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研究

3.3.1 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

孙岩等（2013）在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综述中将影响因素的研究角度归纳为心理角度、社会学角度、经济学角度和产业生态学角度。本书的分类主要是从客观因素和主观认知角度出发，其中客观因素主要涉及消费经济学领域。

现有文献多是通过构建需求函数（陈迅等，2008；王效华等，2010）和估计收入或价格的需求弹性（Salois et al., 2012）研究消费行为。能源消费也是一种“条件消费”，即能源消费行为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个人偏好的影响。在宏观研究中，区域能源需求的决定因素包括产业结构、人口、经济（吴玉鸣，2012）。现有文献表明微观能源消费行为与宏观经济有密切联系，Bin等（2005）运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得出微观居民能源消费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梳理影响因素的相关国内外文献有两个作用：一是从影响因素角度了解微观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我们通过文献综述看到能源消费不仅仅受到技术和效率影响，也受到更多其他的因素影响，例如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和环境意识等。二是为本书第四章能源消费潜在行为研究，以及构建有限混合模型作铺垫。本节分为两个部分梳理影响因素的文献。首先，我们罗列影响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的客观因素，包括个体家庭特征、地域环境等；其次，考察主观因素，该部分主要包括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例如社会态度、环境意识和节能意识以及生活方式与能源消费的关系。

3.3.1.1 影响家庭能源消费的客观因素

当前，我国家庭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而使微观家庭能源消费研究备受关注。家庭碳排放主要由家庭能耗、交通出行和生活垃圾三部分组成（杜运伟等，2015），可见其与家庭能源消费高度相关且范围更加广泛。其中，赵晓丽等（2011）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居民能源消费。该文发现影响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经济基础（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能源结构和能源价格，并指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能源价格的调控作用。

根据经济学原理，家庭能源消费遵循需求理论，即收入的增长刺激能源消费，居民能源价格提高则抑制家庭能源消费。收入与能源消费和家庭碳排放量的相关研究还包括Pachauri（2004）、姚建平（2009）、张妮妮等（2011）、史清华等（2014）。相对而言，能源价格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相对较少，其中陈迅等（2008）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能源的价格数据在搜集上的困难；二是价格因为政府调控等原因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当前市场情况。

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能源消费行为。西方的相关领域文献从政策和教育宣传的影响方面出发，例如Egmond等（2005）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税收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集中讨论税收在引导能源消费行为中很有限。Reiss等（2005）指出教育宣传相比税收等经济政策的效果更加持久。

国内文献对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张文渊，2000；程川等，2004；王效等，2005）。其中王效华和胡晓燕（2010）研究江苏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对人均电力的消费有显著影响，而对人均能耗无影响；张妮妮等（2011）探讨我国9省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模式和行为选择，并发现农户职业特征、房屋特征和能源可获性为重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能源消费的因素探讨也更加多元化，包括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居民能源消费观念等（姚建平，2009）。Blasco等（2001）在微观领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采用多学科方法发现家庭人口数量、年龄和待在家的时间显著影响家庭能源消费；Guo等（2016）发现有6大电能消费因素影响着农村家庭的满意度，包括教育、健康、收入、在家时间、断电时间和电费；王钦池（2015）和申俊等（2016）证实人口规模影响居民的能源消费行为。

一些研究表明不同地域、民族和生产方式的家庭受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田青等（2008）率先分析我国处于东、中、西部的城镇居民受到不同消费因素的影响，例如购房支出刺激了东部地区家庭的居民消费，却抑制中、西部的消费需求。在能源消费的地域差异研究中，计志英等（2016）得出城乡家庭在能源排放方面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文中证实城镇化、人口规模、能源消费强度和结构及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居民碳排放产生明显作用。其中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强度对城市家庭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大于农村家庭。何威风等（2014）分析重庆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受到的差异化影响。例如家庭健康状况促进“基本型农村家庭”的薪柴消费，然而对以非农生产为主的“人力资产型农村家庭”有抑制作用；家庭人数与“自然资产型农村家庭”和“人力资产型农村家庭”在薪柴消费比例上正相关。孙永龙等（2015）在探讨《高寒藏区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高原为例》一文中，发现民族不同导致能源消费行为的各异。另外，牧区家庭的能源消费主要受到家庭规模、是否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支出影响；农区家庭则受人均耕地面积和收入的影响，年均取暖时间和家用电器种类影响农牧交错区家庭的能源消费行为。

