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时模式

汉语中，“时”的本义为四时。《说文》：“时，四时也。从日，寺声。”《玉篇》：“时，春夏秋冬四时也。”顾炎武《日知录》：“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尧典》之四时，《左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一日分为十二时。”后来，人们以四时之“时”为时间之“时”，包含着中国人对四时的重视。

我国商周之时并无四时之分。卜辞中只有春秋，而无冬夏，据陈梦家考证，卜辞的岁时记录方式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当时根据农业季节特征，将一年分为“禾季”“麦季”两段，“禾季”是播种季节，大约相当于后代之冬春，“麦季”是收获季节，大致相当于夏秋。卜辞中的一岁即分为春秋两季，春当“禾季”，秋当“麦季”，而春夏秋冬四季之说大约始于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春夏秋冬四时已被广泛运用于天文历法中，并渗入那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四时成为人们崇拜之对象。当时人以四时指代天地，效法四时就是效法天地。《周礼》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部分，在这里，四时获得了和天地比并的地位。《黄帝内经·素问·实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吕氏春秋·当赏》说：“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而《淮南子·时则训》也说：“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因此，中国人由天地崇拜转化为对四时的崇拜。春秋战国以来普遍存在着祭祀春夏秋冬四时之神的仪式，此风到汉代仍很盛。《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汉书·礼乐志》载有四时祭歌的全文。

四时由一般记时概念上升为重要的文化概念，一因它和天地阴阳相联，故引起当时人们从哲学角度加以提升，对此《易传》论述较充分；二因它是一个记时的概念，时间是农业的命脉，农业文化在古代中国社会占有突出地位，所以人们将它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从而使四时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对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等有详细的论述。

方东美说：“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易之卦爻，存时以示变，易之精义，趋时而应变者也。”一部《周易》，概括了中国人对时间的看法。《周易·系辞下传》有一段谈到易卦的产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此中的“两仪”指天地，而对于“四象”则颇有不同看法。孔疏以为：“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此说甚迂曲。《周易乾凿度》云：“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会。”所谓孔子之说当然属子虚乌有，然其中指出四象是春夏秋冬四时，则正中窾会。证之《易传》原文，也颇相合，这段话先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云云，接下去谈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显然是暗指以上所言“两仪”“四象”的。《易传》以四象指四时是间接的，四象当指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个卦象，即七、九、八、六，因为这段话是谈八卦起源的，而少阳、老阳、少阴、老阴按照当时的阴阳学说，即分属春、夏、秋、冬，春为初阳，夏为阳盛期，秋为初阴，冬为阴盛期。近人尚秉和云：“四象即四时，春少阳，夏老阳，秋少阴，冬老阴也。老阳老阴即九、六；少阳少阴即七、八，故四象定而八卦既生。”以四时为四象的深刻寓意是：太极是抽象的精神本体，天地阴阳由太极而来，天地阴阳的核心是生命，而四时是生命的最好体现者，通过四时人们能体会到宇宙生命之奥秘。因此，八卦也就是对四时中所蕴涵的生命精神的抽象标示。八卦早在商代就已出现，而春秋时代才出现四时，八卦来源于四时之说当然是后人所添加的，这里也反映战国时代人们对四时的重视。

这种力求以四时去统摄易理的努力，同样反映在占筮上。《系辞上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而占历十八变后，无非得出九、六、七、八四个数字，易所谓“四营”，以象四时。易占九、六变，七、八不变，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左传》中有大量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棾之否棲。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乃观卦六四爻辞，此占得观卦，六四为变爻，故由阴变阳，得变卦否棲。为何九、六变，而七、八不变？易学界似未加注意。究其因，乃与四时有关，九为夏，六为冬，夏为阳极盛之时，六为阴极盛之时，极而能变，故九、六变。而七、八属春、秋，春、秋也变，但这变不是以阴转阳或以阳转阴的质变，如春属阳，夏亦属阳，由春到夏只是阳气渐盛的过程，而非以阳转阴。秋、冬之变也类此。由此可见，判断卦变的根据即是四时。

实际上，到了《易传》，四时一跃成为整个易学体系的重要因素，解易者力求将四时之理贯穿于易学体系中。《系辞上传》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绝非孔疏所说的实象、虚象、义象和用象，而是九、六、七、八，亦即春夏秋冬。易之理，就是示人以四时之理，四时之理就是变通之理。《系辞上传》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而易之名，就是变易的意思，所谓“易者，变易也”。由此反观可知，《周易》的核心阐述的是变易之理，变易之理体现于四时之变中，而四时就是易所以示之九、六、七、八也。八卦来自于四时，卦爻之变模仿于四时。可见，《易传》突现了一个四时模式，它把时间的秩序变成了概括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变通莫大于四时，是《易传》的核心思想。

