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苏东坡（北宋1036—1101）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没人比他更丰富多彩。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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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
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本文始于对苏东坡的新的惊奇，并试图把这种惊奇贯穿到底。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我家距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从小就在他的英灵弥漫处跑来跑去。园林优雅的三苏祠，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1963年，朱德、陈毅到眉山，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陈毅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
辛，指南宋的辛弃疾。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散文八大家”。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只留下她们的姓氏。
王弗、王朝云，惊人的美丽，无论是她们的外貌，还是她们的内心。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苏东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着装古怪，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口中念念有词，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去，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好像他是上级。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叫别人捉摸不透。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囤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这些都是真事，史料记载明确。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眉山这小城，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层出不穷。随便挑一个，都足以写成一本精彩的厚书。倒是最近这十几年，人的行为模式突然趋于单一，欲望，意志，趣味，看似各自流溢，实则积为一潭，逼近工业生产的模式。个性被设定，被掌控，个体的局部反抗几乎毫无意义。个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的反面。究竟是谁，谁在设定人的喜怒哀乐呢？谁在制造那个标准化的“现实通道”？我重读享誉全球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他主要研究美国，副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结论已如书名。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美国式的自由，其实受制于新型的极权。
中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毕竟时间短，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以避免西方人的异化。几千年文明史，文化的伟力会自然生发。眼下的回归传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见证了古老的文明重获新生的伟大力量。
而作家有义务推波助澜，把活生生的传统带到当下，把一批又一批精彩人物写在纸上。
我是苏轼的同乡，我能把他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揭示给当代的读者吗？
宋史说：“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唐朝盛行科举，普通庶族子弟，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是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
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字相近。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既有丰功伟绩，又有种种弊端。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
科举之风劲吹。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八百余名。
苏洵却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家里有祖田，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游到手头拮据时，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婚后他继续远游，妻子程氏“耿耿不乐”。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绝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历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其二，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
苏洵倒有点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皇帝的重大决定，大臣若是不同意，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他宁愿拍屁股走人。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有时候还讨好他，担心他退休不管事。
唐朝以诗取士，北宋文人主政。人文修养于政治，看来是举足轻重。
北宋值得研究。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写历史人物，能进入憧憬这一类人生之关键环节的内部吗？而随处可见的，是对人物的模式化处理。我平常读国内传记，本已疑虑重重缩手缩脚，却又最怕读它描述的青少年期：无限的个体差异几乎被无限取消。
回头再看儿童题材的影视剧，更是倒抽一口冷气……
问题严重。
但愿笔者有机会，深入少年苏轼的内心憧憬，并以此展开他雄视古今的广阔生存。
性格遗传，母性呵护，书卷气和野性环境，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作用于早年的苏轼。蜀地生活悠闲，民间花样繁多，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生活的丰富又导致语言的丰富，十里之外，另有方言俚语。我一直在揣摩，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语言大师，眉山的语言环境，究竟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眉山人的语言机智、生动、幽默，充满了随意性。
比如形容生气：早就忍得你水滴！
比如形容冒火：我这火呀，一朵一朵地冲。
再如形容小孩儿四处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天天玩到黑摸门。
……
小时候我母亲的许多口语，我这调皮捣蛋常挨骂的儿子，至今记忆犹新。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眉山老城，穿城三里三，环城九里九。城里除了街道，也有田地，有河流。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有宽阔的岷江，有踏青的好去处蟇颐山。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抬眼便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峨眉山……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城中八千户，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队成群，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春夏秋冬有得玩，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包括斗嘴打架——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到处都有清凉的水、可供攀缘往水中扎猛子的黄桷树。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过节了，过年了，男孩女孩穿新衣，走东家串西院……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科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窜。
社会生活，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
生活的诸般韵味儿，取决于这张大网。大网扯烂了，小网难保完整。
对生活的总体考察、把握，古今哲人走得很远了，如同触须强劲而敏感的虫子。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所看重的，正好是普通人积聚生活韵味儿的地方。
目前科技发达，生活变化太快，人活得像陀螺，韵味儿很难立足。往哲学层面说：计算型思维盛行，“求意志的意志”泛滥，人对人、人对自然的掌控与掠夺，在理性面孔的背后潜伏着日趋张狂的非理性。不过我个人，对未来还是抱着乐观的。总有一天，生活的整体价值会呈现压倒性的局面，生活出了问题，一般人都会追问：谁在破坏生活的意蕴层、威胁生活的完整性、撕碎那张圣物般的意义之网？
本文写苏轼，理由简单：他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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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苏洵半夜里酣梦中都要笑醒。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也许她至死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陆路水路昼夜兼程，要走两个月。
丁忧三年。
丁忧古制蛮有意思，不管你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社会角色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有可能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他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暂停的。
丁忧淡化官本位……
苏轼进京前已有妻室，不然的话，婚期要推迟到三年以后。
夫人王弗，青神县人，那地方山青水秀，小城古朴。今日高速路，到眉山城仅三十分钟，路牌上几个格外醒目的大字：苏东坡初恋之地。王弗是小城孕育的佳丽，秀外而慧中。她具体长什么样，史料只略有提及，称她面目姣好。其实即使她相貌一般，她也是古代最美丽的女性之一。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献给她的。从古至今，悼亡之作何止亿万，苏轼此词公推第一。它能表达所有人怀念亡妻的感情。
关于王弗，稍后再讲。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分别被任命为县主簿，类似办公室主任，均辞不受。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一人。一二等皆虚设。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观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苏轼初见皇帝，非但不怯场，反而壮怀激烈。这说明三点：
一，苏轼的天生气魄。二，苏轼的忠心耿耿。三，开明的政治风气。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地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考生们熬更守夜做准备，却被苏氏兄弟吓退了。
考期临近了，苏辙偏又生病。宰相韩琦下令延期。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的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
