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是人類文明興起的重要表徵。二十一世紀的理想城市，除了要彰顯其政治、經濟及現代科技的成就以外，更積極追求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處。因此，有計劃及有系統地進行城市規劃並作出定期檢討，便成了現代城市人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門。要建構理想城市，規劃所涵蓋的範圍廣泛而且多元，包括諸如空間佈局、城市設計、基建設施配套，以至城市規劃條例的制定與推行、日常營運與管理等。隨着從事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及關注者不斷增加，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皆以監察城市規劃為己任，政府在規劃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挑戰，要達致既定目標，需兼顧的問題愈來愈繁複。
一百七十四年前（即1841年），英國人在上環水坑口登陸時，發現香港島缺乏可供發展的土地資源，夏季更受颱風吹襲，小島不但沒有發展農業的條件，甚至不能說是一個理想的居住地。1841年英人首次在港島進行人口調查，發現只有約5,450華人居於島上，大部分為赤柱及筲箕灣的漁民；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從未視香港島為城市。2015年底，全港約有732萬人口1，是一個擁有完善設施的現代城市，堪與全球其他國際大都會嫓美。可見香港的崛興與發展，與後天人力資源的投放、城市規劃及利用現代科技克服城市的缺陷，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城市規劃並不是一門二戰後才興起的專業，只不過從前的稱謂與現代不同。翻查歷史資料，發現城鎮建築規劃（town-building plan）及城鎮擴張規劃（town-extension plan）等專業名詞在二十世紀初才出現，但道路規劃（street planning）一詞則在1851年就已經開始使用2。綜觀世界各國著名城市的歷史遺跡，如城牆、道路、廣場、廟宇、供水系統，均充分證明城市規劃對城市的整體發展有着關鍵性的影響3。有研究香港城市發展的地理學家認為戰前香港的城市發展零碎而欠缺全面規劃4，這可能是研究者未曾深入細讀城市的發展而已。如果香港的城市規劃並非早在1840年代就已開始，又怎樣解釋核心區域具備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城市功能的事實呢？
一個城市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取決於地理環境、聚居的人口、經濟資源、鄰近地區的發展狀況，以及客觀的政經形勢。草創階段的規劃有相當大的自由度。當城市的人口不斷增加、人口結構轉型、政經環境改變、新技術流入，以及外在環境轉變，城市規劃便需要更新。如果早期的規劃不夠全面，所產生的問題會變得十分複雜。舊建築到底應予保留還是拆卸重建，新舊建築並存的作用及文化上的相互關係等，使重新規劃的難度比由零開始更為困難。假如香港的城市發展是從無到有，早期城市的建立及規劃有何特徵？什麼因素會導致城市規劃順應時勢作出應變？人口的增加、結構的轉型、外在政經環境的變遷、可用經濟資源的調配、技術的引進及更新、城規條例的制定等等因素，到底孰輕孰重？多次的再規劃又有何難度？城市重建與新的規劃有沒有衝突？統治者如何利用規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達到既定目標？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可惜直到今天，有關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的論述不多，大多集中在檢討近年香港城市規劃的得失，尤其側重於土地利用及城規條例的內容與成效5，鮮有探討戰前的城市規劃。多年前本人曾就香港的供水系統、土地及海港發展和交通系統等專題，進行過綜合研究，而從規劃政策入手，觀察都市化的發展歷程，則仍屬首次。以下以城市規劃為重點的研究，是希望透過城市規劃的演變過程，解構城市規劃策略的產生、重點與轉變的脈絡，並比較在不同發展階段城市規劃與社會結構轉變的互動關係，了解社會需求如何影響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又如何帶動社會轉型，並展示不同年代社會及政經環境的改變，如何牽動着自1841年至今城市規劃的步伐，而規劃又如何提供前瞻性的構思，引領城市迎接預見的未來。通過這項研究，冀能讓我們再次思考這個城市融匯中西文化特色的源起，及其建立本土獨特風格的過程，為香港的城市研究及未來城市的發展方向帶來新思維。
回顧過去一百七十四年，香港的城市規劃大抵經歷了以下六大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起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規劃的二元性：一方面利用科技解決資源短缺及克服颱風的吹襲，建立供水系統、填海造地、設立避風港、興建道路及商埠的基本設施，奠定商貿基礎，並透過歐式建築引進西方文化，及推廣西式的文化生活，規劃地區主要集中在港島中環；另一方面，殖民政府漠視來港避亂的華人，對華人社區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加劇了城市的公共衛生及治安危機。在跌宕的政局中，香港輾轉成為轉口貿易港。
第二階段由1898年至香港淪陷—版圖的擴張：1898年簽定《中英展拓界址專條》，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隨着中國內地政局的變遷，移入人口不斷增加，城市需要擴充規模，《展拓界址專條》正好提供了新的土地資源。新九龍區域的釐定，制定法例規劃土地用途，擴展交通網絡，開拓郊區，使港島北岸、九龍及新九龍成為重點發展的區域，香港版圖得以擴張。在1930年代，為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殖民政府曾構思向中國政府購買新界，後因太平洋戰爭而告吹。
第三階段由1941－1945年—日軍的資源港：香港在日本軍政府的統治下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資源港，作為日軍的軍港，香港無論是在人口、地區的功能、經濟活動的拓展方面，都與英國殖民政府的規劃截然不同，日本人對城市的佈局、農業及其他資源的開發方面所提出的見解，過往鮮有討論，值得大家重新思考。
第四階段由1945－1978年—高密度的發展規劃：面對戰後人口劇增的壓力，政府推行高密度的居住規劃，一方面解決新移民的居住問題，另一方面為加工工業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使香港轉型為加工工業城市。為疏導人口，興建了第一代新市鎮，規劃為可以提供就業、日常生活配套設施的綜合社區。城市的發展由科技、管理及官僚體制主導，人的生活方式及規律亦由科技帶領。
第五階段由1979－1997年—政治與經濟的角力：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讓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的經濟地位逐漸取得其他地區的認同。但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本地工業北移、經濟轉型，以及1997年回歸中國的政治議題困擾，經濟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為淡化中英兩國的政治爭議，政府開拓以大嶼山國際機場為核心的玫瑰園計劃，進一步擴充城市規模至大嶼山，城市的核心區向西伸延，使香港堪與全球其他國際大都會並列。
由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至今，是城市發展的第六階段—從蛻變到可持續發展的挑戰：面對政治制度的改變、全球自然環境受氣候變化帶來的衝擊、市民公民意識的提高，政府在提出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同時，更修訂了公眾諮詢的程序，使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角色日益吃重。作為大珠江三角洲的一員，香港要配合內地華南地區的整體發展，城市規劃政策再次轉型，引領香港尋找新路徑。
香港的城市規劃在不同年代所面對的挑戰錯綜複雜，除了因應時代的需要作出相應調整外，也創造了許多具有本土特色的風格，現在就讓我們將箇中底蘊逐一解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