在春秋战国之时，四时中被塞进广泛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反映社会道德文化内容的重要符号。从《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到《礼记·月令》等，都力求以四时为线索来构筑一个人间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在这里，四时不是简单标示自然时间演进的四个阶段，而变成负载丰富社会内容的四大生命板块。其内容包括：（一）指示各个节令的基本社会活动，如春天耕耘、树艺，“修利堤防，导达沟渎”“王布农事”等。（二）模仿四时建立官制。春官为司空，春气温，属土，故此官执掌水利和土地；夏官名司徒，夏为阳盛期，故此官主耕稼；秋官名司马，主征战，因秋为阴，主杀伐；冬官名李，李为狱官，因冬阴而闭藏，主平准法事。（三）依照四时建立施政准则，春夏属阳，宜温；冬秋属阴，宜刑，施政需参之以行。《管子·四时》：“是以圣人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吕氏春秋》说：“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尚德去刑说和四时具有密切的关系。（四）以四时为立国之基石。《管子·四时》谓：“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四时的变化，司历之官享有很高的位置，《管子》第一篇《牧民》开章便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这与西方有明显的不同，奥地利学者弗兰茨·屈纳特说：“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一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这段话被李约瑟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题头语。李约瑟和这位学者一样，都注意到时间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位置。

由《管子》提出到《吕氏春秋》集其大成的四时说，对两汉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到十二纪纪首——《月令》的影响。”《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几乎全盘袭用了十二纪的学说。

战国以来，人们将四时和五行联系起来。《礼记·礼运》：“播四时于五行。”裴骃《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云：“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四时和五行的搭配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事件。顾颉刚先生说：“五行说起源于战国的后期，驺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而据今人考证，五行可能在卜辞中就已出现，四时产生比五行晚。四时和五行的结合，较早见于《管子》，《管子·四时》谓：“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方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这里就将五行和四时联系起来。《管子·幼官》中也有五行配四时的说法，郭沫若说《幼官》和《四时》“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雏形”。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四时和五行完全相融于一起。四时配五行，数不同，本有不合处，《十二纪》将春夏秋冬分属金木水火，并以土置中央，土不仅是整个空间的中央，而且也是时间的中央，处于夏秋之间，将四时分为两段，前者（春夏）属阳，后者（秋冬）属阴，此时正是一年阴阳大循环的转换时期。通过这一搭配，反映了中国人视四时为一整体生命的重要观点。

四时与五行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建立了一个时空相融的模式。第二，这一模式其实是一种生命联系模式，强化了中国哲学中生命联系的思想。四时五行相配，将空间的有形实在投入四季的生命循环中，又将时间运转和一切存在物联系起来，五行所延及的五采、五玉、五形、五辰、五帝、五味、五纪、五音等内容，都可以和时间联系起来。第三，它建立了一个变易的模式，四时是一个变化的流程，而五行也不是五种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一个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的整体，它的内部存在着“生”与“克”的无限运动。因此，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变易精神，即变化既不是线性展开的过程，也不是现象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循环往复、彼摄互联、无所不在的运动。

通过在哲学中的提升和政治道德生活中的落实，四时一跃而成为既体现天地精神又反映人间具体生活的文化模式。它以农业文化为基石，以人们的直观体验为依据，又和占筮、民俗等联系起来，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四时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受到重视，是与中国人重视生命的基本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四时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生命模式。

在中国文化史上，四时常被用作一种“生命代符”。中国气化哲学认为，乾坤为一气运转，剖而为阴阳，阴阳氤氲万物，于是天下生机勃现。而四时就是一个反映阴阳二气相摩相荡、起伏涨落的生命模式。四时是阴阳化合的生动体现。请看以下论述：

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

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管子·乘马》）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在这里，四时被描述为阴阳运行的轨迹，春夏以阳，秋冬以阴，阴阳相替，处于不断地消息循环中。四时由此成了阴阳二气替转的代符。如《黄帝内经》认为，四时的变化引起阴阳二气的变化，人的体气也随之变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论述了这二者的关系。春天，阳气初布，通畅发陈，人体阳气始升，此时宜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天阳气极盛，万物繁茂，人不宜过怒，以免伤气；秋天阴气始起，人要收敛神气；冬天阴气极盛，万物闭藏，人要有“养藏之道”。有趣的是，《灵枢经》有《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四时不是标示一年的四个季节，而是标示一日的四个时段，早上属春，日中属夏，日落属秋，夜半属冬。这种类推的根据，就是因为四时已经成了表示阴阳二气消息的符号。万物的生命发展都可以用四时来归纳。四时成了阴阳的代符，所以人们说“阴阳五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四时五行”。