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公开对人讲：“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有巨著《北宋士大夫政治》，读者若有深入了解的兴趣，不妨参考。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凤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嘉祐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却跟领导闹起了别扭。到凤翔半年，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怕他。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小民称颂；衙门里他人缘好，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苏贤良”。陈希亮却发布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皇帝都对他客气呢，这怪老头却压制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他的才干盖过太守的政绩。有小吏偷偷叫他苏贤良，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倒灵，抓过小吏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了，要夺太守的鞭子，被人拉开。
陈太守对苏轼说：“你敢对上司不敬，我就抽你！”
苏轼郁闷了好久，想念弟弟苏子由了，写诗说：“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
中秋节他不去知府厅参加例行宴席，被罚铜八斤。古代钱币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由王弗叫人送到知府。她回家，软语劝苏轼。据她观察，老太守也是一位好人，凤翔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猜测，老太守也许是故意对他严厉呢。
苏轼听不进去。在凤翔有两年，始终和陈希亮拧着。
王弗这样的好妻子，深知用什么方式劝丈夫，以她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太守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而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江城子》这样的感人肺腑的作品。
人生多少事，事后方知原委，却要么时过境迁，要么物在人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弗二十七岁就走了，不知她生什么病。时在苏轼从凤翔返回汴京的当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五月二十八日。
王弗嫁给苏轼，刚好十年，从活泼的少女到贤惠的少妇，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忽然就没了。生有限，死无常，苏轼悲痛而又惶恐，对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三十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炼吗？
苏氏兄弟回眉山丁父忧，船上放着两副棺木。
宋英宗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各赠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没有一千两，也有八百两。苏轼皆辞不受，只愿皇上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的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
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块钱。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城之东，今天的土地乡苏坟山。苏洵、程氏、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那儿，躬身栽树培土，仰看蓝天白云。
我多次拜谒苏坟山，那地方太美了。隐约有气场，弥漫于周遭，我起初以为是个人感受，问别人，竟有同感！
王弗墓前的清风如泣如诉，仿佛述说着她的幽怨：她与苏轼，欢娱太少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十年一晃而过。苏轼说过的，要和她生同衾死同穴，可他的陵墓远在河南郏县……
王弗频繁走到苏轼的睡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细腻回应她，爱不够怜不够。又是一个十年，阴阳时向梦里缠绕，然而梦要醒，梦境会突然中断。诗人深陷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是不知不觉的，倏然而至的——这更接近怀念的本质。他事先并无一个计划，要在亡妻十年忌日为她写点什么。伟大的艺术品，好像都跟意志没关系。感觉是慢慢积聚，自发地寻找它们的喷发点：这个谜一般的漫长过程也许正好是艺术吸引人的奥秘所在。诗人提纯了普通人的深切感受。《江城子》语句平实，对应日常生活的场景，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浓郁的哀伤托出王弗凄婉而美丽的形象。汉语的表达能力真是令人一再惊奇。而眼下有一种喧嚣：读图时代到来了！我不知道这是鼓吹进步还是提倡退化。我只知道，这首简短的悼亡之作，明显胜过那些类似题材的、哪怕是较为成功的影视剧。影视剧通常看过就忘了，而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文字，可能需要下点力气，除非中国人对汉语的敏感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下降。
苏轼这首《江城子》，自它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作过统计。肯定是天文数字。而读者掉下的眼泪，乃是人世间最为深沉的眼泪，和那些煽情煽出来的液体不可同日而语。
煽情的特征是：让眼泪来去匆匆莫名其妙，它本身拒绝深沉的感动。因为一旦深沉，它就不好卖钱了。煽情的目的是：让你哭，是为了掏你的腰包。一切以煽情为职业者，都是人类情感的小偷，他们打着文化产业化的旗号，把感动从人的内心深处生生剥离，推向易于调动、易于变花样耍花招的浅表层。
写王弗和苏轼的《江城子》，不该谈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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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王安石是大题目，是古代大文人直接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物，是政坛奇人、生活中的怪人。关于他，笔者将另篇专述。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形容国家像个病人，表面上能吃能喝能睡，但如果让扁鹊、华佗这样的神医来把脉，一定大惊失色：这病人几乎到了绝症晚期。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国家财政；又养着百万只能维护极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搞得几朝大宋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拿出去的金帛数字惊人。
冗官，冗兵，这两项开销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什么？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拼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呢？
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父丧，回眉山守制丁忧三年，还京，任职于史馆。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历练。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凤翔太守陈希亮砥砺苏轼，看来有成效。苏轼虽天性豪放，但不经磨炼，不受挫折，修炼成博大襟怀也难。到后面我们会发现，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过，在原则问题上，苏轼毫不退让。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出来了：地方官吏为凸显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朝廷明令禁止，下面却悄悄干，不分贫富，不管农民情愿还是不情愿，一律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又想出了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不少地方政府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向下刮地皮。
不仅乡下大搞特搞，城里也摊派青苗贷款了。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农民手里有了钱，很快拿到城里花销，吃喝玩乐像个城里人。贷款吃光了，他们拔腿就逃。
这些都是青苗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醇，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失去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这里有三个原因：一，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二，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三，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细读苏轼这类文章，令人很感慨的。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这次皇帝的单独召对，使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
王安石听到了，心下不悦。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独裁皇帝，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三苏父子共同的价值体系，倒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写过《辨奸论》，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依我看，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只能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论治国，我不知道他和王安石谁高谁下。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苏轼铁了心跟荆公对着干。这块绊脚石，摆到了荆公的眼皮子底下。年近半百的拗相公会奋力一踹吗？
荆公若是这么干，他就枉称荆公了。宋代称公者，几乎是圣人的同义语。
这时候，一个小人跳了出来。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他成功地做上荆公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也许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死。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可以做太守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中书不同意，改命苏轼为颍州通判。中书等于宰相办公室，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不能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点。从神宗的任命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蛮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太守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儿，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太守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把太守弄得很难堪。太守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通判不弄权还能叫通判吗？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苏辙在陈州担任学官，苏轼到陈州盘桓七十余天，时常出入张方平的太守府。十月初，轼、辙同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又住了二十几天。这两个老人是三苏父子的大恩人。曾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多年，却能联手把苏轼推上政坛和文坛。北宋士大夫，胸襟开阔者比比皆是。这个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4