教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Chen等（2006）发现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家庭选择燃料的类型。当教育水平更高时，家庭倾向于选择更加高级的能源种类。赵雪雁（2015）同样发现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商品能源并放弃使用薪柴。

3.3.1.2 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观认知

家庭能源消费是一错综复杂的行为，上述的客观因素并不能透彻理解家庭能源消费的特征和模式。除了收入、家庭人数等直接影响能源消费的需求之外，主观认知因素和间接能源消费也不可忽略。Stern（2000）从环境心理学的理论角度检测行为和环境关注度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了导致人们环保行为背后的个人认知原因。张馨等（2011）指出更多能源消费来自间接消费，即除了居民直接消耗的能源部分，间接能源消费存在于居民其他各种消费和服务中。该文研究结果表明间接能源消费在城镇家庭占比超过60%，在农村地区却有下降趋势，约为50%。这意味着其他因素对能源消费有潜在作用。Weber等（2000）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得出未来的能源需求由消费者偏好及其生活方式决定。利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间接能源消费的文献还包括Lenzen（1998）、李艳梅等（2008）、张馨等（2011）。

环境意识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产生在指导消费者的节能行为方面。Poortinga等（2003）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家庭偏好对节约能源行为的影响，并采用联合分析（conjoint method）证实对环境问题更关心的人会抑制其能源消费。该文描述了这部分人采取的节能行为通常是关掉不必要用的灯和其他电子设备从而减少家庭能源需求量。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课题组（2011）的研究则发现生活耗能与主观节能意识的关系并不大，居民的能源消费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地位结构制约，即社会地位越高，能源耗费量也越大。居民低碳消费本质上也是一种节能消费行为。胡雯等（2014）探讨社会责任意识，居民对气候和政策的感知与低碳消费的关系，其发现责任意识和感知度均与低碳消费的需求正相关。同样，贺爱忠等（2011）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我国居民的责任感在低碳消费中所处的重要作用。以上研究均涉及个人态度与能源消费行为的关系，有更多心理学方面的探讨。

3.3.2 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分组研究

本节从微观家庭的异质性角度出发，梳理家庭消费行为潜在模式的相关文献。首先，本节将介绍经济学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以及给出微观研究中如何探讨异质性的相关文献。随后，本节提出样本分组成为大量实证文章的研究范式，却很少有研究在分组的过程中关注样本的异质性。本节将展示现有文献的分组方法，并指出大多数分组方法均是事先给定分组标准或者组别，异质性问题在此情况下仍然存在。

3.3.2.1 微观样本的异质性

Heckman（2000）提到微观经济学领域特别需要留意相似样本之间的差异性，并指出这类潜在的异质性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实践中均有深远的影响。对潜在异质性的探讨在当今计量学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其有助于认识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

样本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探讨成为定量研究的重要环节。相比异方差和内生性，异质性问题更容易被大多数研究忽略，主要原因是当前计量经济学领域并没有针对异质性的系统检测方法和计量模型。特别是在微观数据中，异质性体现在个体多样化行为中，因此如何追踪行为中的异质性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重要话题。本书仅仅从潜在组别角度探讨微观样本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与异质性不同，模型中出现异方差时并无严重后果，仅导致最小二乘法的估计低效。不仅如此，该问题在计量学中却得到很好的处理。异方差表明当不可观测的因素在误差项中，并且随着其他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变动而变动。解决异方差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回归后观测残差散点图。当然，怀特检验（White,1980）和BP检验（Breusch et al., 1979）都是经典的异方差检验方式。

异质性在微观家庭的研究常见于市场营销和微观消费者领域，Chang等（1999）率先指出消费者回应价格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他们运用Logit模型中的分层贝叶斯方法探索微观层面的异质性。Chintagunta（2001）运用盈利需求模型研究宏观数据的内生性和异质性，并强调在需求函数中以上两问题需要被更多地考虑。Kopalle等（2012）也提出微观家庭在价格影响中的异质性。Dolnicar等（2008）证实微观个体在旅行消费上的显著异质性。与之相比，在能源消费领域对异质性的探讨还十分有限。

