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公共预算改革的逐渐深化，我国预算执行中的超收与超支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一定程度的预算超收与超支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量的财政超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削减赤字和降低财政风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针对可能的预算执行偏离，我国已经设立了预算周转金与预备费，在此情况下仍然出现长期的、大规模的偏离，则反映出预算执行乃至预算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要加以注意。财政超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成本，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正常的预算执行进度产生了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还可能扭曲预算执行效果，大规模的财政超收往往形成财政超支，超收与赤字同时存在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李九领和王家驹，2013）。

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超收规模不断扩大，且因为超收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脱离人大监督的范畴，如果成为惯性，会弱化预算监督并且挑战预算法制的权威（高培勇，2008）。不断扩大的财政超收与超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整理了我国2000—2017年预算超收与超支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分析超收收入的产生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