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的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官帽算什么呢？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前面我谨慎地使用了“文化基因”这个词，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从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到苏东坡，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基因链”。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颍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比较困难。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他的模糊身份以掣肘太守。《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很典型的。而我们的这位苏通判却给人相反的印象。史料记载多，包括宋人笔记和苏轼本人的诗作。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浙东浙西厉行盐法，短时间内杜绝私盐，沿海制盐的灶户在官府低价强买的高压之下，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民间有多达百人的盐枭集团，武装贩运，遭到官军的重锤镇压。苏轼上书朝廷：“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
一年为一法，就抓了近两万人。
官盐价格高，财政收入是大大增加了，然而江南产盐地，百姓却常常食无盐。苏轼写诗讽刺盐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也是闻《韶》乐不知盐味吗？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江南的体验，印证了他在蜀地的生活印象。百姓安居乐业，这多好啊。可是上面动个念头，下面就乱成一锅粥。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闰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是个著名学者，他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苏轼通判杭州三年，虽有新法之苦，却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此人先天快乐，后天快乐，要让他不快乐，除非阻断他的呼吸。今天他的故乡眉山市有个口号：“东坡老家，快乐眉山。”而本文写作的冲动就是想解开苏东坡的快乐之谜：天性生快乐，智慧生快乐，磨难生快乐。
此处先提一笔，接下来慢慢看吧。看他的纯度如此之高的快乐，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到晚年，他俨然炼成了快乐的“金刚不坏之躯”。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刺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亦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古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的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濛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的。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飘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遭遇不明飞行物。我以前喜欢读的《飞碟》杂志讨论过这件事。《游金山寺》中有云：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风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今日寂照寺，当为这家喻户晓的诗作感到骄傲。
一大把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飘过秋千影；无数扬花过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儿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苏轼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性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于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到后面再加以辨析。
依我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
5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而治之。这些事儿，后人有详尽记载。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测，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迥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今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短信含三层意思：一，苏轼很在乎柳永的词，欲比个高低，又不便明说；二，打猎收获不小；三，山东壮士唱“密州出猎”，颇壮观，暗指柳词多为红口女子传唱。
涉及艺术创作，苏轼很较真的，不怕在朋友跟前表扬自己。后来秦观学柳词，苏轼更忍不住要讽刺他：“不意别后，君学柳七填词！”秦观是苏轼的忠实弟子，仕途和生计都对苏轼亦步亦趋，艺术道路却各走各的。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晴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
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官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会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民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极品小词《浣溪沙》五首。
事业的高峰联结着艺术的高峰。苏轼知密州，也是这样的情形。这蛮有趣，深藏着若干意味。为数众多的苏学专家们研究过吗？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元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沙》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古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苏东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禀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地回老家打发余年。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双方斗争激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卷进去了，结果是两败俱伤：王安石死了儿子，吕惠卿贬出京师。
熙宁初年一群重臣为国家前途的原则之争，现在变成了利益之争。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告密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
《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
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亶、张璪、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亶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
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
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亶上札子称：“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璪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僎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6
苏轼五月到湖州任，眼下是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是去年病故的，英年早逝，苏轼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文同以画竹称雄当世，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之折服。苏轼亦画竹，得文同真传。
苏轼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
忽闻前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皇甫僎到了。
皇甫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皇甫玩苏轼玩够了才宣读诏令。原来不那么严重。罪不至死。
这皇甫僎一生为这件赴湖州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人笔记说，皇甫僎“拿一太守，如捉小鸡”。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押送苏轼赴京。苏轼与长子苏迈在一条船上，夫人王闰之及其余家小在后边另一条船里。行至宿州，大批兵丁上船搜查，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估计与皇甫僎的授意有关。“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情形。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七八矣。”
可惜了，王闰之一把火，烧掉多少国宝。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再者，兵丁已去，何必点火？从上述苏轼的亲笔记载看，王闰之对丈夫写写画画早就有意见了。书成何所得——写书有啥用呢？有啥用呢？许多人猜测，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王朝云给藏起来了，她挺身护宝，冒犯夫人却为了苏轼。此间她十七八岁，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除了琴棋歌舞，她的书法也大有长进了。跟随苏轼六年，王朝云有三向：向学、向美、向善……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是御使台的别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狱的意思。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遭狱卒毒打、诟辱通宵。
当时，有个叫苏少容的囚犯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亦因得罪御史台那帮小人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少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吴兴即是湖州。
接下来是疲劳审讯，李定为主审，舒亶为助手。张璪专施刑具，以肉体的折磨摧毁苏轼的意志。是否仍有诟辱、拳打脚踢，现在我们无从知晓。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包括苏少容记下的情形。
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
我们据此猜度，“性不忍事”的苏东坡，也有终身不讲之事。
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案子闹得很大。李定是右相王珪的人，王珪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惊起乌鸦，叫声凄厉。
案子不顺手时，小人就暴跳如雷，扑打苏轼。
笔者真不忍，细节的想象到此为止吧。
小人丧心病狂，而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皇帝，愿以在官之身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非常谨慎，生怕触怒皇帝。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登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张恕不敢投书，正是担心这个。
以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轼免死罪，似乎已成定局。李定、舒亶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亶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受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杀掉。他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他如获至宝，急忙呈送主子王珪。
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珪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
神宗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
王珪还想申辩，一旁的章惇开口了：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二人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
