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从农业的一般规律出发，充分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他们十分注意对资本主义时代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特别注意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出发研究工农联盟问题，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一、强调正确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他们指出：
（一）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二）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社会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时间越少，用于其他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财富的增长和文明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
农业劳动特别是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必须要有足够的生产率和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才有可能使农业和工业之间实行巨大的分工。
（四）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他们认为，撇开对外贸易，从事加工工业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
（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质后备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中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马克思就此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者若没有与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列宁则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谈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指出，“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予我们的东西。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二、总结农业发展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英、法、德、美等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列宁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他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因此他们对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考察，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19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的考察。对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分析，构成他们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中的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
他们认为，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起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民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人身自由，同时获得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或租佃权；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同时货币地租取代其他形态地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因货币地租而变为“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农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革命和城市繁荣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农业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造就了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为农产品找到了世界市场，为交换而进行的农业生产由此获得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来自廉价工业品的竞争逐步摧毁了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农民的小生产受到大农场的无情竞争，小农以家庭为纽带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陷入贫困、债务和破产的境地。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和富裕农民成为发展商品性农业的主要力量，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的集中等因素而不断提高，现代商品化农业逐步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现代化过程就是农业商品化过程，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使农业变为为市场和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商品化农业，并不断提高农业商品率。
（二）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推动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经营农业的“农业企业家阶级”。这些农业企业家把农业当作实业、当作工业采取工厂或者企业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农场。农业企业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担负着合理运用资本、劳动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对农业工人进行领导、指挥和监督的社会职能。马克思指出，农业企业家进行农业投资并从事农业经营的主要动机是在收回预付资本的同时赚取利润，并且是不低于投资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或普通利润的利润。农业利润率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城市实业活动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对财富和利润的追求成为农业企业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久而强大的动力。马克思的研究发现，英国等国的农业企业家或租地农场主为此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耕地面积，实行规模经营，发展大农业、大农场以及中等农场；提高不变资本投资比例，将机器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行集约化经营，追加资本投资或增加劳动强度以获取额外利润；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劳动的联合与协作；提高农业劳动者在生产技能方面的平均熟练程度以获得复杂劳动所带来的倍加剩余价值；将科学和工艺学成果自觉地运用于农业，改进耕作方法，实现农业改良和技术进步；在租期较长而且租税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积极进行农业固定资本的长期投资，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水利灌溉设备等农业基础设施。马克思指出，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在英国等国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农业生产力飞速发展，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惊人，农场主的财富也迅速膨胀起来。可以说，农业经营的资本化和企业化推动了现代大农业在西方的发展。
（三）农业工业化引发现代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
马克思指出，工业化进程首先发生于城市和工业领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有固定工作时间和严格劳动纪律的工厂制度成为工业生产的普遍组织原则，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逐步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既是技术革命的产物又是新技术革命的催化剂。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在占领城市实业活动和各个工业部门后也开始占领农业领域。由农业企业家推动的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了一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农业革命。以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农业工业化引起了农业生产力的革命。由农业企业家推动的农业工业化、农业改良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从而为农业人口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和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到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运用所代替”。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变革是加速了以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的解体过程。这是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农业革命造成了小农经济不可逆转的贫困化趋势和最终衰亡的命运。取代小块土地所有制、孤立的小生产和墨守成规的经营方式的现代大农业，它的特点是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工人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大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
农业商品化、资本化、企业化、工业化、社会化交织在一起是西方农业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追求利润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促使农业企业家使用机器，改良农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资本化经营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城市和工业，使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从而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农业社会化经营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社会条件。
三、对城乡、工农差别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而形成的城市统治乡村的新现象。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民和农业工人，工商业的收益高于农业，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出现了收入落差和文明程度落差。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怎样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形成原因的分析
