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相关文献及理论

2.1 贫困脆弱性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贫困脆弱性问题最早可追溯到阿玛蒂亚·森关于饥荒的分析，他认为即便是最严重的饥荒，也几乎很难对全社会所有阶层造成相同的苦难。受阿玛蒂亚·森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世界银行在2000年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脆弱性”描述为“度量对于冲击的弹力——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至此，贫困脆弱性研究迅速成为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章元，2006）。

2.1.1 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分析方法及治理架构的国外解读

2.1.1.1 贫困脆弱性的定义的争论与共识

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在对脆弱性的定义以及定量测度方面，学界尚存在较大分歧。已有的研究多将脆弱性与风险、家庭福利水平紧密联系。如率先将脆弱性概念纳入贫困领域的世界银行就认为，脆弱性就是指个体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遭受健康风险、自然灾害、家庭变故、政策调整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即各种负向冲击致使其福利降到平均水平以下或受损的概率（世界银行，2000）。Jorgensen、Alwang（2001）认为，脆弱性是时间对风险的响应函数，一个家庭现在暂未处于脆弱性状态，但很可能在“从今以后”的某个时期面临经济波动等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状态，衍生出脆弱性；一个家庭或个体的脆弱性程度主要由风险本身大小及家庭或个体的风险防御能力强弱决定，一般来说，风险冲击越小，脆弱性程度也就越低，而家庭或个体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弱，脆弱性程度就越高。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定义仍存在激烈的争议，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一是将其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即由于受那些无法克服、不可抗拒的因素制约继而形成的绝对贫困，如区位制约、气候恶劣、资源贫瘠、地形复杂等因素。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使得贫困群体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其生活状况，致使其收入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的消费需求，甚至导致简单再生产活动难以为继。

二是强调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在贫困地区，由于地方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缺口通常较大，致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调节器”与民众需求严重脱节，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三座大山”严重削弱了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斗志与信心。同时，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接受新的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较低，从而阻止了技术革新与脱贫机会的攫取。

三是个体能力单薄论，该观点基于能力贫困视阈，认为相当多的个体或家庭在农业生产中常感觉孤立无援，无法脱离个体家庭与村社之间的依附关系，表现出个体主体经营意识与主体能力的匮乏，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变化。

四是强调贫困者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欠缺。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风险分析框架，世界上所有单位个体和家庭都会遭遇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风险冲击，但贫困群体由于缺乏平滑或抵御风险的资本或能力，致使其福利水平下降得最为严重，继而导致其贫困程度加深，返贫概率增大。

五是遭遇冲击或损害缺乏恢复能力。脆弱性定义包括了贫困者有无从风险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脆弱人口在遭遇风险冲击时是弱势群体，而在被冲击后，如无法有效获得外界支持，那么弱者的地位便更加“稳固”，继而陷入一种脆弱—贫困—更脆弱—更贫困的恶性循环。

鉴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研究领域对脆弱性定义千差万别，越来越多的学者倡议建立一种较为通用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以进行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切磋。近年来，随着脆弱性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脆弱性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国内外主流观点赞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Siegel & Jorgensen,2001；宋志立，李雪萍，檀学文，2013），事先难以精确观测到。在脆弱性定义上，接受程度较高的是预期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与Pritchett（2000）的概率论观点，前者将贫困脆弱性概念界定为个人或家庭在未来一段时期陷入贫困的可能性（Chaud-huri & Jalan,2002），而后者以概率论的观点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一个家庭在未来若干年内至少有一年会陷入贫困的概率。本书在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学者关于贫困脆弱性的定义的基础上，将其概念界定为：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冲击的可能，以及由于遭受风险冲击而导致后续福利水平下降、财富损失到某一特定水平的可能性。简而言之，贫困脆弱性即个人或家庭因为遭受到风险或冲击而陷入贫困的概率。

2.1.1.2 贫困脆弱性的分析方法与治理架构

在脆弱性被纳入贫困研究领域并被界定之后，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特定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系统分析法与实证测度法。

系统分析法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若干影响因子耦合而成的。根据脆弱性的内涵与外延，贫困脆弱性系统应包括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三大子系统。这三大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为人的综合发展、全面发展服务。三大子系统各司其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来看，经济系统为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系统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生态系统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环境因素，反作用于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两大子系统。而人的综合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的终极目的，也是三大子系统良性耦合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系统分析法原理，可以对脆弱性系统进行定量评价，如通过构建脆弱性指标，确定贫困脆弱性人群的目标范围、脆弱性程度，就可以提出相应的治理办法或措施。一般而言，学界在衡量经济系统指标时，多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人均住房等指标描述贫困群体的生产活动，而以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人均借贷等指标衡量其生活活动。社会系统指标一般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进行选择与测量。生态系统一般多以地理地质环境、植被状况、水土状况等指标进行描述。