王珪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亶讲的。
章惇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亶的口水你也想吃吗？
章惇也是北宋的一个奇人，此人日后与苏轼恩怨纠缠。
舒亶发难失败了，右相王珪还在神宗跟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惇一顿臭骂。北宋政坛蛮有意思，论官职，章惇比王珪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宰相，令这位政府首脑落荒而逃。
李定为苏轼诗案的主审官，有一天上朝，他拦着王安石的小弟弟王安礼，警告说：苏轼反对你大哥，你可不能替他说话。王安礼拂袖而去，在神宗御座前为苏轼讲了很多好话。李定恼怒，却又不敢惹这个大丞相的弟弟。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高太后是神秘消失的宋英宗的皇后，后来对苏轼眷顾有加。她的年龄可能比苏轼小几岁。
李定、舒亶、王珪，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朝野刮起了攻讦苏轼的旋风。宋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璪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金而亡。偏偏有一天，他收到一个死亡信号：送饭的人送来了一条鱼。入狱前他与长子苏迈曾有约定：送鱼意味着难逃死罪。
苏轼万念俱灰了，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凄然写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已经是一首绝命诗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弟弟。表达兄弟情，这可能是人间最感人的诗。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
其实送鱼的人不知情，送错了。那一天苏迈有事委托他人探监，忘了叮嘱他。苏轼受煎熬，却写下千古诗篇。
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宋朝历来重视言官，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
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
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有札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神宗敬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札子的内容公开了。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王巩最惨，贬到岭南。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高潮迭起，各色人等活跃。而本文限于篇幅，还省略不少。
几千年历史本身够精彩了，眼下历史剧的作者们，如果按下浮躁多读几本书，想必不至于老是感叹题材雷同角色撞车吧？
苏轼携长子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时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其他眷属寄居南都（河南归德）。
7
苏轼赴黄州，照例上谢表，语气和《湖州谢表》不同了，但毫无乞怜之态。乌台的折磨，贬所的荒远，一路上还有御史台的台卒押着，从三州太守一变而为戴罪之身。普通人很难承受这个。巨大的精神压力，谁能处之泰然？苏轼给皇帝上谢表，不卑不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亦尝招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苏轼并不回避讲自己的才学和实干，至于神宗看了谢表会怎么想，他也不去计较。这些通常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却能说明苏轼过人的勇气。以他个体生命之强悍，意志之坚韧，举止之平和，古今罕见。黄州可谓见证的开端。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苏轼暂居城内的寺庙定惠院，开门见山。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他顶住了压力，现在却要拆掉“千斤顶”，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又随意。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互相影响，留下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他沐浴梳头皆有讲究，比如梳头，早晨怎么个梳法，中午又怎么梳法，他还研究梳头与睡眠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推广他的成功经验。他采药，尝百草，攀峭壁，后来与人合著一部颇有价值的医书。他的烹调手艺更不一般，将孔圣人的教导抛在脑后，君子不妨近庖厨，发明的美味佳肴数不清，今日尚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他还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戓由色泽。黄州收获颇丰，共计二百九十八枚“细石”。他琢磨两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给人家提意见。他和渔夫、樵夫打成一片，软泡硬磨要听父老讲故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儿的，他听不够，还想听祖祖辈辈传下的鬼故事……荆楚大地鬼魅多多，有屈原的作品为证。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东坡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古代人杰，如嵇康、葛洪、李白，苦苦寻仙不得一见，身上却有了仙气。这挺有意思。可惜近现代，仙气或神性在生活中消失殆尽。西方哲人界定为“祛魅”，希望人类有朝一日能“返魅”。也许五十年，也许二百年，人类将收敛狂妄自大，重新回到敬畏天地的良好心态中。
生活的智慧，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回头看看苏东坡这位全景式的生活大师，方知我们有多么单调、贫乏、浮躁、狂妄。
人间万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宣称比生活更重要。生活的意蕴层由若干核心元素构成，包括苏轼强调的风俗、道德。行文至此，我们要加上神性、诗意、日常趣味、个体差异。金钱或物质基础乃是题中应有之意。种种核心元素，去掉一个生活就要出问题；去掉一半，生活将趋于面目全非。而放大其中的某个元素，后果同样堪忧。
“物质”跑出很远了，“精神”当奋起直追。说到底，人之为人，除了精气神，余下还有什么呢？
前面曾提到，苏东坡比现代人更现代，可能不无道理吧？
苏轼有七律《初到黄州》，前四句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据我所知，日本人特别崇拜苏东坡。一般公司职员，因竞争激烈而易犯心胸狭窄的毛病，比如从高级主管降到中级主管，人就受不了，要自杀。学习苏东坡，心胸为之一变。
苏轼初到黄州，其实内心也很孤独。黄州太守徐君猷待他好，却仅限于为他安排居所，接触甚少，时常宴饮更谈不上。毕竟他是罪臣。著名信件《答李端书》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野店喝点劣酒，常被醉汉推骂，苏轼反而感到高兴。推几下骂几句，可比京城那帮小人的持续围攻好受多了。混迹于庶民、草民多好。苏轼从这样的角度感受事物，看似寻常，其实非凡。这才叫修炼。亲友躲着他，“有书与之亦不答”，他自然会不舒服，但字里行间的痛苦隐而不彰。这叫高贵。
苏轼琢磨孤独，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历代高僧都有这能耐。城郊有座安国寺，他常去焚香静坐，眼观鼻，鼻观心，物我两忘，“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然而生命的律动不可休止，他写信给朋友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古人书信，自谦称仆。
苏轼之向佛，重两点：静与善。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所以海氏《存在与时间》说：静是动的变式。没有纯粹的静观。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他成功在路上，因为没有终点可言。毋宁说他像个钟摆，摆荡于生命的两极之间，他赢得了这个“之间”，赢得了“永动”。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不知恶，焉知善？
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地盘更大一些。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顺便提一句，经院学者们常把儒释道挂在嘴边上，像一帖万灵膏药。学者图省事，开口闭口都说：儒释道……针对历史文化，这类极易流于空泛的大词还是少用为好。思想需要细心。
苏轼于元丰三年的二月抵黄州，五月，苏辙带着一支队伍过江来与他汇合。这支队伍，主要是女人和孩子。大半年离别恍如隔世。夫人王闰之，见了苏轼情形会怎样呢？继续埋怨吗？这一层且撇下，我们来看王朝云。眼下的王朝云十九岁，艳光四射。过了十几年她三十多了，苏轼还写诗赞美她的容貌：“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雪白的肤色，鲜红的嘴唇，天生丽质不需妆扮。她是在伟人身边绽放的一朵鲜花。苏轼志存高远，性情豁达豪放，本“不昵妇人”，却与王朝云两情缱绻，阴阳调畅。他滋润了这朵鲜花，鲜花又催生了他的艺术灵感。黄州是苏轼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依我看有两个因素：一，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二，佳人的爱情热烈而又绵长。
政治理想跌入低谷，却有美神、爱神携手而来。
对此深有体验的歌德曾说：美好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徐太守为苏轼另辟一居所：临皋亭。临皋亭属官府建筑，罪臣本不可以入住，徐太守为苏轼破例。新居不算宽敞，但周遭风景甚好，与武昌城隔江相望。苏轼《致范子丰书》说：“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段话有意思。苏轼念念不忘家乡，才会安慰自己说：何必归乡哉。江水半是峨眉雪水，而家乡眉山几乎就在峨眉山下。
谁是江山风月的常主呢？苏轼说是闲人。闲人又是什么人呢？显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忙于政务是忙人，身处江山是闲人，但苏轼的闲，不如说是另一种忙碌。他忙着生活。忙着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应对纷至沓来的灵感。这忙，却不是追名逐利的匆匆忙忙。人的眼睛一味去盯功利，视野、胸怀会收缩，享受生命的能力会降低。这是一条铁律。苏轼提供了相反的、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生活远比功利宽广。生活的完整性比什么都重要。
王朝云青春烂漫，而苏轼差不多十年前就自称老夫了。年龄相差二十八岁。眼下朝云十九岁，苏轼四十七岁。就一般情形而言，年龄是悬殊了。但苏轼这样的男人情况特殊，他是越活越精神。男女间的年龄感基本上是个现代概念，古代不同。朝云初入苏家，便是苏家的人了，她没有什么需要去克服的心理障碍。苏轼称赞她“敏而好义”，可见她是机敏的女孩子，潜心学习，琢磨生活，对环绕着苏轼的家庭氛围很敏感。她和王闰之处得比较融洽。王闰之不大吃醋，估计是朝云努力的一种结果。苏轼此间表扬老婆的诗句“妻却差贤胜敬通”则可能含有鼓励的意思，希望老婆继续大度，不要学汉朝冯敬通的著名悍妻。
也许曾经有过一场微妙的三人舞，慢慢过渡到双人舞。
黄州，是双人舞的高潮。
苏轼的诗文书简，几乎不提儿女私情。这与西方诗人不一样。士大夫文人讳言家中事，碰上炽烈的爱情也要按捺着，而西方诗人马上就要大写特写。所以西方爱情诗多，有些诗人一生歌唱爱情。礼教对情感有严格的约束，放大忠义孝悌，抑制男欢女爱，豪迈如苏轼也不免。士大夫抒写的男女情，一般都是宴乐游冶，官妓们唱主角。男女很不平等，一对一的爱情体验付之阙如。
对人性的刨根问底，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项。
坚实的、自由的、大面积的个体成长艰难。就杰出的士人而言，拥有民本社会的理想诚然宝贵，但缺了人本，民本难免脆弱。民本需要人本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苏轼和王朝云在黄州的爱情细节，我们现在看不清。这“看不清”却呈报出了某种东西，呈报出历史的隐匿。
不便张扬的爱情令苏轼激动。对他来说，升华欲望却不难。黄州五年，他留给后世的艺术瑰宝真是数不过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念奴娇》，豪放词中推第一。它透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历代大文人，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目光不能穿越数百年，焉能写出好作品？即便写眼下，写周遭，没有宏阔视野的参照，小情绪、小感觉肯定挡不住，它们争先恐后要出来。三苏父子当年在老家眉山的书房“南轩”，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史籍。苏轼贬黄州，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抄了一遍。抄书是他的读书方法之一。书法那么好，和抄书亦有关吧？抄书的时候意在别处，性情反而容易直泻笔端。苏轼的书法珍品如《寒食帖》，是他随意而为的巅峰之作。