1. 商品经济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快于农村和农业。
近代以来，城市成为工商业活动的中心、生产中心和商品交换的中心，工业与农业分离后从一开始就是为市场需求和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农民家庭依靠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而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农业商品率不高，农民对市场和货币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亚当·斯密语）。
2. 工业比农业发展快，劳动生产率更高。
随着机器大工业占领越来越多的部门，农业社会逐步过渡到工业社会，工业成为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或主要产业。农业由于受劳动的自然条件的约束、手工劳动长期占据优势、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地方闭塞性和分散性、农民墨守成规、不冒风险的经营方式、购买土地耗尽了资本而导致小农无力进行农业改良和扩大再生产，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程度慢于工业。
3. 城市工人在提高工资水平方面处于比农业工人和农村家庭工人更为有利的地位。
城市工人彻底割断了与土地和农业的联系，他们没有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作为补充，这样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产业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工资。城市工人集中在工厂里而且人数众多，产业工人的反抗运动和组织潜力迫使产业资本家随着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增加而逐步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农业工人和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村工人，往往拥有一小处住宅和一小块土地，他们从事兼业经营，把种地作为副业，把农业收入作为补充，而这往往“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同时，“城市工人集中，而农业工人分散和软弱，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降到最低限度”。
4. 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熏陶使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居民。
人们的文明程度是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连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是按照工厂原则组织生产，从而增加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城市中，“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工厂劳动同初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结合提高了工厂工人的文化程度。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实际收入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而农村居民则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地域的闭塞性、经济的贫困性、小生产的抗风险能力差而陷入乡村生活落后愚昧保守的状态。
（二）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探讨
经典作家在考察英、法、德、美、俄等国家现代化历程时，发现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他们的论述涉及导致城乡差别和工农业差别缩小的一些基本因素，包括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鼓励企业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城乡之间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强国家对私人企业的监督和对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具体来说，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1. 乡村工业化与劳动力的非农化。
劳动力的非农化是指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而这与乡村工业化是联系在一起的。“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械，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田野耕作的人不至于没有工作，或不会涌入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乡村工业化与劳动力的非农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工业向乡村扩散而产生的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种模式是从农村经济中自发产生的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德国就是这种情况。乡村工业化和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化造就了一个新的亦工亦农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乡村工业化所产生的现代家庭工业和散布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与现代大工业和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乡村工业化相联系的劳动力非农化和兼业经营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纯收益。乡村工业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工业趋向集中和作为工业中心的新的城市形成，农村家庭工人逐步转化为工厂工人，并彻底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
2. 人口的自由迁移与全面流动。
马克思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性是很低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农业工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从土地上释放了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为城市更大规模地吸收这些农业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便利了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论及现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他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由此可见，追求高工资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是迁移人口的重要吸纳机制。农业工人的自由迁移和流动给农业规模经营和机器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提高了留下来的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工人开始从农村迁移出来，“随着工人从农村外逃，工资必然上涨”。工业化首先意味着纯粹的工业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自由迁移和流动为工业扩张提供了一支稳定的产业后备军，保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必要的平衡。人口的自由迁移还会产生增加收入的效应，迁出人口寄钱回家可以改善贫困家庭生活和推动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总之，劳动力人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具有拉平收入和产业差别的效应，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3.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工业化造成了纯粹工业人口的增加和作为工业中心城市的不断形成和扩张，农业工业化造成农村人口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集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现代科学在农业的运用，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而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口的集中，出现了生产的集中、消费的集中、财产的集中和政治的集中。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市的集中会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恩格斯指出：“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列宁对19世纪后期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逐步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过程，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4. 产地的自由交易和产地的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土地的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易促进了产地的集中，而产地的集中是现代大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才有办法使得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会在某些地方被这种自由完全破坏的一切再度完全取消平衡……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没有用处的地块。”马克思指出：“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只有地产的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工商业同农业配合，携手并进。总之，地产的自由流通和地产的集中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5. 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转移促使城市工商业资本流向农村和农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城市和工业部门开始的，随后才逐渐支配农业。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劳动力和资本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中。但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城市工商业活动的利润率逐步下降，而农业仍拥有较高的利润，较高的农业利润和农产品价格把城市和工业资本吸引到农业领域和农村地区，形成城市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居民。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城市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就可以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调节下的自由流动最终促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农业工人工资和工业工人工资接近起来。
