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长期趋势性放缓阶段。受“人口红利”消退、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外需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6%～7%，今后还将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与短时期内国内外需求低迷有关，但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等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是由经济客观发展规律决定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已经达到峰值，面临“未富先老”的压力，今后扩大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强度或延长劳动时间都没有空间。全社会资本边际效率锐减，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在过去十年提高了一倍，依靠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如果继续人为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将进一步透支未来发展潜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从经济增长内容看，中国不需要也不能继续高碳扩张发展。中国工业化长期超前发展，已经整体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尽管数十年来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但总的产能规模仍在不断增长。物质消费积累方面，中国人均钢铁、水泥等累积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水平，许多高耗能行业将长期进入去产能、减量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开始趋缓，已有城市建成规模和人口消纳能力远远超过实际需求，布局优化、质量升级成为今后发展的重点。房地产建设高峰阶段已过，“泡沫化”带来发展状况不均衡、土地财政矛盾突出、价格大幅攀升、投资和投机风气盛行等诸多问题，并且抑制了内需增长，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中国房地产发展将由总量不足阶段进入饱和阶段，优化布局、合理分配应是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趋于饱和，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过度超前和过剩现象。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规划目标宏大，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利用效率不高、建设成本上涨等诸多制约，今后增量空间比较有限。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中国高碳发展面临巨大市场风险。全球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发达国家依靠低利率维持经济增长，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造成经济增长日益金融化、虚拟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度依靠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中长期处于低端地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继续扩大出口规模已经难以为继。同时，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绿色低碳作为重要着力点，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以高耗能行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已经面临投资效益不高问题，今后还将长期维持经济产出低速增长趋势，甚至出现负增长。煤炭、煤电、煤化工以及石油炼化的产能过剩和冗余投资已经很严重，相应的电网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过剩风险，未来可能出现大量“僵尸企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继续高碳发展道路，不仅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未来还面临巨大的沉没损失风险。

中国需要反思现有发展理论和模式的局限性，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和道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实质上以资本增值为主要目的，造成资本增值和实体经济脱节、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逐步脱节，这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全世界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中国现阶段高投资增长主要呈现债务驱动特征，造成经济增长过快“脱实入虚”，并且进一步恶化劳动资本收入分配，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债务水平已经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水平，每年需付出的融资成本代价甚至高于GDP的增量。金融领域的非正常扩张和产业领域的盲目投资互为因果，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积累了大量低效无效产能，制约了消费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必须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和满足合理内需发展。特别是，要扭转中国城乡居民在全社会财富中分配比例的下降趋势，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倾斜，不断缩小贫富差距。这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更是真正使经济增长回归本来目的，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树立经济增长回归劳动价值、回归人民的理念，提升包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在内的全社会财富。以GDP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片面侧重物质财富增长，忽视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也没有反映环境、生态的改善，以及平等、公平、安全等非物质需求。中国很多地区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应该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以GDP论英雄”的要求，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质量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合理配置政府和市场资源过程中，要把回归劳动价值、回归人民作为主要目标导向。应该认识到，即使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切实改善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国民福利的改善程度可能更大；实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温室气体大幅减排，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全社会财富。在探索回归劳动价值、回归人民的发展内容方面，中国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潜力。通过认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积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增长是驱动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和出口，充分发挥人口红利、转型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5年，中国GDP增长了29.3倍，年均增速高达9.7%，是同期全球平均增速的1.6倍。在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下，中国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也快速增长，1978—2015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增长了6.5倍，年均增速高达5.6%，是同期全球平均增速的2.9倍，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

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生产力持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高碳发展道路。目前，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产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投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是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3倍～5倍。中国前一阶段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均十分突出，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生态环境可承受容量。同时，贫富差距问题日渐突出。这种扩张式增长带来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长期积累，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继续依靠人为压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经完全没有继续高碳增长的可能性。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不仅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探索低碳高效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同时，更要对传统的片面追求GDP和投资扩张的经济发展理念深入反思，把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增加包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等在内的全社会财富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