为人、为官、为艺术，苏轼皆随意。随意是个关键词。
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犹如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自由奔放，学是学不来的。
历史感通向人生思索，前后《赤壁赋》是思索的产物。茫茫大江之上，一轮明月照着苏轼的沉思。前赋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画面如此动人，沉思又指向何处？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里，庄子浮出水面了。
古代文人的思考一般都会碰上老庄。老庄玄奥，苏轼的思考却紧贴自然与人事。他探讨《易经》的学术著作《易传》也是“切于人事”。他不是哲学家，却是思想者。他对生活、历史、自然充满了哲思。他是洞见式的，点点滴滴的，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进入。而他出色的汉语表达，让思绪显得清晰、优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响，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取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物者赐予人类无尽的宝藏。苏轼若能看到他身后的一千年，会吃惊地发现，宝藏原来有限，经不起人类折腾。
齐万物，等生死，同荣辱忧乐……苏轼与庄子相隔千年而互为知音。哲人迈向虚无的身形何其潇洒。虚无涵盖一切，包括积极进取。这里有一种宇宙式的乐观主义，容积无限大。今人动不动斥为消极，是因为他们无力洞察虚无。褒扬它的艺术性，批评它的思想性——类似的两分法，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随处可见。把思想视为现成在手的东西，摆出一劳永逸的权威性，今天敲敲这个，明天打打那个。生活中苦苦追问的思想者，在一片敲打声中自动隐匿。然而思考若有效，总会获得重新出场的契机。
赋体散文，《前赤壁赋》是巅峰之作。
中国文化的源、流，到苏轼这儿，呈现出逼近天然的融合之势。
《后赤壁赋》写自然的神秘。苏轼过生日，偕同两个客人再游赤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独自攀上危险的峭壁，“二客不能从焉”。二客中的一客，即是前赋中的那位“客有吹洞箫者”。据学者考证，他名叫杨世昌，是黄州有名的道士，闲云野鹤般自由，又体魄强健，无论寒暑、雨天或晴天，“泥行露宿”满不在乎。然而这位杨世昌，攀峭壁的本事不如苏轼。我不知道苏轼是不是有一点夸张。
文中描绘的怪石、枯木，也是苏轼画画常用的题材。
在黄州，他的书法绘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襄阳米芾慕他的名，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米芾只有二十几岁，是个书画天才，恃才傲物，见了谁都不低颜色。米芾先到金陵拜会王安石，然后到黄州谒见苏轼。米芾对这两位闻名天下的大人物，“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苏轼满心喜欢接待米芾，没有一点前辈名流的架子。二人切磋书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各有心得，则急于告知对方，于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苏轼以前单画竹，现在把枯木怪石搬到画面中，画竹石图、竹木图。新创文人画意境，在绘画史上留下了一笔。他写字画画，随写随赠，黄州有个叫王十六的秀才，年轻没顾忌，常常开口求字画，三年间求得的作品竟然多达百余件，日后运往汴京、洛阳等地卖得好价钱。
而苏轼对自己的书画能卖钱，不是很在意的。为官十几年也没啥积蓄，答王巩诗云：“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贬谪始囊空。”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他感到手头吃紧，把铜钱吊在屋梁上，计划开支。一个月下来若有盈余，他另存于竹筒中，用作款待好友的专费。举家厉行节约，王闰之堪称节约能手，昔日的太守夫人，眼下衣裳有补丁，金钗银簪送进了当铺。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小孩想吃肉，便望望咸猪肉。这叫“咸肉止馋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眉山尚有流传。苏迨、苏过年幼，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任采莲会说：快拨饭，不怕咸呀？苏过告发哥哥盯着咸猪肉看了好几眼，任采莲又说：不管他，咸死他！
一桌喷饭。苏轼哈哈大笑。朝云的笑容虽有节制，却也像一朵绽放的桃花。饭后，苏轼出临皋亭沿大江散步，通常由朝云陪着。“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听着江声缠绵起来，呼吸渐渐急促。回家，掩门，上床。
苏轼暮年重养生，屡称男女之事为“伐性之斧”，可见他对这把“斧头”原本是深有体验。黄州数年，青春妙龄的王朝云玉润珠圆，苏轼与她耳鬓厮磨，双双享受肉体的盛宴。平时却不谈这个。诗笔画笔不关儿女情。黄庭坚赞美说：“坡翁胸有万卷，笔无点尘。”
在今天看，却多少有些遗憾吧。苏轼崇拜陶渊明，和遍陶诗，漏掉渊明向往佳人的《闲情赋》。佳人日夕在身边，大文豪偏偏不提笔。有一首苏轼的“婉约派”力作《蝶恋花》，王朝云最爱唱的，姑录全词如下：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轻盈。曼妙。谁能说苏轼不谙风情呢？
黄州的朋友越来越多，造访的客人走两个来三个，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苏轼又最怕朋友少的，即便是乡野之人、农夫、白丁，只要上门了，他必定留客吃饭。黄州这地方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碰上旱灾雨灾怎么办呢？为长远计，苏轼不能不想办法。太守徐君猷真是一个好人，他解决了苏轼的难题，把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苏轼，约五十亩坡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眉山人巢谷，陈慥（陈希亮的儿子），京师小吏马梦得，杭州高僧参廖子，见此情形，二话不说下地干活，加入了垦荒队。马梦得与苏轼同年，人挺逗，插科打诨，唱歌翻跟斗，苏迨、苏过老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艰苦的耕耘苦中有乐……
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
东坡诞生了。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陆游《入蜀记》写他亲眼所见：“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根据陆游的描述，今日黄州再造东坡不难。
凡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它：那风中的麦浪在心头荡漾……
日本、德国、美国的汉学家，惊叹苏东坡应对磨难的力量竟如此之大。高官更兼文豪，下苦力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是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须知耕种绝非易事，家中十余口，没一个是种田好手，苏东坡事事请教老农，东坡附近的农民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写诗，幽默而又豪迈：“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
雪堂四壁的雪景出自他的画笔。堂前匾额四个大字：东坡雪堂，是他的手迹。这高雅之处却是谁都能来，城里的穷秀才、村中的流浪汉、蹭酒喝的、打秋风的、讲新闻说旧事的。主妇难免皱眉头：这要吃要喝的……其实客人也知趣，一般不会空手来。苏东坡用家乡话打趣：来就来嘛，何必又提又抱又扛的。
有一天他在雪堂忙碌，等客上门，忽然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贬黄州无权无钱，他还拼着一张老脸，大力革除江对岸武昌城（鄂城）溺女婴的陋习，让数不清的女婴存活下来，长成待嫁的姑娘家，减少光棍汉。
是中国文化铸就了他的伟岸。我们为此甚感欣慰。
他又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这该是耶稣的境界了吧？他可不是说大话。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饶恕了对方。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
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他提纯了人类的文化基因。他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苏东坡常被人拉去喝酒。他曾自酿蜜酒，折腾半年，请人喝，紧张地期待评价。然而客人喝下蜜酒拉肚子，他只好宣布酿酒失败，以后继续研究。在朋友家饮酒，闻到酒香他人就醉了一半。祖父苏序豪饮，这基因没传给他；他久经官场文坛却锻炼不出来，一辈子遗憾酒量太小，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过，他写醉书、画醉画、填醉词却满在行。稍不留神就是千古绝唱。且看《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善于做考证的胡适先生曾表示疑惑：家童怎么会鼻息如雷鸣呢？联系苏东坡考场上也要杜撰，胡适释然一笑。
这首词很快传到太守府，徐君猷慌了，“以为州失罪人”，跑到苏东坡的寓所一看，才松了一口气。东坡正在堂上高卧，并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从词中透露的时间看，苏东坡在江边呆了半夜。倚仗听江声，却听见了人事纷扰世事喧嚣。苏东坡心向自由而置身人世，不避人生喧嚣。他的生存姿态就是这样。他揭示出自由的价值，而自由既在江海又在人世，二者形成特殊的张力。生活的热情有多高，对“虚无”的体验就有多深。苏东坡是虚无的占位者么？他如此眷恋人世，因之而嗅到虚无的气息，不由自主要朝虚无的领地跑。那是他返身朝着人世发力的一块基地吗？他那厚地高天般的胸怀和视野，来自虚无这种稀有元素吗？
我拜读中外大哲，常有这类感觉。
哲人总有相通处，哪怕隔着语言、地域和各自的历史。哲人之所思，为人类生活持续地提供普适性价值。
苏东坡作为一名好官，是民本的；作为坚实而丰富的个体，是人本的。人本并非官本的对应物。人本通自由。自由又通向什么呢？
研究苏东坡，如果想避免一再走入故纸堆的话，不妨将眼界拓宽一些。要想把他活生生带到当下，须做些别样功课。比如一个人类学学者，可能会在东坡身上看到很多新东西。
笔者学力有限，仅能讲一点猜想。
我们回到黄州吧。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他在民间，在野地，在爱情的光照中，在亲友的环绕下，出乎意料地精神抖擞，形象鲜明，盖过了他身为官员留给人的好印象。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好官并不罕见，但是作为艺术家，作为人的韧性、丰富性的阐释者，他是罕见的。身处逆境而笑声爽朗，一般人做不到，所以称他坡仙。他浑身散发的仙气和李白有不同：李白天马行空大鹏展翅，而东坡归属大地的广袤与神秘。
换个比喻说，李白像天仙，东坡如地仙。
不过坡仙也会生病的，眼疾，痔疮，害他两个月不能出门。于是有传言：东坡已仙逝。越传越像真的，而且传出千里之遥。居许昌的范镇听到了，立刻放声大哭；神宗皇帝吃不下饭，连连叹息：“才难，才难！”高太后的反应史料不载，她是苏东坡的崇拜者、后来的保护神。
病情稍见好转，东坡一溜烟出门去了。
有一天他骑马外出彻夜不归。家人、朋友四出寻找未见踪影。原来他睡在一座桥上，桥柱赫然有新词：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倚枕绿扬桥，杜宇一声春晓。
他自序云：“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茂，不谓人世矣。”
不知道行人碰见他会作何感想。多半蹑手蹑脚绕开他颀长的身躯。天亮了，布谷鸟唤醒他。
王朝云有了身孕，他欢天喜地，有时整日不出门，围着孕妇转，听胎动，做美味，洗小衣。夫人王闰之、乳娘任采莲倒闲着没事儿干了，皱不完的眉头，噘不停的嘴。苏东坡端详朝云说：兴许是个女孩儿……前边已有三个男孩，添个女孩儿多好。然而生下来的还是男孩，眉角格外像他，抓周单抓书和笔，东坡朝云相视而笑。取名苏遁。遁者，逃亡矣。京师斗不过小人，逃向民间总是可以的吧？《洗儿诗》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东坡郁闷时言辞尖刻，高兴了，却又要讽刺人。做官做到公卿，原来有诀窍：愚蠢加鲁莽。
苏东坡讲的聪明，是指政治远见及与之相应的良好操守。而事实上，官场小人绞尽脑汁弄权术，翻云覆雨，将愚且鲁变成了他们的聪明。
苏东坡贬黄州五年，快满五十岁了，否极泰来，仕途向他抛出了赏心悦目的曲线。他还将被自己的聪明“误”下去，直到停止呼吸。
8
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宰相王珪几番阻挠，未能如愿。北宋政坛，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倒不全是因为他在“乌台诗案”中屡向苏轼下毒手。他以见风使舵出名，巴结术炉火纯青。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他巴结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虱子爬来爬去，神宗也看见了，但没说话。到王安石自己察觉了，伸手捉住它，正欲按惯例掐死，王珪忙道：荆公且慢，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安石奇道：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王珪摇着圆头说：曾经御览，屡游相须。
这是一则著名笑话。