6. 农村居民组织文化程度的提高。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农村居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极为重要。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通过罢工等形式同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做斗争，“几乎所有罢工的农业工人转入城市就业，在城市里他们挣的工资比他们在农业中可能得到的要多。因此，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动把自己工人得工资提高25%～30%。首次取得的这个巨大胜利在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大批农村无产者投入了城市无产者反对资本压迫的运动”。农村居民特别是农业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复兴农业工人运动，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因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列宁则强调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以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要把文化、知识、科技送到农村，使城市和农村的利益互补，促进农村与城市在文化科技上的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
7. 国家的帮助。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国家在缩小城乡差别工农业差别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政府通过了《济贫法》《工厂法》等一系列法律，试图通过国家的监督和干预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制定和修改《济贫法》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农业工人低工资和乡村贫困化的状况，并促进了农业工人向工厂区的流动。工厂立法规定了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将工厂劳动同初等教育结合起来，同时对工厂的卫生条件和清洁设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工厂法》及其补充条例在英国的普遍实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国政府改善城市贫民区卫生状况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极为重要，他们非常强调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他们指出：“铁路的铺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他们认为改善交通和灌溉条件等于用农业改良的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同时他们认为，在对农村居民提供个人信贷和减轻抵押债务利息方面，在实行普遍的免费国民教育方面，国家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总之，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需要国家承担起相应的职能来。
四、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或政府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以确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需要正确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并为此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概括为如下几条：
（一）充分了解农民要求
在那些农业国中，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亲自去研究农村居民包括农村工人和小农的利益和状况，考虑到农村和农业发展发生的变化和实际情况，善于根据农村居民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纲领来。恩格斯对法国社会党在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土地纲领表示赞赏，因为其分别为农业工人、小农、佃农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诉求。
（二）尽力维护农民利益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时指出：“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深信，公社的统治将能够直接给农民带来更大益处，即免除他们的税，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并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更复杂和更切身的问题如抵押贷款等。“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得照顾呢？”
（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实际情况，提出恰当的农民问题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和在19世纪后期现代农业取得长足进展情况下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显然不同。他们的农民问题纲领可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前者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和掌握政权之后的农民政策，后者适应了近代欧洲农业的现实，适当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提措施的某些合理成分。同时他们强调，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应当适应而不是超越农村居民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四）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应当遵循自愿和示范相结合的原则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在向合作社的过渡上，如果小农还未下定决心，工人阶级政党要给小农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而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五）对农民政策不能作出无原则地许诺，而违背社会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或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他们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也都是以农民的完全解放为目标的。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而一味迁就农民的任何要求，作出既无法实现又违背社会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运动最终目的的无原则的许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理解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和政治后果，并能据此采取行动，无原则的许诺恰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五、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发展前景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中发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导致农民阶级出现内部大分化和结构大转化。农民阶级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农场主阶级和他们所雇佣的农业工人阶级或农业无产阶级逐步取代小农阶级而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与之相联系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业逐渐为地产的集中和大中农场的企业化经营所替代，同时农业人口因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城市和工业人口，其结果是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趋于消亡或终结。农民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和城市人口，纯粹的小农阶级出现了经济上的贫困化和社会地位的没落。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欧已经有两个地区完成了这一过程或正在进行这一过程。“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地主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小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同时，在西欧其他地区也开始发生同样的情形。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地区的小农面对现代大农业的竞争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欧洲农业发展时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为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展望了在未来社会消灭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农业关系将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城乡关系也要经历结合—分离和对立—融合或者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目前所处的第二个阶段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终究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实现否定的否定。马克思主张“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恩格斯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形；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已经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和农业的工业化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化是消灭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的重要条件，而这绝不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尽管实现这些条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了西方现代大农业走向更高阶级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坚信，在未来社会，工人们将用事实证明，按照现代科学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完全能够进行的。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赢得政治统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由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控制生产过程，由农业工人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在工人农场上进行耕种，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去，从而实现“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为此，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需要“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土地的社会所有制，作为自由的农业生产者联合体的农业合作社的社会化的生产，科学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过程，这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农业生产经营和组织方式的基本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