总体上，虽然异质性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解决异质性的方法并没有像解决异方差一样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很多实证研究忽略异质性问题，将地域、国家、省份等虚拟变量作为固定效应纳入模型（Owen et al., 2009; Andadari et al., 2014; Broadstock et al., 2016），而这种方式的不足在于其假定同地域、同国家或者同省份内的样本在回归中具有完全一样的边际效应。除此之外，纵观能源消费行为的大量研究，它们结合各自的研究目的将样本进行分组，例如按照区域、国别、能源生成方式、城乡、收入水平等，而这种传统分组方式仅仅关注了某一特定方面的样本差异性。下一节将具体解释其中的缘由。

3.3.2.2 微观家庭的分组研究

传统的分类研究方法将样本分类视为外生形式，即如何分类样本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和其他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大量看到这种方式的分组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宏观研究（Chontanawat et al., 2008）将世界100多个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分为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和低度发展国家，或者按照国际组织或群体划分，例如分组为OCED成员国与非OECD成员国。行业研究中Zhang等（2013）按照石油工厂的不同燃烧模式分组。

微观能源消费领域中最常见的分组方式是按照地域分组或者行政级别划分样本。其中包括按照城、镇、乡分组样本，例如在家庭碳排放的研究中，张馨等（2011）分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分析直接和间接的能源消费量；Gundimeda等（2008）在研究印度家庭燃料需求弹性一文中，将样本分为城、乡两组。以上分组方式在能源经济学领域最常见，类似的分组方法还出现在早期研究Murthy等（1997）中；计志英等（2016）将全样本分为城市和农村家庭部门；孙永龙等（2015）在对藏区家庭能源行为的研究中，按照牧区、农牧交错区和农区研究不同区域家庭的不同影响因素。另外，也有按照家庭所在省份的东、中、西部分组研究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张妮妮等，2011）。

大量文献在将样本按照某种事先方式分组时，都给出充足的理由证实组间的差异，即给案例证明其为“自然分组”。例如张馨等（2011）在研究中将样本分为城镇和农村家庭。对此，我们对如下两个问题感兴趣：一是城乡接壤的家庭，因为无法一一考察其生活习惯、经济地位和能源设施更属于哪一类而一律依照行政划分归类。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二是经济水平一直是能源消费研究的重要因素，为何不直接按照收入水平将中国家庭进行分组研究？各国在收入贫困线的划分上都有各自的标准，另外不同地域物价的差异也可能影响贫困线划分，例如首都和发达城市的物价水平一般高于该国其他城市。以收入举例，很难证明高于某一收入标准便是经济富裕或者低于某一收入水平就是绝对的收入贫困。根据以上分析，传统方式的分组研究虽然占据主流，然而家庭异质性不再是通过简单外生分组样本可以完全解决的。

从这个例子清楚地看到，预先给定门槛的分类方式并不是解决异质性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潜在的异质性更无从考察。我们也许可以提出将样本按重要因素继续分类的方式，Reddy（2003）按照能源的7个类别将印度家庭按照城乡以及高、中、低收入一共分为42个组；Naranpanawa等（2012）采用斯里兰卡微观数据研究高油价问题，探讨了贫困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样本分为城、镇、乡及高、低收入6组家庭。然而这样无限分组下去并没有研究意义；如果仅仅研究其中一个或几个子样本又缺失代表性。以上无限分组方式的弊端则充分说明需要新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现有文献在分组方面出现的问题。

文献中的分组方法虽然各有差异，但是都遵照一事先标准分组样本，即研究者凭借个人经验或者现有文献主观认为该分类标准探讨了样本的异质性。以城乡分组为例，即研究者首先认同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之间的显著差异。然而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等，仅能控制却不能再无限分组下去。特别是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模糊的门槛或者潜在的分组无法在此获悉。