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元丰五年，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六年，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这事就搁下了。元丰七年，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复起苏轼。复起的第一步，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今临汝）离汴京很近了。
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临皋亭涛声依旧，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当官就是马不停蹄，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有时候途中走数月，到任只几十天，又调走了。于是有了“宦游”这类词语，令人感慨万端。
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想必很有趣吧？
苏轼一生，宦游四十余年，足迹半中国。
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陈慥送他直到九江。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每次往返四五百里。他和苏轼气味相投，都是古道热肠。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行事很神秘。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苏轼得意了，他又飘然而去。
这次苏轼赴汝州，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圣散子”，叮嘱说，千万不可示人，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苏轼并未十分在意，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
几年后在杭州，这“圣散子”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苏轼万分感激巢谷，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
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陈慥返回，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陪苏轼畅游庐山。山中盘桓多日，诗人哲人合而为一。名山得了名诗《题西林石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寥寥数语，说尽多少事。
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领悟，参透，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却已两鬓斑白，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
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备受小人折磨，儿子死了，他伤心归故里，隐居于半山，骑驴瞎转，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
听说苏轼要来，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他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登岸施礼，说：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二人大笑，一句话胜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促膝交谈不知疲倦。历史，文学，国事，家事，虽然时时有争论，友情却暗生，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王安石迫切希望苏轼卜居金陵，朝廷那边由他说去。苏轼感动了，辗转几处买田，皆不如意，只好辞别荆公。
王安石又送别，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等人物！”
历史巨人的话，分量当然不轻。
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
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未满周岁的遁儿夭折于舟中。王朝云悲痛欲绝。东坡写诗哀号：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盈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年轻的母亲、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其状之惨，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
也许是丧子之痛，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习惯性诱惑，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这念头一动，立刻招来八方吁请，范镇请他去许昌，王巩请他去扬州，张方平请他去南都……古人讲究千金卜居，千金择邻，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真是一种幸福。东坡分身乏术，为难了。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他去了，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有了这块地，一家十几口，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还有退休金嘛。于是两上《乞常州居住状》，恳请朝廷批准。
过了数月，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的欣喜溢于言表。书法兼随笔名作《楚颂帖》是此间写下的：“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栽柑橘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楚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苏轼性好种植，始于当年回老家丁忧，手栽青松三万棵。今日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的苏家陵园，犹见千亩松林。夏秋风大时，“短松冈”松涛阵阵。
《楚颂帖》与书于黄州的《寒食帖》，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真迹。这可是伟人、文豪、书画巨擘的亲笔书法呀，我想到它，心就怦怦跳。如此绝世珍品，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
东坡另赋《菩萨蛮》云：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
阳羡即宣兴，东坡待在这地方，溪山美朋友多，杭州、扬州、金陵等地，朋友往来很方便。活动半径大，日常韵味足，具有相当完整的“生活世界”。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另有一层，却为朝云考虑：家庭生活安定了，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重新做母亲。
东坡为自己、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
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刮起了新政旋风。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栖居，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刮到他头上了，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
宋神宗驾崩，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祐，显示出对仁宗嘉祐时代的强烈向往。
高太后发起“元祐更化”，找谁来辅佐她呢？
洛阳的“独乐园”，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转眼便是十五年。他就是司马光，王安石的老对头。关于独乐园，宋人笔记多有描述，它既是史学中心，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各类政要连年穿梭。司马光字君实，人称温公。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平时有点不苟言笑，但并不呆板。有个幽默故事：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他说，家里不是有灯吗？夫人笑道：街上人多热闹，名为看灯，实为看人嘛。司马光眼皮子一翻：莫非老夫是鬼呀？夫人顿时乐了，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
在一般百姓眼中，司马君实几同圣人。他到京城，若是被人发现了，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王安石熙宁变法，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
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另一个宰辅大臣吕公著，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喜从何来？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只碍于神宗，不便插手朝政。神宗一去，她垂帘听政，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她不高兴谁高兴呢？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不便立刻重用苏轼，那么司马光、吕公著的荐表，确实来得正是时候。
高太后下旨，任命苏轼知登州（山东蓬莱）军事州，掌军政大权。苏轼领旨谢恩，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表明他反应平淡：“一夫进退何足道。”他又得调整心态，撇下刚买的宣兴田，隐藏了苏东坡，而让“屡犯世患”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
前路说不准。却总得上路吧。
举家掉头向山东……
走了三个月，登州任上仅五天，新的任命复至：升苏轼为礼部郎中。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又起程了。
不过苏轼动作快，五天干了两件大事：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免除食盐专卖。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民间贸易自由。盐、铁、酒、茶的专卖他都反对，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
伟人的掉头何其干净利落！归隐田园，以后再说吧。
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写下长诗《海市》。
刚到京师，他升为中书舍人，在宰相手下干活。半年后，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官三品。升迁如此之快，百官为之瞩目，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他刚五十出头，居翰林院要职，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中唐及北宋翰林院，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宋仁宗早就讲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司马光年迈，身体又不好，君实一旦退下，子瞻定会补缺……朝廷这些议论，其实对苏轼不利。还朝不到一年，他成为舆论的焦点，关注的中心。于是拆台的小人应运而生，由小人的逻辑所推动，站到苏轼的对立面，百般与他纠缠。
苏轼回汴京三年多，避小人如避苍蝇。然而苍蝇一直盯他，围着他嗡嗡叫。
当时政局复杂。司马光主政，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他德高望重，庶几能够控制局面。高太后支持他恢复仁宗朝的旧制：毕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治理国家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司马光勤勤恳恳，几至呕心沥血，豁出老命要让国家走上正轨。不过他犯了一个走极端的毛病：尽废熙宁新法。他外表温和，内心与王安石一般固执。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近二十年，有些明显失败了，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司马光一概推倒，有害于朝廷法度的连续性，不利于官员团结。朝廷各部门，许多官员是“熙宁人物”，他们嗅到了危险，必定联手反抗。
掌枢密院（枢密院在兵部之上）的章惇跟司马光正面为敌，毫不示弱。这个章惇也是北宋一大怪才，有时行事像英雄，有时直接是魔鬼。他敢当着太后的面对司马光大吼大叫。司马光称：免役法有五害。章惇上书几千言，力加驳斥，不给司马一点面子。二人闹到太后的御座前，章惇竟然咆哮：“他日安能奉陪吃剑！”他牛高马大的，咆哮有如狮子吼，有记载说，连老虎都怕他。然而司马光面色凝重，不予理会。这位目光能穿越千年的历史高人，其“内力”哪里在章惇之下。
苏轼跟章惇是同年进士，凤翔曾有过交游。乌台诗案，章惇在紧要关头呵斥宰相王珪，苏轼一直铭记着。现在他十分为难。宰相府，枢密院，他两边走动，试图缓解政府首脑与军事首脑之间的矛盾。