这种“生命代符”的核心，就是把时间当作运动变化本身。在西方，一般认为，时间不等同于运动变化。亚里士多德指出，变化有快有慢，而时间没有快慢，时间不是运动，但也不脱离运动。而在中国，时间几乎被作为运动变化的代名词，《淮南子·原道训》：“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这个比喻很生动，如果说天地是一辆马车，那么，四时就是这车上的马，四时意味着行进、流转、变化、生生，它是一切存在物的内在动力，时间就是运动本身。朱熹说：“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四时为“推行底”，就是强调时间的运动特性。孔子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强调时间流动变易的特质。以这种流动的时间去融汇万物，使宇宙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这种观点不同于近代西方物理学讲的绝对时间，中国人不承认有脱离具体物质运动的绝对时空，正如李存山所云：“由于阴阳二气充满空间，所以时间的延续只是阴阳二气运动性状的度量，而没有绝对的时间。”

中国文化中还建立了以四时为主的四大生命板块。《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云：“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四时反映了自然生命发展的四个阶段，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生命特征，中国人却从这自然顺序中得出了天地生命的重要启示。通过四时和五行的关系，并通过象征互动的类推，四时和其他生命内容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四个相对固定的生命板块。如春天，于五行属木，状万物化生；于气属阳，此时一阳复始，万物复苏；于色属青，生命开始呈现绿色；于虫属鳞，鳞为龙之属，比喻潜龙跃动；于音属角，《史记·律书》“角，触也，触地而生，戴芒角也”，角有喻生命蠢动之象；于方位属东，东方是生命初升的地方……木、青、角、东、鳞、阳等形成了一个以生命初萌为主题的春天交响曲。这四大生命板块，也是我们民族的四大生命原型，它具有巨大的黏附力，在生命关联的推演中不断扩大其生命内容。

其次，这四大生命板块反映了生命变化的秩序，将万物编入这四大板块中，实际上是将万物投入生命变化之流中。中国人记录时节的发展，除了四时之外，还有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但在这其中，尤其推重四时（如《吕氏春秋·十二纪》就以四季为主，将每季分为孟、仲、季）。重视四时，是为了从相对完整的角度来观察生命的变化，使人们更好地感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易过程。诗人们吟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陆机《文赋》）“四时更代谢，悬象迭卷舒。”（何劭《赠张华诗》）他们都是通过四时来感受生命变化的节奏。古代中国人有悲秋的习惯，所谓“愁者，心之秋也”。宋玉《九辩》云：“悲者，秋之为气也。”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成熟的季节，悲从何起？这正因为秋天使人感受到生命将要走向它的否定方面，它突出体现了中国人从四季中感受生命变化的独特精神。

中国哲学也注意从四时中吸取生命精神，完善自己的生命哲学。如在儒家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易之“四德”就是如此。在儒家看来，元亨利贞四德，也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宋程颐云：“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朱熹说：“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元者，天地万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儒家推重四德，正是为了推重“生意”。汉扬雄模《周易》所作之《太玄》，也发挥了四时的生命特点。《太玄文》云：“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此“五德”和易之“四德”，语虽有异，其实则一，都是从四时中掘取生命内涵。春为直，“直”通“殖”，万物之所生殖也。蒙为覆，像夏时草木蒙络摇缀之状。酋为秋，《方言》：“河北燕赵之间言熟为酋。”《博雅》：“酋，熟也。”酋喻秋禾之熟。罔为冬，罔意为闭，言闭藏也。冥者，无也，万物皆处于无。可见，扬雄循《易》之“四德”，也将“生意”作为“五德”之核心。

四时模式作为一种生命模式，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生命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在中国艺术和美学思考中烙下深深印迹。其实，在中国艺术中也存在这样的“四时模式”，由此表达对生命的关注。如中国艺术中的“四时山水”的问题，就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艺术母题。北宋郭熙说：“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又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寒，人寂寂。”后之论者踵事增华，如韩拙不但论四季山景、水景，还论述了四季林木、四季云霭雾岚等。这些论述在画界反复传诵，也成为学画者之津梁。即要求画家了解各时间段的不同生命特点，了解生命运转的内在脉络。在园林中，如扬州个园的四季山水，可以说是这门艺术重视生命的一个缩影。正如《园冶》所说：“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收四时之烂漫”，就是含纳生命。又说：“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它所要追寻的正是时间流淌中的生命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