一系列计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外生分组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是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分位数回归模型（Quantile Regression）和有限混合模型或者叫作潜类别模型（Finite Mixture Models/Latent Class Models）。其中聚类分析法广泛运用在统计、数学和工程等领域，主要通过各种算法寻找数据中相似的元素并组成“簇群”。聚类分析的方法多样。王骏等（2012）将聚类分析归纳为基于层次的聚类、基于图论的聚类、基于划分的聚类和基于密度和网格的聚类。Lin等（2013）并非按照传统东、中、西部划分我国省份，而是运用聚类方法将中国30个省份分为3组研究中国能源效率，且三组的平均能源强度指数各异。该文指出虽然分为多组会更加精确，但是组数增多将导致每组样本量减少，从而在模拟每组的前沿函数时更加困难。分位数回归分析最早是由Koenker等（1987）提出的，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实证研究中非常广泛。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部分异质性问题，因为此方法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多个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化影响（朱平芳等，2012）。为了进一步考察某一重要变量对因变量的异质性影响，Firpo等（2007）, Frolich等（2013）提出几种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聚类分析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样本的异质性，然而这两种方法仍然有一定局限。其中，聚类分析虽然体现了分组样本的灵活性，即并不按照研究者主观决定的分组规则进行分组，然而其需要研究者主观决定样本组数，这一点仍然是将组数外生化的表现。分位数回归模型也进一步探讨子样本的条件分布，从而获取更多不同分位数上的影响差异。该方法主要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分位数回归在计数数据中的模拟结果可能不理想（Deb et al., 2009）；二是分位数回归在探索异质性时很难判断产生异质性的关键变量或者群体。

Crawford等（2012）的研究则提出一种非参的理论方法，用于探讨不可观测的偏好异质性。该文提出如何确定最少分组数，且可以包含数据中所有可观测的样本类型。他们的理念并非构建真实却异常复杂的模型，而是最大可能地简化模型并通过统计检验证明模型的准确性。该文的结果表明，样本量为500的横截面数据大概存在4组或者5组为比较合适的分类组数。相类似地，Dean等（2010）提出如何达到最大数量的子集合从而充分探索偏好异质性。然而，以上两篇论文在操作上都需要精准的数据支持和复杂的程序运算。

综合以上所有通过样本分类方法研究异质性的文献，本书将采用有限混合模型研究我国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潜在分组。下一小节将对该方法进行详尽介绍。

3.3.3 有限混合模型的分组研究方法

在过去几十年中，有限混合模型（Finite Mixture Models）的相关文章不断增多。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同分布等假设条件，而该模型恰好可以反映某一样本的多重分布情况。有限混合模型假设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并且全样本存在多个组别，每一个样本都可以归纳到其中某一组；该模型可以用于模拟未知或者复杂的混合分布。当我们面对以上情况时，有限混合模型可以估算数据中每组的参数，而非仅仅得到整体样本的参数。因此，有限混合模型最大的优势是在潜在组别中提供了异质性的自然分组。该模型在经济学领域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计算机相关程序及运算的完善；二是现实世界中样本行为的复杂化，因此有必要运用更加灵活的模型模拟行为；三是有限混合模型在分组上比传统分组方法具备显著优势，在挖掘内在行为、样本异质性和潜在影响因素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早期统计和计量经济学领域的著作或者论文Heckman等（1984）、McLachlan等（1988）、Wedel等（1993）和Lindsay（1995）均涉及有限混合模型，并用于解决劳动经济学及市场营销领域的问题。该方法最早在Deb等（1997）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规范，在此基础上，Deb等（2011）将有限混合模型扩展在固定效应中，目前阶段因为程序比较有限，面板数据的有限混合模型在现在研究中运用甚少。

经济学中有关有限混合模型的运用层出不穷，该方法被证实更好地解决了样本异质性问题。宏观经济中，在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异质性问题时，很多研究通过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从而出现同区域国家有相等边际效应的不合理假设；其他常见方法是按照经验分组，例如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然而该方法需要给定收入标准作为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Paap等（2005）用潜类别面板时间序列模型研究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结果证实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组。Owen等（2009）的研究在检验经济增长率上更加完善，他们通过估计有限混合模型将样本根据相似的经济增长条件分组，从而发现在30年间74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两类。该分组方式并非按照传统文献中的地域或者经济的发达程度分组，而是用数据引导的方法估计多组国家的潜在发展途径。该文发现国民生产总值、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和人口增长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制度作为潜在因素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微观研究中，有限混合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健康经济学领域。例如Deb等（1997）提出健康与非健康人群对卫生保健需求的潜在差异，并发现收入对卫生保健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Deb等（2009）检验因公司倒闭的失业对个体健康和酒精消费的影响。该文通过有限混合模型发现失业导致了人们潜在的健康危机。据了解，即使传统方法可以控制性别、教育、种族等个体因素，但是因失业导致个人行为的改变以及健康水平是否受到失业危及的直接影响是很难通过传统方法观测的，因此有限混合模型的运用在此有其必然性。