更麻烦的却是：苏轼和司马光政见又不合了，不同意尽废熙宁新法。原则之争，苏轼不让步。当年反对王安石，他位卑职小已经跳得很厉害，眼下他位高权重，把司马光弄得非常头疼。议事每每不合，谈不拢，温公渐渐看苏公有些不顺眼了，“始有废公意”。
苏轼的性格也令司马光不愉快。大臣们聚集的场合，一般都听政府首脑讲话，苏轼却要嚷：温公不能让我等说几句吗？司马光回答：好，你讲吧，我不讲。
苏轼当仁不让讲起来了，司马光却慢慢朝屏风后或花园走去……
苏轼回家，犹自气呼呼的，半夜还在嘀咕：司马牛，司马牛！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司马光又是司马牛，苏轼怎么办呢？难办。
司马光执政不足两年，由于劳累过度，几乎是死在办公桌上。高太后大恸。雄心勃勃的“元祐更化”、大力推行的“贤人政治”失掉肱股之臣。她再有能耐，要镇住七翘八拱的百官、派系林立的政局，确实力不从心了。
荆公、温公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而封建政权的格局，要么需要独裁皇帝，要么需要铁腕大臣，否则就镇不住朝堂，管不了百官。司马光去世，高太后痛哭，她哭的正是这一点。有学者称高太后为“女中尧舜”，她有尧舜之心，却无尧舜之力。也许她真有过让苏轼当宰相的念头，但政治这东西讲究“势”，时殊势易，苏轼备受小人的围攻，“谤书盈箧”，她不得不摁下自己的、也许含有某种情愫的念头。
前面提过，高太后是苏轼诗文的忠实读者。而她年轻守寡，独居深宫若干年。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安排宫中乐人演唱。事实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大宋皇室的一个传统，后来又传到了徽宗、高宗、孝宗。宋孝宗视苏东坡为隔代知己，精读了苏轼卷帙浩繁的全集。
司马光去世的另一个后果是：攻击苏轼的小人空前活跃。以致高太后迫于形势，在京城之外为苏轼安排一桩美缺。此系后话。
公元1087年前后，也即宋哲宗元祐初年，苏轼在汴京日子滋润。他长胖了，有了肚子，放在今天可能二尺七八的腰围吧。他个头本不矮，照样有身材，有形。苏辙也做京官，高而瘦。苏轼《戏子由》说：“常年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两兄弟同受太后的恩典。两家人又住得近，常常抬腿就过去了；合起来有几十口之多。苏辙的妻子史夫人，生女孩差不多生了一打，每次分娩都格外紧张，巴望男孩儿，却又是女孩儿……苏辙说：没事儿，没事儿，女孩儿挺好的呀。
眼下的苏辙有了北方口音。苏轼一直讲西蜀的眉山话。
苏轼自创一种帽子，高筒，短檐，殊不知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呼为“子瞻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盖在头上的。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逢节日，有时清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皇宫里伶工演杂戏，两个优伶各戴子瞻帽，互相夸耀学问，小皇帝扭头看苏轼看了很久，高太后抿嘴笑笑。
司马温公之后，苏子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名士。
他下班回家，有个摩腹的养生动作，下人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全是文章。唯有王朝云说：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呢。
苏轼大笑。
欧阳修之后，苏东坡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翰林大学士，如驻春风。宫中太监老往苏宅跑，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一盒酥，大到一匹马，一盏堆金砌玉的金莲烛。如此显贵的门第，能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士大夫的信条：能处富贵，能安贫贱。谁是楷模呢？当然是苏东坡。对寒士他有求必应，对达者也尽量帮忙。这些方面资料多证据足，宋人一千多种笔记，很难找到一种不提苏东坡的。
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不过是他的门下士；米芾、李公麟这样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俱为他的子侄辈和追随者。高太后的女婿王诜、张方平的女婿王巩是他的忘年交，终生的好朋友。现存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西园雅集图》，见证了北宋文苑艺坛的一桩盛事：画面上十六个人，全是名噪当时的人物，在王诜的豪华府第雅集，或书、或画、或弹琴、或与美姬交谈。穿黄色道袍居中而坐的是苏东坡，正运笔写字。身后名流闲观、佳丽翘首。
王诜有一房宠姬，名叫啭春莺，美艳绝伦，苏轼也为她倾倒，写《满庭芳》赞美她。王巩更有意思，他是名相之孙，名臣之婿，从小娇生惯养的，却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贬到了广南蛮荒瘴疠的柳州，一去十年，学苏轼泰然处之，居然做到了，俨然是苏门嫡传弟子。王巩的漂亮侍妾，复姓宇文，名柔奴，一直跟随他身边，受苦受累毫无怨言。苏轼很感动，特为柔奴写一阙《定风波》，下片说：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原是柔奴的句子，苏轼身边的一个人默默记下，并与柔奴成了一见如故的好友。她是二十五岁的王朝云。
女子不变节，男人却能变脸：画《西园雅集图》的李公麟，后来露出了另一副嘴脸——苏轼倒霉南迁，他在大街上相遇却装作没看见，以扇遮面而过。苏轼一笑置之，不当回事。
“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就像一个快乐的人，看什么都快乐。
苏轼在汴京的文字佳作不多。以前也这样。京师的富贵荣华，难以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动。写字画画倒常有。书画风雅事，于生命冲动的诉求比之文字稍逊一筹。他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分析自己的作品说：
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余虽吾亦不可知也。
这段文字，是古典文论的经典。苏辙感慨地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
做弟弟的，怎么追也追不上。哥哥的身影永远在前边。
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这话值得玩味。写文章是与造物同游，描绘自然诉说人事，天风海雨汇于笔下，以一人体验千万人，等于让个体生命无限延伸。深谙各类世间乐事的苏东坡，把写作行为推向生存体验的制高点。
写作与语言同在，而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密码。
苏轼论画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绘画的变形、重神似，他是先驱者之一。
他写字用的笔、纸、砚、墨十分考究。索字的人太多，他不轻易动笔了。不过，朋友以至于朋友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弱点：一是见不得好纸墨，见了手会痒的；二是请他喝美酒，醉后必有醉书。比如送他南唐李煜常用的澄心堂纸，他必定眼睛发亮，呼笔墨伺候。他爱用的笔叫“张武笔”，现已无考。
翰林院有个姓韩的同事，更有绝招：凡事不面谈，专门给苏轼写信，意在得到苏轼的亲笔回信。
黄庭坚说：“蜀人极不善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
苏轼自己讲书法的感觉：“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狒狒从指间出矣。”
苏轼的书画真品，现珍藏于海内外的，有四十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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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人间天堂得以延续。当年的通判，现在的龙图阁学士兼地方大员，飞黄腾达不在话下。重游西湖，“不见跳珠十五年”。但苏轼这个人，为官要做事的，绝不会忙着去享受。他有巨大的名望，有高太后这样的后台支撑，即使做个享乐型的庸官，谁会责怪他呢？以官场进退术来看，他做庸官效果更佳，京城那帮争名夺利的小人将不复记挂他。相反，他做出成绩了，小人则不会放过他。他这种正人君子，一旦当宰相统率群僚，贪官庸官将无地自容。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苏轼的悲剧，也许正源于此。
江南好山水，好茶、好酒、好女人，苏轼也欣赏，也享受，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杭州一年半，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在临安（杭州）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他又张弛有度，忙里偷闲游山戏水，居然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欲将公事湖中了”。他跟禅宗大和尚佛印比试机锋，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留下的佳话载入《五灯会元》，害得后世文人郁达夫专程到杭州，看完了八卷临安志，未见琴操一段情。
伟人的一年半，不得了。
当时西湖淤塞过半，苏轼连上奏折请求朝廷拨专款整治。而他的特殊身份，“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又使他能调动官兵协同十万民工奋战西湖。为赶工期，他不分昼夜地巡视在工地上，吃民工饭，喝民工水，一点不勉强。
杭州之有西湖，苏轼居功第一。命名，写诗，疏浚，堪称三部曲。难怪杭州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喝水吃饭皆为他祝福。
过了十年，吕惠卿守杭州，毁掉了他的生祠。
元祐五年，杭州洪涝之后又遇大旱，疫病流行。苏轼手头的宝贝药方“圣散子”派上了大用场。药价相当便宜，一服只收一文钱。苏轼率先拿出五十两黄金，带动富豪捐赠，办起了慈善医院，“千钱活千命”——这是他宣传“圣散子”的广告诗，浓墨写在安乐坊的大门前。
可惜他走后，安乐坊只维持了数年。慈善事业后继无人。
高太后召他还京，想委以重任。小人一蹦八丈高，拼命排挤他，官场推手，政治打手，有名有姓的七八个，全冲着他来了。像一群野狼驱赶一头雄狮。太后也无能为力。苏轼还京三个月，又带领全家人上路宦游了。
接下来的两年多，出知颍州、扬州、定州。所谓“二年阅三州”。三地各有建树，史料确凿，包括苏轼本人的诗文、书信和奏折。用勤政爱民这类词来形容他，再平常不过了。他爱民的冲动源远流长，有权无权都一样，只不过权力在手，作为更多而已。颍州亦有西湖，苏轼写下著名的五言诗《泛颖》。
颍州、扬州、扬各半年后，朝廷告下：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又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做哲宗皇帝的老师。此前他已是龙图阁学士，一身而双学士，有宋代的翰林院不多见的。高太后确实器重他，却未必出于私心，他在京城、在地方都干得那么好。苏辙时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兄弟俱荣耀，“内翰外相”，有些个官员非常紧张：这不是把持朝政了吗？苏轼或苏辙有朝一日真的当上宰相，他们必定没戏。于是，这些人条件反射动起拳脚，先下手为强。苏轼还在从扬州到汴梁的路上，种种诬陷就像箭一般飞向他了。
入京，他请辞兵部尚书，高太后倒是恩准了，却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他再辞，乞一郡，比如出知越州（今绍兴）太守，太后不允。苏轼惧怕谣言，可是有她在呢，一切替他担着。
苏轼硬着头皮上，专心一件事：做帝王师。
宋哲宗已长到十七岁，快要亲政了，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小皇帝很不耐烦，每次上朝，太后在前他在后，他抱怨说：“朕只见她臀背。”这少年有心理疾病。凡高太后宠信的人，他都不喜欢。苏轼煞费苦心准备的教材，他听得心不在焉。侍读的地方叫迩英殿。教皇帝读书称“经筵”。苏轼教哲宗始于元祐初年，是小皇帝的老师傅了，却是越教越艰难。想让皇帝学习唐太宗，这发育迅速的男孩儿却迷上汉武帝：大权在握，后宫八千……哲宗小小年纪，对女色的经验已积累了不少，宫中猎艳频频得手。苏轼在这边绞尽脑汁，他在那边与宫女滚作一团。
苏轼只能仰天长叹。
子由劝哥哥说：我们尽力就行了，只求问心无愧……
而苏轼想得很远。
古代士人，做帝王师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理想。教出一个好皇帝，胜做百年好官。
苏轼对哲宗一筹莫展。他身上始终有高太后的影子，他不可能去掉这影子。一切努力均被它抵消。偏执少年阴郁的目光，盯着影子不放，却又不明说。
苏轼晚年的命运被三个人所决定，一为高太后，二为宋哲宗，第三个是大魔头……
大魔头现身之前，先有口齿锋利的小动物围咬苏轼，从元祐初咬到元祐末。此系史家公论，并不是笔者情感用事。贾易、赵君锡、黄庆基、张商英等十余人，因围攻苏轼而名留史册。乌台诗案之后又有竹寺诗案：神宗去世两个月，苏轼曾于扬州竹西寺题诗：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皇帝死了，苏轼居然“闻好语”，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小人拿这个说事儿了。当时苏轼从贬谪之地黄州起复，沿途访旧看田，心情不错，流露笔端，却让贾易、赵君锡捏了把柄。事情闹得很大，高太后直接干预，苏轼才躲过一劫。
苏轼做地方官一般没事，回朝廷总有麻烦。
眼下他的一大罪名是：推荐蜀人及门下士做官，形成所谓蜀党。他结党营私。
元祐八年（1092年）的四五月，谏官黄庆基等，连上七个奏章弹劾苏轼，小人反指伟人是小人，其中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应当承认，这姓黄的以君子自居的小人，言辞功夫不差。
朝廷沸沸扬扬了，欲巴结苏轼者，转过身去磨刀。然而宰相吕大防一改平时的面团形象，站出来主持了一回公道。高太后乘势发力，罢免了黄庆基。
