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习近平（2018）主席指出，中国如果不能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创新引领发展”已成为广泛共识。对此，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当前，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技术创新作为颠覆性、前沿性原始技术突破的前奏，被认为是获得竞争优势、保持竞争力和增长的首要因素，也是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乏等发展瓶颈，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褪去，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能力削弱的背景下，通过重大颠覆性、前沿性技术突破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是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创新驱动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新引擎。习近平主席在两院大会上着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依赖创新驱动。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着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技术实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以原始创新研发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是实现我国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战略目标的唯一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技术创新的首要承载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更是具有全局和长远的引领带动作用，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的首要和重点倾斜对象，战略性新兴创新能力培养是我国未来实现创新蓝图的重中之重。生物产业是中国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生物医药产业居生物产业之首，生物医药作为知识最密集和研发密度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之一，其产生的高效益使人们看到了现代生物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很多国家都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本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把生物医药产业确定为前沿和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同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全力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已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最具潜力和活力的科技领域之一。

伴随着依赖生物医药治疗的疾病发病率的快速上升，中国对生物药品的潜在需求也与日俱增。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将有助于中国在各类疾病治疗领域实现突破创新，弥补大量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肝癌、血友病及免疫系统缺陷等疾病领域。由此，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中国医疗市场和科研领域的巨大潜力，为实现突破性原始创新并带来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被誉为21世纪的主导产业，一个国家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能力与水平的高低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而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自身所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新亮点，也让其成为科技发展的新地标。在各国的产业竞争中，生物科技与产业已成为衡量世界经济整体水平和国家安全的指标之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生物医药研究和开发也被政策和竞争环境激活，并渐渐起步和发展，但研发资源缺乏整合、共享程度低，在资金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为了加快研发速度、充分利用资源、降低研发成本与投资风险、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有必要对生物医药产业研发资源和研发体系进行有效配置和整合创新，进而提高国家整体研发效能。

然而，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传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对于生物医药产业要么不适应，要么门槛太高。同时，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呈现出小而多、利润低、规模不经济、产品竞争力差的局面。特别是在研发创新方面不尽人意，生物创新药品研发质量和速度都难以与欧美国家抗衡。

本研究最初来自于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外创新对话专项”2014美大地区全球公开招标研究课题，该创新对话机制是由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促成、两国政府高层联合推动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是2014年第五次中美创新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虽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较快，产业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发展中仍然存在众多问题，如与欧美发达国家更加注重产业研发、技术创新、政策保护及创新网络建设相比，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大多通过政策限制获取市场垄断权、通过药品审批寻租获取产品不当定价的高额利润、通过简单模仿或抄袭获取新技术来实现，存在研发主体错位、创新产品转化效率较低、国际市场竞争力低下、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基于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不足以及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只有在充分了解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经验，去除现有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弊病，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基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才能实现良性、高速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持续提升。

为此，笔者基于中美生物医药产业对比的视角，探索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深刻剖析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与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及成因；并以美国为镜，总结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经验，去除中国现有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弊病，为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缩小同美国等生物医药产业发达国家创新能力差距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基础。这也是提升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具体如下：

（1）理论研究方面。笔者基于“特征—内涵—维度—指标”的逻辑思路，深入挖掘生物医药产业内涵，从宏观国家层、中观区域层及产业层和微观企业层这一全景视角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突破了现有研究局限，为中国产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2）问题分析方面。在现场调研考察和深入访谈基础上，从国家整体层、产业集群层和微观企业层三个层面详细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现状、差距及成因。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中美两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创新投入、创新能力产出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具体表现如下：①中美两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差距巨大。中国生物创新药数量和专利数量均低于美国。其中新药研发方面，中国多仿制药且仿制药等级不高，美国除2015年批准首例仿制药外，其余均为生物创新药；专利产出方面，中国生物医药PCT专利数量不足美国的20%。②中美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程度不同。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生物医药销售收入占全球市场销售额的50%左右且产业集聚度较高，加州和麻省两州集聚了美国50%以上的生物医药企业，加州、麻省、华盛顿和北卡则集聚了美国76%的生物医药企业；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尚未真正建立，企业分布集中度相对较低；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山东6个最发达的省市，外加吉林共7个省市仅集聚了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52%，并且产业集群产值和销售额均不高。③中美两国R&D投入差距巨大。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研发资金来源广泛，资金投入充裕，是中国的近60倍；不论国家层整体还是企业层个体，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投入均严重不足。④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盈利水平和美国相比差距巨大。通过对中美排行前四的八家企业2011—2015年的平均利润对比发现，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平均利润仅占美国四大生物医药企业平均利润的2.2%~3.3%。

（3）解决问题方面。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深入对比分析结果及现有资料显示，企业创新意愿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由于仿制利润过高、研发风险集中、研发周期过长、新药入医保慢等因素导致，但随着笔者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意愿严重不足仅仅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存在的表象问题。究其根本，造成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同美国产生巨大差距的本质问题涉及政策法律环境、产业集群环境、研发基础条件等诸多方面。由此，笔者从政策法律环境、产业集群环境和研发基础条件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从扩大资金投入总量、优化政府资金配置、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共享公共基础设备、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数据支持系统等方面夯实产业创新环境；从协调产业链分工、科学规划与引导产业布局等方面培育产业创新集聚环境；从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企业信用体系、细化产业相关标准、落实政策监管激励等方面完善产业创新政策环境。

同时，针对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基于产业发展特征，围绕多主体开放创新网络，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推动力、驱动力和基础力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并结合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经验，针对当前形势和细节提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点建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