不同于系统分析法，一些学者利用相关数据的先验信息，借助数学计算或计量方法尝试了对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己对脆弱性定义的界定，探索建立了多种不同的度量方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流派。一是利用家庭福利变动性来度量。例如，Coudouel和Hentschel使用平均收入和平均收入标准差来测度脆弱性。二是使用未来消费（或期望效用）与贫困线（或效用）之差来度量。例如，基于FGT（贫困指数）的贫困测度，将脆弱性确定为贫困期望值与其现值之差。三是采用陷入贫困的概率来度量。该流派中的Chaudhuri提出了一个用截面数据预测贫困性的模型，该模型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因缺乏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而不能度量脆弱性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路径。

在理论探索及实证测度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脆弱性实证研究和实践运用大量开展，诸多研究机构或学者相继构建了自己的脆弱性治理架构。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成功地将脆弱性分析引入紧急援助项目和发展项目，不仅提升了瞄准精度，而且还有针对性地为贫困人口制定降低脆弱性的扶贫措施。世界银行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如世界银行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反映，自然风险是该国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在阶段性旱灾和牲口疫病面前，农户缺乏实现消费平滑的工具，公共干预的重点应转换到让农户能够获取干净的饮用水、受教育权等方面上来。

伦敦大学Moran、Caroline（2002）教授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静态的，而脆弱性是动态的，两者差异较大。脆弱性治理框架更应侧重于贫困者抵御风险与损害的能力。Sen、Chambers、Conway（1992）注重对解决贫困的发展方法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SLA（可持续生计方法）。SLA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注重贫困者的贫困治理方案，主张运用SLA框架对贫困地区脆弱者的生存、生产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政策制定者应将能提高生计维持能力的环节作为扶贫战略的关键节点。在SLA的基础上，基于贫困的脆弱性成因，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the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de, SEI）与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脆弱性SEI-Clark研究框架。该框架针对贫困群体提出了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分析方法，用来预测和分析贫困群体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压力。该方法包含了系统法的分析原理，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如何作用于脆弱性的分析机制，并提供治理措施和对策建议。Dercon（2005）紧紧围绕脆弱性农户面临的收入风险、福利损失风险和资产风险，尝试构建了一个外部冲击型的脆弱性评估框架，并提出解决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善和非正规制度安排重构是实现脆弱性治理的政策干预着力点。

2.1.2 贫困脆弱性理论的国内评释

受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近年来国内的贫困脆弱性研究也逐步升温。但时至今日，国内关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分析方法与研究领域也多为“西为中用”，未充分兼顾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实际应用情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贫困脆弱性成因、脆弱性特征、脆弱性测度及脆弱性治理办法，并基于脆弱性的视角，较为粗略地提出了关于特定地区或国家层面减贫战略的新设想和实施步骤。

当前，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中，大多数学者都集中于脆弱性贫困的成因、测度及影响因素等研究领域（谭学文，叶初升，李伯华等，2013）。韩峥（2004）系统地探讨了贫困与脆弱性的关系，提出脆弱性是我国农村地区贫困的显著特征和稳定脱贫的主要障碍，并建议以脆弱性作为新的切入点开展扶贫工作。胡永和、蒋永穆（2009）以我国日益凸显的城镇贫困现象为视角，深入解析了贫困脆弱性的原因及表现方式，提出了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投资教育等城镇反贫新思路。郭劲光（2011）以辽宁地区的样本调查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创建了干预、缓解脆弱性的减贫总体构架。黄承伟、王小林等（2010）运用贫困脆弱性测度的三种方法，建议在新的减贫战略中建立风险、脆弱性预警机制，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监测和分析的范畴以便及时、准确地监测贫困的动态变化。

