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五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超出预期

（一）愿景与规划对接——旨在推进双赢、多赢、共赢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要实现梦相通、心相连，首先要做到的是手相牵。五年来中国领导人利用多个机会和场合，与各国领导人、各界人士广泛交流沟通，努力增信释疑，倡导、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商谈合作共赢发展的构想，“一带一路”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五通”，“政策沟通”处在第一位。中国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目前，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已与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同有关国家依情况建立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多样化的双边机制。

“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印度“季风计划”、英国“北方增长计划”等有关国家规划的对接在不断推进之中，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与中国对接合作文件均编制完成并签署。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和中国政府研究共同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对接。

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年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0月，佐科总统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计划”，大力发展“海上高速公路”，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全球海上支点”和“全球文明枢纽”，表示“我们要努力使印度尼西亚再次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大洋、海域和海湾是我国文明的未来”。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打造“世界海洋轴心”与“一带一路”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近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铁路、水坝、电力、桥梁、工业园区等领域合作亮点频出，为受困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水平落后的印度尼西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上支点”战略框架下的合作，将为开拓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广阔前景。

2014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光明之路——通向未来之路”新经济计划，未来3年内投资90亿美元对哈国内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目的是利用其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中国、欧洲、中东的交通和物流枢纽，打造全球经济走廊。2015年8月31日，中哈两国签署了《中哈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光明之路”和“一带一路”正式开始合作。

蒙古国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响应，提出了“草原之路”倡议，总投资约500亿美元，建设包括连接中俄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化铁路和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蒙古国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两项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对蒙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为解决铁路互通，蒙古国已通过决议在中蒙两国边界新铁路建设中，将使用与中国相同的轨道标准。

印度提出了“季风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倡议，“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花之路”等倡议或计划在结构和本质上互补、互利和共赢，在亚洲和平发展新思路下，中印可以运用东方智慧将两个内涵和功能具有相似性的概念进行有效对接。

此外，“一带一路”与欧盟“容克计划”、英国“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琥珀之路”、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等都在积极落实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在与国际组织、区域、次区域各层级合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当前工作和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精神高度契合，与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内容，2016年12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大成员国的认可和支持，正转化为国际共识。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博鳌亚洲论坛（BFA）、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阿合作论坛（CASCF）、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N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M）、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合作机制中，“一带一路”倡议都是重要议题。

（二）“一带一路”把中国和广大亚欧国家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国内重要城市、通道和口岸为起点，正在形成连通沿线国家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像打开的一面折扇，形成了“一带一路”的空间连通布局。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两国沿边地区建立了一批跨境合作平台，目前中国在靠近越南的广西东兴、在靠近老挝的云南勐腊（磨憨）、靠近缅甸的瑞丽、在毗邻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在靠近俄罗斯的满洲里设立了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俄在黑龙江黑河、绥芬河，中缅在云南临沧、畹町，中哈在新疆伊宁、博乐、塔城、吉木乃等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17个，另有已建设和在建跨境经济合作区12个。

建立双多边自贸区是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同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升级、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以色列自贸区谈判等稳步推进。

亚欧大陆自然地理环境多样，丝绸等之所以成为重要贸易品，在于其质轻价高，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这些奢侈品的流通大多是通过分程贸易实现的。今天驰行于中国和欧洲各国多点间的“中欧班列”，已成为亚欧大陆上全程化贸易大通道。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等综合优势，已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主要方式。自2011年重庆率先开行第一条直达欧洲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以来，中国已有30多个城市开通了通往欧洲的班列，2016年6月8日中国实施了统一各地班列的行动，“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义新欧”等全部退出舞台，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目前，中欧班列已覆盖中国境内3/4地区，连接境外20个国家的108个城市。中欧班列已开通运行近4000列，带给亚欧各国间的不仅是时空距离的缩短和物流的便捷，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欧洲更多国家互通有无和全面交流的新窗口和新平台，中欧班列成为亚欧经济发展的“金路银桥”。

航空方面，2015年中国民航进行了航班线路调整，增加了直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班数量，为中国与各国间民众商务、旅游、留学等提供便利。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落实“一带一路”的实施意见，完成了与国家总体方案的对接。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持续增长，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为6.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3.8万亿元，进口2.4万亿元。目前，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波兰、沙特阿拉伯等国已签署《关于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也在快速形成和发展之中。

