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个人危机

一场个人危机

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波士顿长大，是家中的长子。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对求知充满热情。从一所很优秀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所很棒的大学（哈佛大学）。我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每门课都成绩优异，本科期间就已完成了两项实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1958年9月，我进入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到剑桥大学读书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吸引力，包括第一次远离家乡，可以去欧洲旅行，还有说外语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从书上习得6门外语。

很快我就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是我在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出色的生理学家，他正准备研究电鳗中电流的产生，我们共用实验室及办公室。导师让我测量带电粒子（钠离子和钾离子）在电鳗的发电细胞膜之间的跨膜移动，我需要先设计实验所需的设备。可我向来笨手笨脚，就连制作简易无线电这种高中生的作业，我都无法独立完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研究电鳗细胞膜的容器，更不用说还包括电力这么复杂的东西了。

为了使我能到剑桥大学读书，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顾问在我的推荐信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此刻，我和导师都意识到，我要让他失望了。我在研究上帮不上导师的忙，他把我转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让我自己想一个研究项目。

我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这种技术菜鸟的项目，最终锁定了胆囊对钠和水的输送作用的研究。胆囊是一种简单的囊状器官。这一项目对技术的要求很初级：我只要每隔10分钟把充满液体的鱼胆囊悬挂在一个精确的天平上，称量胆囊中水的重量就可以了。我肯定能做到的！胆囊本身意义不大，但它是上皮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器官，例如肾脏和肠道。到1959年，研究表明，包括胆囊在内，传送离子和水的所有已知的上皮组织都会在传送带电离子的过程中产生电压。但是，无论我怎么试着去测量胆囊中的电压，得到的读数都是0。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的是，要么是我连探测胆囊电压（如果有的话）所需的最基本的技术都不具备，要么是我在实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上皮组织，使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无论是哪种原因，我再次尝到了作为一个失败的实验生理学研究者的苦涩滋味。

1959年6月，参加了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物理学会会议后，我的失落感更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汇聚一堂，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我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我感到很羞耻。我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现在却是个无名小卒。

我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生涯产生哲学层面上的怀疑。我反复阅读梭罗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这本书似乎向我传达了一种信号：我对科学的追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认可。（没错，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我因此产生了动摇。梭罗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这样的动机尽是虚空。《瓦尔登湖》传达的主旨是：我应当找到自己这一生中真切的追求，而不应为虚名所累。这加深了我对自己是否要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科研的疑虑。不过，离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暑假过后，我的研究生第二学年就要开始了，如果选择继续科研道路，我就得重新注册。

6月末，我去芬兰度假。这一个月的经历既精彩又深刻，我在下一章会详细讲述。第一次到芬兰，我没有借助书本，仅仅通过倾听周围的人说话并与他们交流，就学会了高深又美丽的芬兰语。我喜欢这门语言。学芬兰语对我来说有多满足，多有成就感，做生理学研究对我来说就有多挫败。

在芬兰的最后几天，我正式考虑放弃我的科研生涯，确切地说是彻底放弃学术之路。我对语言的热爱和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使我想去瑞士，在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译员。这意味着我要彻底与科研生涯、创新性思维告别，要与我曾幻想过的、如同父亲那般的学术声誉告别。做译员的收入不高，但至少我会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场个人危机在我从芬兰返程时达到高潮，那时我和父母（我们已有一年未见）相约在巴黎共度一周，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困惑和哲学疑虑，还有想成为一名译员的想法。我想，目睹我的迷茫和惨况，他们一定很痛苦。幸运的是，他们用心聆听了我的困惑和疑虑，但并没有贸然替我决定接下来该如何做。

我的这场危机在一个早上得到了解决。当时，我和父母坐在巴黎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再一次直面我应该放弃还是坚持从事科研的问题。最终，父亲没有对我施压，而是温和地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认为，我确实对自己的科研生涯产生了困惑，但这不过是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我对胆囊的研究也才进行了几个月，现在就放弃计划好的毕生事业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剑桥大学，再花半年时间去尝试解决胆囊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成功，我可以在1960年春放弃科研这条路。此刻，我无须做出一个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

父亲的建议对我来说，仿佛绝渡逢舟。我有了一个不错的理由来推迟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再试半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推迟做决定不会把我禁锢在科研道路上，半年后我依然能选择做一名同声传译译员。

尘埃落定。回到剑桥大学后，我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继续做我的胆囊研究。我终生感激生理学系的两位年轻的教职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解决了实验中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位确认了我测量胆囊电压的方法毫无缺陷。在适当条件下，胆囊的确会产生可以测量的电压，也就是所谓的“扩散电位”和“流动电位”。但是，由于胆囊在传送水和离子时正负离子相当（这在当时已知的上皮组织传送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造成净电荷为0，因此未能产生传送电压。

我的研究结果逐渐引起其他生理学家的兴趣，也让我感到兴奋。随着胆囊实验的成功，关于想要得到其他科学家认可的哲学疑虑也烟消云散。我在剑桥大学待了4年，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生理学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教职（开始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成为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

以上便是我的首次重大职业生涯危机，这是个人危机当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当然，这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危机。后来，我大约在1980年和2000年分别经历了两次相对缓和的职业生涯危机，这两次危机涉及我研究方向的转变。随后，我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在第一段婚姻持续7年半之后离婚。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职业生涯危机从细节上看是独一无二的：我怀疑，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人会经历这样一场在胆囊生理学研究和同声传译之间做抉择的危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我在1959年所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个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