一些学者还结合某些地区的贫困脆弱性问题，展开了案例研究。如林洪涛、孙浩进（2006）在黑龙江贫困农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还较为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抵御机制，极易引发脆弱性。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灾害保险、增强医疗服务等应对之策。徐志明（2009）以江苏省李庄村为案例，讨论了农户面临的多种交织风险，如自然灾害、地方流行病、社会不稳定等风险，并考察了用于平衡抵御风险的人力资本、金融资产、社会资产等现状，提出以消除脆弱性为减贫突破口，建立综合扶贫体系、注重人力资源培训和教育等反贫困的若干对策思路。吴海涛等（2015）基于滇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研究认为当前农户生计正在以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向多元化的经济作物种植“转型”，但交通不便、市场信息滞后严重阻碍了非农活动的拓展，继而导致了抑制贫困脆弱性的生计资本的削弱。

除案例研究外，部分学者利用微观数据对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详尽的讨论。陈传波（2005）借鉴Dercon（2001）研究的一个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对来自中国贫困地区108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证实，农户面临的风险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风险的交织，各种风险对农户生活的影响较为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方迎风（2014）以中国农村为例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冲击增大了贫困家庭的脆弱性，贫困家庭在面对各种负向冲击时，会自然而然地降低生活消费支出，同时，冲击也会降低贫困个体对技能培训及教育的支出，而拥有金融资产和生产性资产会不约而同对冲击起到缓解作用。王磊、黄云生（2014）以西部地区农村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内部基础的薄弱性、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应对能力以及面临风险的损失四个维度对西部农村经济脆弱性特征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西部农村经济脆弱性经历了整体强化、先升后降、弱化中存有风险的三个阶段。左停、刘燕丽等（2007）实证研究也表明脆弱性问题是当前贫困群体的基本特征，而小额信贷的特殊作用在于脆弱性风险的防范和缓解，从而减少了脆弱人口陷入贫困的实际可能。

万广华等（2011）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较为精确地测度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提供方法借鉴。在此研究基础上，万广华、刘飞、章元（2014）研究更为深入，利用1995—2005年山西、山东两省农户调查数据，在国内首次尝试从资产视角来综合研究贫困脆弱性、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从资产的角度看，我国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应该积累更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不仅如此，还需提高资产利用率，从而降低其贫困的脆弱性。陈贻娟、李兴绪（2011）借鉴Chaudhuri等（2002）的脆弱性研究框架，采用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277个自然村的调研数据，以分组的形式对当地的脆弱性进行了测度并归类，分析结论充分说明该区频发的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户致贫、返贫的重要因素，但致贫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在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中重视社会保障，提高农户的市场参与能力等政策建议。姜江、马建勇、许吟隆（2012）以宁夏地区为例，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探讨了农村贫困与农业灾害脆弱性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高度正相关，提出发展当地经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宁夏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投入等几点建议。同样，贺祥、熊康宁（2014）也运用了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将贵州岩溶山区人地关系系统中的各评价指标综合对应分析，表明生态环境脆弱性、生态承载力等对农村贫困脆弱性有强烈胁迫性，同时，良好的区位条件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治理具有显著“疗效”。伍艳（2012）以四川藏区扶贫重点县为样本，着重研究了该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生计资本普遍薄弱，家庭资产积累水平低下。在此基础上，她利用LISREL8.7模型验证了民生脆弱性各变量间的路径关系以及影响效应。检验结果认为：农户社会资本对农户纯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社会资本、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基于检验结果，她提出政府和金融机构需发挥合力，运用多种扶贫手段帮助农户增收，从而缓解贫困地区的民生脆弱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贫困脆弱性实证研究中采用了CHNS数据（该数据全名为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即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联合采集），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如邹薇、方迎风（2013）采用了CHNS数据分析了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投资、疾病侵袭的关系，结果显示，贫困人群对疾病侵袭的敏感度较高，一旦遇到健康冲击，最易陷入脆弱性状态。杨文（2012）也采用了CHNS的数据，分析了学界热议的社会资本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地区人情交往成本上升势头明显，以人际交往支出费用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脆弱性的降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熊娜、陈池波（2013）提取了辽宁、贵州等南北9省区的CHNS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得出财政扶贫资金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十分显著，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协同减贫作用亦十分突出的结论。孙颖、林万龙（2014）利用CHNS 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得出的实证结论进一步拓展了脆弱性的外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市场条件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家庭营养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他们还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测度了我国农村家庭的营养状况，测度结果显示营养脆弱性测度可较为精确地预测大部分家庭未来的营养状况。

综上可以看出，定量测度与实证研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已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可以预判，在研究贫困脆弱性致因基础上，深度剖析脆弱性的综合治理之策必将是未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贫困脆弱性研究的重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