（三）国际产能合作、各类园区和重大项目合作方兴未艾

《愿景与行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优势产业合作、新兴产业合作、跨境园区建设等提出了明确设想和努力方向，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成为目前大多数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园区和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各类双多边产业合作基金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与法国、德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就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合作区，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匈牙利、埃及等国都建有工业园区、经贸园区以及经济特区等多类合作园区。中国广西钦州与马来西亚彭亨州建设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顺利开园，“两国双园”成为新时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模式。

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2015年5月16日，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等十二大产业合作重点领域。通过国家层面直接与对象国商谈，带动了中国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优势产能走到更需要的国家去，实现了广大亚欧各国在铁路、电力、通信等方面技术标准逐渐对接，加快了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整体推进了参与合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对外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中哈产能合作第一批早期收获项目25项，约230亿美元；第二批项目42个，总额约300亿美元。中哈产能合作对中国优势产能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2015年10月中国中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从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到勘察设计、工程施工和运营管理全方位“走出去”的第一个项目。2014年底，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建设泰国首条标准轨铁路，使用中国技术、标准和装备建设。2015年12月，中老铁路开工，按计划2020年建成通车。

2016年10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即“亚吉铁路”）正式开通，这是一条从埃塞俄比亚首都通向吉布提港的现代电气化铁路，也是东非地区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全长752.7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总投资40亿美元，是中国提供融资在非洲建设的第一个集技术标准、设备、融资、施工、监理、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全流程“中国元素”的铁路项目，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亚吉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大突破，是“一带一路”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海上丝绸之路”方面，2016年8月中国中远集团以3.685亿欧元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1号码头经营权及整个比港所有权的66.7%股权，目前中希比港项目成为双方交往言必称之的项目。截至2016年7月，“一带一路”沿线双多边产能合作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累计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签订承包合同累计金额达2790亿美元。专家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共赢的倡议和机制，将会变成世界区域版图的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

（四）亚投行——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大合唱”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主攻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融资缺口巨大。亚洲国家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发展普遍滞后，市场、信用、规则和制度不健全，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可谓正逢其时。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发起倡议筹建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拥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积极响应。57个国家共同作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个国家中的中、英、法、俄四国，21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全部为35个），14个G20成员方，世界前十个经济体中的8个，“金砖五国”和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认同度和公信力。2017年3月23日，亚投行宣布正式批准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比利时、加拿大、匈牙利、埃塞俄比亚、爱尔兰、秘鲁、苏丹、委内瑞拉等在内的13个新成员的加入申请。亚投行已达到了70个成员，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金融开发机构。

作为首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共同发起和主导，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泛参与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亚投行体现了行为主体多元、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和理念。亚投行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其成员国和受惠国是开放的，今后会有更多国家和经济体参与其中。亚投行以合作金融为切入点，具有更广覆盖范围和更强包容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国坚持“共享型互惠”原则，希望能够带动、促成更多周边国家与中国共享发展长期利益。亚投行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全球性公共产品，将创造可观的市场需求，推动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展迟滞国家的工业化步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新动力。中国没有强制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标准，不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商、共建、共赢，亚投行开创了南南、南北合作的新局面。

亚投行是政府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但并不是发展援助机构，而是兼顾“投资”和“发展”双重目标，业务定位于准商业性，采取商业银行运作方式，实现政府信用与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有机结合。亚投行的股权和投票权分配及决策机制，借鉴了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实践方法，又考虑了中小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

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6年亚投行计划放贷12亿美元，实际放贷已超过17亿美元。同年6月25日，亚投行批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贷款，涉及孟加拉国电力分布系统升级及扩建项目、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区升级改造项目、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公路改造项目、巴基斯坦的绍尔果德—哈内瓦尔段国家高速公路M-4项目等。2016年9月至年末，亚投行又对巴基斯坦水电站项目、缅甸电站建设，以及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连接阿塞拜疆与欧洲）建设等项目提供贷款。

