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国际关系概述及基本理论
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国际关系的出现几乎同国家的起源一样久远。先秦时期的中国曾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它们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国家间关系”。在城邦林立的古希腊时期同样留下过精彩纷呈的对外交往故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是最好的诠释。鼎盛时期的中国还曾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式的朝贡体系。
现代国际关系发端于欧洲，而后扩散至全球。脱胎于中世纪的欧洲逐步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则奠定了欧洲在世界上的中心位置。在数百年世界近代史中，欧洲国家一方面内斗不断，反复上演着一幕幕争霸与制衡的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商业扩张、殖民征服和文化渗透实现了对非西方世界的控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欧洲整体地位走向衰落，而美、苏两个新兴大国逐步实现了崛起并通过相互间的“冷战”对抗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步入全球化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对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全球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因此，理解国际关系不仅需要我们拥有历史视野，考察国际关系的纵深发展，同时也需具备现实关怀，思考当前世界面临的新型问题。理解问题离不开理论工具的帮助，以下我们将带领读者步入国际关系的理论世界。
1.1.1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着重从经济视角分析政治的形成、运作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动力，资本的扩张性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从而使得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转变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关系。这种世界范围的资本运动必然带来政治层面的变化，即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世界政治演进的基本动力。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的重大发展，它形成于全世界被西方世界绝对控制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深刻分析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国家垄断的过程，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为解决内部矛盾，必然在世界范围掀起瓜分殖民地的高潮，这一方面将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争夺势力范围而相互开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殖民地、半殖民人们终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终结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流派。比如，沃勒斯坦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出发建立起了世界体系理论，其核心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特别是中心国家如何通过国际机制从外围国家攫取利润，并控制整个世界经济。再比如，考克斯从生产活动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霸权秩序世界性扩张的结果，它通过国际生产关系的影响，以“普遍利益”为外衣进行意识教化和权力强制，塑造了国家与国家的身份与意识，并通过国际组织使国家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5）:43.](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7EA6BE/16508682004726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6099769-pPpdCmGl1NnLu3kI0EQqoXIrsOUGEItf-0-c1a3af10b39eada63f01ef6b91c0b432)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强烈的总体意识和辩证色彩。它以联系的、运动的和整体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体系的运行，以探寻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从分析工具上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生产方式、国际分工等经济要素的作用，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研究世界政治秩序的运作和变迁。在价值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公平与正义立场出发，主张消除国际国内的剥削和不平等现象，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与“弱者关怀”情结。最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人类解放的哲学高度来观察世界，认为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终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到终结国家本身，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以及世界的长久和平。
1.1.2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作为独立学科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IR）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欧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被公认为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在近百年的时间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相互论战，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从阶段上看，早期国际关系研究以历史哲学为分析工具，主要关注外交、战争、结盟、干涉和意识形态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借鉴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科学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并发展出影响巨大的宏大体系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系理论被称为“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从修昔底德的“安全两难”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从爱德华·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到汉斯·摩根索对权力政治的推崇，现实主义贯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整个进程。概括起来，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在于“三观”，即人性观、权力观和哲学观。在人性观上，现实主义假定人性本恶，人类天生自私、争权夺利，每个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与他人产生冲突，进而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权力观上，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界定利益，国家的利益边界由权力的多寡与大小来衡量，国家要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争夺、维持和扩大权力。在哲学观上，现实主义学者坚持历史循环论，他们相信不管历史如何发展变化，国家间围绕权力和财富进行斗争的实质不会改变，今天的国际关系只是在不断重复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权力政治游戏。在他们眼中，国际关系想要进化到和谐共赢的理想境界，即使不是没有希望的，那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自由主义也占有重要的席位。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力，那么自由主义则将制度作为关键变量。所谓制度，是指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范、制约国家活动，并帮助国家的期望值趋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际制度使得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谈判对话来解决利益争端，减少了国家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相互猜疑，从而可以大大缓解国家间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安全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反复的国际交往中，国际制度趋向于奖励合作的行为、惩罚不合作的行为，国家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将潜移默化地重新界定自我利益，并慢慢习惯通过合作来寻求国际成员之间的共有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乐观派，相信国际组织、法律和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价值。
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较晚出现的流派，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人物。温特认为，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过于强调世界物质性的一面，但文化差异将赋予物质力量不同的内涵。比如，同样是核武器，放在英国人和朝鲜人手里，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就全然不同。因此，理解国际关系奥秘的钥匙既不是权力，也不是制度，而是文化。所谓文化即社会成员通过互动建构出来的共有观念。既然文化是后天社会建构的产物，就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温特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国际关系性质单一逻辑的判定，而是假设了三种文化状态，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意味着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世界观；洛克文化承认他人的生存权，通过竞争与合作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较为接近；康德文化则强调国家间的友谊，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同世界理想。如此看来，建构主义不相信宿命论，对所有可能持开放态度，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如何进行文化的互动与建构。
以上三大流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理论，旨在从宏观层面和整体视野来思考国际体系如何塑造国家行为。除此之外，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还有大量的中层理论，较为著名的有地缘决定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地缘决定论认为地理位置和所控制的自然资源会使国家享有优势或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所制定的或构建的国家对外政策也是源于环境的限制或机会。霸权稳定论考察了霸权与国际体系稳定之间的相关性，认为霸权国更有能力和意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民主和平论关心的是一国内部体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认为民主政体内部的多元决策体制、利益集团政治以及公众的厌战情绪有助于抑制国际战争的发生。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代国家间战争的根源不再是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内部的国家应联合一致应对异质文明的挑战。
总体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众多，内容庞杂，方法多元，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视角。不仅如此，发达的理论研究奠定了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话语霸权，进而为其主导国际秩序提供了学理支撑。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基于西方独特历史经验的总结，缺乏非西方世界的知识视野和人文关怀，因而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我们在继续学习、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也要逐步超越西方的话语缺陷，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并结合当代革命与改革实践来实现理论创新，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