在效率领域有关有限混合模型的运用相对有限。其中，Orea等（2004）在用随机前沿函数估计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技术在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他们用潜在类别模型发现把西班牙银行分为4组类别进行效率分析是最理想的情况。该领域的近期文献在方法上有一定突破。Nasserinejad等（2017）提出用多种方法验证贝叶斯有限混合模型的分组数目，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模拟得到潜类别模型的最佳组数。

3.3.4 能源文化

能源文化是支配能源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本部分从知识获取、特定文化背景、消费习惯等方面对能源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中，节能意识是探讨能源文化的关键变量。

3.3.4.1 知识获取

居民的能源文化和自身文化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程度高的家庭相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家庭更注重家庭能源消费的环保程度，即高教育水平有利于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能源文化。张耀军等（2008）在农村居民中发现教育程度与节能意识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教育能提高人们获取节能意识的能力，同时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能源态度与能源消费观。李慷等（2011）和刘静等（2011）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国能源贫困人群学历普遍处于较低层次；而高学历家庭更倾向于使用天然气、电能等相对清洁的能源。可见我国能源贫困地区的低教育水平已成为阻碍清洁能源推广及加重能源贫困的因素之一。

节能宣传和教育活动能够增加居民的能源知识、态度意识、认知和规范，并以此引导居民采取节能行为。Ouyang和Hokao（2009）以我国杭州居民为样本，采取对照组实验法证明：对居民进行节电教育可以有效改善用电行为，平均日常用电节约10%。Mccalley和Midden（2002）通过对荷兰埃因霍温地区居民的实验，证明通过自我设定能源消费目标，并提供能源使用反馈信息可以促使消费者的节能行为。Sardianou（2005）在2003年对希腊家庭进行了调查，也证实宣传和教育活动对节能意识产生的重要影响。

但在缺乏对能源现状正确认识的教育会导致社会范围内形成错误的能源文化。钟世潋（2015）在分析影响节能减排战略的文化阻滞因素中提到，我国部分中小学教材将国内能源现状介绍为“地大物博”。这种对国内能源现状的“刻板印象”一旦树立，就会导致学生在“地大物博”思想支配下形成浪费资源的能源文化。以上案例本质上是“能源国情教育缺失”的体现，这种教育缺失会导致中小学学生丧失对能源问题的危机感，不能客观面对当前国内的能源现状和环境问题。

3.3.4.2 特定文化背景

钟世潋（2015）认为，能源属性包括能源本身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类开发利用能源的社会属性，而能源的商品属性是由能源的社会属性衍生出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数能源是由国家定价及销售的，能源的市场性非常弱，计划经济的烙印严重影响了能源的商品属性认知，从而影响人们的能源消费选择。张耀军等（2008）在对农村妇女节能意识的调查中得到，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在公社时期，一切能源资源都属于社会成员共同使用，个人无须承担任何费用与责任，由此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浪费能源的文化。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各资源都落实到户，家庭能源使用属于个人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社区文化也是影响能源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社区文化是指通行于一个社区范围之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包括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特征等。社区文化共同规范着社区居民的生活。张耀军等（2008）通过对妇女能源消费文化的调查，发现社区文化对妇女能源消费行为影响较大。王娟娟（2008）指出，通过在社区设立绿色宣传橱窗或宣传栏、警示牌，或者在管理处或活动中心放置可持续发展类的书籍，有利于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居民的环境素养，从而形成良好的能源消费文化。

与自然相伴相随的生态文化会影响居民的能源消费选择。先巴（2005）通过调查发现具有强烈高原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生态文化，其中有相当丰富的保护自然生态的内容，并在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中形成了大量的宗教性禁忌和法律性禁令，当地居民在选择能源类型时会自然而然地偏好更加清洁的能源，以此保证高原生态的平衡。