在上述亚投行融资项目中，除少数项目（如孟加拉国的电力项目）外，大多项目都有其他多边机构共同参与。亚投行将在现有APEC互联互通、东盟互联互通、泛亚铁路网、大湄公河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参与方比较优势和各自特有资源优势，特别是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中国、德国、韩国等制造能力和工程建设能力，创造出集成性全球优势资源和优势力量，打通亚洲互联互通关键节点，推进原来相对孤立网络的联合，并连接到更为广阔的亚欧交通网络中去，最终形成欧亚海陆交通网络体系。随着亚投行新举措的落地，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具透明性、可操作性和多方参与性的机制化平台，有力推进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进程。

2017年1月24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发表题为《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年进展如何》（作者为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萨拉·许）的文章，对亚投行成立一周年评价时指出，“批评人士担心它会被用来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降低环境和人权标准。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亚投行在本质上也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偏袒，没有强迫投资地区允许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或获取自然资源。这与称中国在非洲‘充满帝国主义味道’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无视人权和环境问题’等说法大不相同”。

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等也是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而创建的机制性安排。丝路基金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是由中国出资成立的依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成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注册资本金615.25亿元人民币，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丝路基金已宣布支持中俄共同开发亚马尔天然气、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投资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等投资。

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内商业银行全力跟进，截至2016年6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已建立超过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项目的“一带一路”项目库。中国进出口银行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涉及沿线49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港口、工业园区等十几个领域。目前，包括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在内的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

（五）“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程度不断加深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一条经济带，更是一条众多民族共处、多种宗教交织、不同文明交融的文化带。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形成了丝绸之路的四个极点，本土为基、多元并尊的交往模式，既保持了沿线不同文明体系的个性，又在不同文明内部创造了新的文化元素、生发出新的力量。正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接触、相互依托，互不压制、互不取代，彼此尊重、彼此借鉴，使得人类不同文明在并立中会通、在呼应中共荣，它实现了世界几大宗教和代表性文化圈交流、沟通，形成了存异并弘的文化生态和多姿多彩的文化胜景。

2014年6月22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个空间跨度约5000公里、申报区面积42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达234464公顷的广域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外交之路、传教之路、军旅之路、漫游之路、迁徙之路，更是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推动了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体系下的人们的精神交流和情感沟通。以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中国新疆吐鲁番为例，这里遗存下来的文字有24种之多，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则有7种，不同文明间相互激发相互学习，相互从对方文明中汲取丰富的文化养分，才使得人类文明得以繁荣发展。

近年来，文明对话会、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或博览会等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扩大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相互友谊，为拓展和深化合作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目前，中国已与沿线国家签署了60多个教育合作协议，在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先后举办19次“国家年”活动，设立了2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累计签署41个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在新疆乌鲁木齐和福建泉州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取得可喜进展。

旅游是民间往来的重要方面，目前已有包括海南、新疆、宁夏等20多个省（区、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旅游项目，中国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方兴未艾，中国同相关国家互办各类“旅游年”9次，举办旅游活动周等各类推广宣传活动130多次。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游客，同时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

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科技合作日趋紧密，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科技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60余项，涉及航天、能源、生态等多个领域。按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国还将建立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智慧园区、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产业合作中心、新产品孵化中心等科技合作机构38个。卫生医疗方面，中国与东盟、阿盟、中东欧等地区和国家政府卫生机构以及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开展医疗人才培养、公共卫生服务和传统医药等方面的合作，已签订国家级协议20多项。人才培养方面，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诸如“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等项目。中国还举办了“中国—东盟教育周”等教育合作与对外援助合作平台30余个。中国建立了“亚非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等9项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开展“筑梦丝路”——欧亚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活动，东盟青年干部培训班已成功举办，首届“上海合作组织青年交流营”启动实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涵盖世界全部十大语系，官方语言有53种之多，其中新加坡、菲律宾等12个国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官方语言，且大多数语言属非通用语种。中国正着手在主要外国语大学和民族地区高校加强非通用语言和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在陆续推动面向有关国家语言培育和培训的同时，推动有关农业、卫生（包括中医）、法律、艺术等专门的培训项目同语言培训相结合，使多样化的交流和培训成为“一带一路”各国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