临危机时，人们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相反，人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同的方法，检验这些方法是否能够解决危机，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最终找到最适用的解决方法。不能承受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人，还有那些早早放弃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人，没那么容易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全新的应对危机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在巴黎公园的长椅上给我的建议——“要不你在生理学研究院再坚持半年试试？”——对我来说，就如同绝渡逢舟。父亲让我明白耐心的重要性，我没能自己想明白这一点。

10.灵活的个性。通过选择性做出改变来克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灵活的个性远比僵化刻板的个性要占优势。“僵化刻板”意味着故步自封的单一思维，认为凡事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这样的想法对探索其他的方法和破旧迎新来说无疑是一块拦路石。僵化刻板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以往受虐或受创的经历，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不被允许大胆试验，家规太严。灵活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我比较晚才学会灵活应变。那是在我26岁的时候，因为要观察热带雨林的鸟类，我几次前往新几内亚岛。在新几内亚岛，无论多么详尽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飞机故障、船只失事和道路交通事故跟吃饭、睡觉一样常见；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而且很难合作；桥梁和轨道无法通行；山峰的位置和地图上标记的并不吻合；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更是数不胜数。我几乎在每次前往新几内亚岛之前都会制订一个计划，然而，等到达新几内亚岛后，我就发现这个计划根本完成不了，于是我只好随机应变，临时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当我和玛丽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我发现，在新几内亚岛观鸟的经历使我做好了成为一名新手爸爸的准备，因为同样地，孩子也是说变就变，不听从指挥，为人父母确实需要练就灵活应变的本事。

11.核心价值观。我要提到的倒数第二个因素也与自我力量有联系，它就是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心中所持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那些信仰，这些信仰是人们的道德准则和人生观，诸如宗教信仰和家庭责任感形成的基石。在身处危机时，你必须清楚进行选择性改变的界限：哪些核心价值观是你拒绝改变的，毫无商量的余地？换句话说，在哪些方面你会告诉自己，“我宁愿死也不愿改变它”？比如，许多人认为对家庭负责、信仰宗教和诚实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倾向于欣赏那些在危机面前不背弃家人，不说谎，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不偷盗的人。

但危机会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在这些地带，曾经被看作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价值观也许会被重新衡量。我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丈夫或妻子申请离婚时，他/她就违背了对另一半的承诺。二战时，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得不背弃“不可偷盗”的道德戒律，因为食物的配给严重不足，要是不偷食物，他们就没法活下去。许多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集中营这种人间地狱是无法共存的。例如，伟大的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活着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说了这样的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历的劫难将我以往所受的宗教教育一扫而尽。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没有上帝。于我这仍是无法妥协的困境。”

正因为这样，核心价值观也许能让解决危机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也可能会使其变得更艰辛。一方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能使他非常明确，这是力量和确定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深入思考自己身上有什么要改变。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变化的环境中暴露出缺陷时，若他还要对其紧抓不放，就很可能会阻碍危机的解决。

12.不受约束。最后一个因素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不受现实问题和责任的约束。假如你身上背负着照顾他人（比如孩子）的沉重担子，或者不得不应付一份强度极大的工作，又或者你的身体长时间暴露在危险中，那么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对你来说难度就更大。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负担会使你无法走出危机，但它们确实会带来额外的挑战。在1959年，我很幸运，尽管在决定是否要继续走科研道路的问题上我确实经受了一些煎熬，但我无须与任何现实的制约因素角力。我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能解决我接下来几年的学费和生活支出。剑桥大学生理学系没有威胁要开除我，甚至没有要求我通过任何考试。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向我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