传统文化容易稳定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但是对能源升级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胡海媛（2012）通过研究民族性格指出在心理惯性的作用之下，人们对变化着的事物往往不习惯甚至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感。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常规商品能源和新能源在藏族生活中的使用不及生物质能那样普遍，使用的历史也更短。例如煤炭、汽油、柴油、电能等都是到近现代社会才渐渐进入藏族社会的，而且绝大部分是通过长途运输进入藏区的；至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更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逐渐推广的。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居民的能源选择也会受到宗教的影响。孙永龙等（2015）在甘南高原进行了家庭能源消费的调查，发现居民在购买宗教物品或供养寺庙方面的开支很大，从而缩减了牧民对商品能源和现代化设备的购买能力。

也有研究指出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对居民在选择环境友好型能源时发挥了正向作用。儒家观念中包含着“仁爱万物”的环境观，“仁爱”观主张尊重万物，关爱生命。在“仁爱”思想的指导下，人民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么桂杰，2014）。

3.3.4.3 消费习惯

日常习惯会对居民能源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Ouyang等（2009）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在使用家电过程中的日常习惯会影响其节能意识，进而对节能家电的购买态度产生影响。例如，部分消费者受勤俭节约传统的影响，会更趋向使用节省能源的家电。

个人的消费习惯会间接地影响居民的能源消费文化。在收入水平较低阶段，家庭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才会去考虑其他消费，所以这一阶段居民的电力消费较弱。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居民不仅仅满足于生存性的消费，更倾向于购买家用电器产品，满足家庭成员各项娱乐消费（吕慧等，2013）。

理财观念和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居民能源文化的形成。韩珊（2016）提到农户清洁能源消费行为离不开消费理财观的影响，消费理财观一直潜移默化地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消费理财观越保守的家庭，越倾向于把钱存起来，使用薪柴秸秆、煤等低成本非清洁能源；而消费理财偏好越强的农户在能源消费方面的支出就越高，这些家庭更愿意使用价格稍高的优质清洁能源，并愿意尝试新型能源产品。这样的观念甚至影响邻里家庭的能源消费文化。

3.3.4.4 其他影响能源文化的因素

除上述影响居民能源文化的因素外，能源文化还受到城乡差距、家庭收入、年龄结构、职业差别等因素的影响。

居民的能源文化因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特征，从而导致城乡居民在能源选择上存在差异。姚建平（2011）通过对城乡家庭节能态度的对比发现，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节能规划占比更高；城市家庭对于节约能源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更为坚定。张耀军等（2008）探索了能源文化与年龄、职业的关系，发现节能意识随年龄增长而降低。不同职业群体节能意识差距显著。不同的职业间节能意识的差距也很大。在政府及事业单位工作，外出进城打工及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群体的节能意识均高于在家务农群体和个体经营群体的节能意识。

3.3.5 总结与评述

本节重点提出了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三大重要问题：一是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二是家庭能源消费行为中的异质性问题，包括消费行为的分类研究及分类方法；三是能源文化在能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纵观我国能源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在客观因素的研究中，收入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能源价格在微观家庭研究中的影响不断弱化。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特征和成员的个体特征，例如人口规模、年龄、房屋特征、职业、教育和健康；家庭环境，例如城乡家庭的能源消费差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农区家庭、农牧混合区与牧区家庭的差异等。相比，主观认知方面的影响因素在国内研究中较少，主要是因为微观数据的有限和测量主观认知的难度较大，更多相关文献是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随后，本节从经济学中棘手的异质性问题出发，梳理现有能源经济学领域中有关主观设定样本分组方式的文献，并提出这些文章在分组方法中的局限性，随后提出分位数回归和聚类分析的分组方法。本节聚焦有限混合模型对潜在异质性挖掘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本书进一步梳理能源文化的形成因素。

通过以上文献，本书主要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运用有限混合模型可以进一步解决微观样本中的异质性问题和挖掘潜在行为模式。

（2）有限混合模型主要集中在计量、统计和健康经济学，在能源经济学领域的运用非常有限。

（3）我国家庭能源消费行为除了可以从能源效率角度了解居民能源使用情况以外，探索教育、健康和社会态度对能源消费的潜在影响，以及追踪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的分组模式均有助于我们获取更多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