苏轼苏辙松了口气。蜀人门士雀跃欢呼。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夏末、中秋，苏轼生命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女人仿佛携手而去：王闰之病逝，高太后骤亡。
高太后临终前，安排苏轼出知定州军事州。
苏轼在接踵而来的悲痛中起程。按惯例，他离京前要面辞皇帝，哲宗却找借口不见他。
苏轼仓皇出京赴任所。定州（河北定县）是当时的军事重镇，苏轼干了一年多，军政两摄，渐渐理出头绪。朝廷没动静，他安下心来。哲宗毕竟是他多年的学生，虽然离京时没见他，却命人塞给他一包茶叶。
苏轼品御赐好茶，品出了师生情谊。
一家子，就在定州待下吧。干到致仕的那一天，迁江南宜兴定居。苏轼还对朝云许愿，要带她去老家眉山看看，在二老及王弗的墓前上香烧纸。
前景看好，至少过得去。长子苏迈，讨欧阳修的侄孙女为妻，并已踏上仕途，现任常州某县的县尉。
眼下的苏轼五十九岁了，也许再过半年就能退休。就他永远高涨的生活热情而言，退休后的生活更像生活……
这时候，那个大魔头现身了。
大魔头不是别人，却是苏轼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章惇。
章惇害苏轼，苏轼可能至死都想不通。
学者们也有疑问。章惇害苏轼，好像理由不够充足：这人怎么回事儿？专拿朋友动刀？他当年不是挺身而出救过苏轼吗？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清除了一批“元祐骨干”，本无意对苏轼发难。章子厚（章惇字子厚）做宰相，却把矛头直指苏子瞻。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这个潜在的政敌、宰相位的竞争者。
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
他是父亲与其岳母私通的产物，一辈子心怀鬼胎。年轻时高大威猛，和京师贵妇鬼混，贵妇开玩笑提到他的出身，他立刻翻脸要用绢丝勒死她。凤翔有鬼屋，几十年闹鬼，无人敢进去，章惇却进鬼屋住了三天三夜，屁事没有。鬼都怕他。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子厚日后能杀人！
殊不知，事隔三十余年，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朝廷告下：苏轼“责知英州（广东英德）军事州”。
按宋制，“责知”某地，马上就要启程的，不像迁升可以磨磨蹭蹭。一夜间全家卷铺盖。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命令又至：降为从六品官。走到南都城外，苏轼写信给朋友说：“某旦夕离南都……英州之命，未保无改矣。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思熟虑。”
果然，六月走到当涂，第三道谪命来了：苏轼，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被降为罪臣，六品官、两学士及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
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苏辙同样被章惇赶出了汴京。
“兄弟俱蹿”……
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均遭贬黜……
苏轼面临着万里投荒。他的抉择是：带苏过一人远赴贬所，翻过大庾岭到惠州。苏迨带领其他眷属到宜兴去，和苏迈同住。家人不同意，但老人态度坚决：这事儿没得商量。家人哭成一团。唯独朝云沉静，她也决定了，和王巩的爱妾柔奴一样，随心爱者到任何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劝她没用。
苏家的几个家臣家妓，各得若干银两细软，各奔前程去了。
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台戏。
然而什么样的戏剧，能揭示出苏东坡的内心？
九月，过大瘐岭。岭在今之江西省大庾县南，广东南雄县北。号称大庾五岭，分隔内陆文明与南国炎荒。宋朝不杀大臣，惩罚最重的，就是贬到岭南去。
五岭八峰一个多月，山中的遭遇一言难尽。
苏轼十月抵惠州，暂住合江楼，楼下是奔腾的东江。当地官员以礼相待。生活清苦，蔬菜缺，肉更少。惠州是个小城，杂居着汉族、客家族等，发音奇特，内地人听不懂。
苏轼将息数日后，开始用他一向平和而又幽默的眼光打量周遭了。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意甚喜之，如食螃蟹……”写信不谈别的，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如何炙烤，如何用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给人美滋滋、香喷喷的感觉。末尾却说，这么细致挑吃羊骨，“则众狗不悦矣”。
佛印大和尚则写信来安慰他。这是历代高僧最著名的书信之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眼成空，何不一笔勾销，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三世诸佛，只是一个血性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大彻大悟的和尚，也给了苏轼一份力量。
苏轼善于各方借力，不管是在书本上，还是在生活中。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精髓，修炼成钢铁骨头，却不失血肉之躯。而这向来是佛教的两难，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两难：无限的欲望导致无限的痛苦，倒不如冷却成石头。苏东坡不冷却，始终保持躯体的热度和柔软度。他甚至学会了向各种各样的苦难借力。
翻遍史籍，修炼到如此境地的，可能只有苏东坡。
冬天，他移居惠州嘉祐寺。有一篇意味深长的短文《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休息。仰望亭宇，犹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到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恁么：这么。熟歇：好好休息。
这短文，当选入中学生课本。
次年，东坡吃上惠州的荔枝了，欢愉之情掩不住，挥笔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和惠州人打成一片，源于两件事：一是造桥，二是种药。
连接东江两岸的原是一座简陋的浮桥，江流湍急，每年都有不少人落水，被浪头卷走、吞没。东坡建议修桥，惠州官府却苦于拿不出钱来。东坡写信给子由，动员弟媳史夫人拿出皇宫多年的赏赐。其实不需动员，东坡开了口，史夫人二话不说，拿出了价值数千金的东西，派人急送惠州。她手头就这点钱了。
桥成之日，东江两岸全是欢呼声，三日不绝，许多人喜极而泣：东坡先生早一点到惠州该有多好！
东坡写诗描绘盛况：“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瞅着鸡血遍地，他又心生怜悯，为杀生感到难过。不得已，找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世无不杀之鸡……
惠州瘴毒弥漫，常有疫病流行，而当地人不大懂得医药。东坡率先种药，托人从广州买药材。居所前后种满了药材，就像在黄州的东坡种麦子。他又开方瞧病做起了郎中。经他带动，官府宣传，惠州从此药材渐多，郎中渐多。他还发明了“秧马”，一种快速插秧的农具；他替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大大缓解了广州的饮水困难……
有人实在不理解他，“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这是干吗呢？不是有悖人的自私天性吗？“劳己而为人”，莫非其中有啥见不得人的动机？东坡回答，他干这些事全是为了自己：“病人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使之酣适，盖专以为己也。”
苏东坡真像雷锋叔叔。
他又打坐，炼丹，做美食，酿酸酒，写和陶诗，真够忙的。
他试验独居，不与朝云同房，却感到十分艰难。反观他涉及私生活的书信，他和朝云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服从养生的法则而尝试去欲，其动力，是为了活着北归。
惠州府温都监的女儿温超超，因崇拜而热恋他，他软语劝慰。他和朝云外出转悠，有时单为避开这热烈女子。
北方的朋友们书信不断。陈慥致信说，要到惠州来看望他，他回信批评老朋友：“莫作女儿态矣。”
却有杭州的和尚名叫卓契顺的，从江南走到岭南，几千里路，只为送一封家书。卓契顺是佛印门下弟子，佛印为送信的事犯愁，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他揣了信就上路，跋山涉水到惠州，人都走变形了，见了东坡却没甚言语，一味地傻笑。在场的人无不抹眼泪，倒是东坡视为寻常，问卓契顺想要点什么。卓契顺说，想要一幅先生亲笔写的陶渊明《归去来辞》。十几天后卓契顺返回杭州。一切平淡得如花开水流。
然而一朵鲜花却凋谢在惠州。
王朝云死于瘴毒。
东坡种了那么多的药，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死前仿佛有预兆：她老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唱着，眼泪直流。此后东坡终生不听不书这首《蝶恋花》。
临终前她口诵《金刚经·应化非真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着惊人美丽的王朝云葬于惠州丰湖之六如亭。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去年我到惠州，拜谒朝云墓，为永不凋谢的鲜花献上一束鲜花。而惠州一位老教授，每年都去献花……
且看东坡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
朝云感动了上帝，她死后第三天的夜里风雨大作，天亮，人们在她墓旁发现了五个巨大的脚印。东坡闻讯，带苏过亲往察看，于栖禅寺设供佛事，写《荐朝云疏》：“……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
三个月后，东坡为朝云作《西江月》：
玉骨那愁雾瘴，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黄州多少欢娱……
惠州无限伤悲：“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人已去，美景空。
年逾六旬的老人，还能挺住吗？
苏过很孝顺，东坡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扬他。老人的饮食起居，“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东坡的三个儿子都一样，包括儿媳妇，包括他的朋友、学生，无不感染他的气息，受他的影响。伟人引力大、磁场强。
有趣的是，章惇派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借刀杀东坡。这仇人却变成了东坡的好朋友。
贬惠州的第三年，东坡在白鹤峰营造新居，打算长住。长子苏迈带着他的三个孙子以及苏过的妻儿到惠州来了。新居落成，官民同贺，一家子乐融融。
此间东坡情绪好，又展露仙容了，欣然命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题为《纵笔》的小诗传到京师了，大魔头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贬他到海南儋州去。
一纸令下，全家人再次恸哭于江边。白鹤峰的新居刚住了两个多月。
苏东坡携苏过从广州下船，行至滕州与苏辙相会，兄弟盘桓二十天分手，竟成永诀。子由此时贬到了广东南端的雷州半岛。“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这份兄弟情足以成书的。本文省略太多。
东坡贬惠州，两年零七个月。
传说东坡过海，船上放着一副空棺。
儋州比惠州更荒远，《儋县志》说：“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
长途水路颠簸的老人，到贬所病倒了。病稍愈，杜门默坐。他写道：“至儋州十余日矣，淡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
可是没过多久，他对这地方有了新的感受，《书海南风土》云：“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夜，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东坡喜欢吃肉，但儋州无肉可吃。本地人吃老鼠、蝙蝠、蜈蚣。苏辙到雷州，因吃进去的东西又呕吐出来，体重骤减。东坡寄语老弟，说自己也能吃熏鼠了，体重反而有所增加。
蝙蝠、蜈蚣之类，以老饕餮自居的东坡，大约也要尝尝吧？
他居住的地方是几间破官舍，比杜甫的茅屋更糟糕，不仅漏雨，而且漏树叶。有一天早晨在风雨中醒来，满身都是湿漉漉的黄叶。儋州太守张中，实在看不过去，冒着暗助罪臣的风险，找借口用官钱修缮了破官舍。后来因此获罪，掉了官帽。
儋州人懒得开荒种稻，主食为薯芋，和锅煮，天天顿顿如此。吃惯美食的东坡尽量每顿吃饱。而岛上一度闹饥荒，海上数月风波险恶，琼州（今海口）那边的粮食运不过来。东坡父子练龟息法，将食量减到最低，朝初升的太阳做深呼吸，要将热能化为体能。这叫“阳光止饿法”，据说还有效。
居无所，食无肉，出无友，读无书，写字作画没纸墨……
张中又帮他，替他介绍当地的黎族朋友，做翻译，沟通言语。东坡学海南土语，黎人学他用眉山语音讲的“官话”。时至今日，海南儋县仍有两个村庄讲眉山话。
东坡性好动，没朋友很难受的。黄州是这样，惠州儋州亦如此。他终于有了几个朋友，其中像黎子云兄弟，几乎每天见面，你来或我往。有一天东坡外出串门喝下几杯酒，归家迷路了。当地民居看上去都差不多，家家户户的围栏一模一样，形同迷宫。他吟诗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常看东坡不眨眼，一日，忽然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东坡从此亲切地称她“春梦婆”。
他沾酒就上脸的。小孩儿觉得他好奇怪，争看他，追赶他。他扭头一笑，诗已出口：“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他当然不甘寂寞：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海南常有雨，忽来忽去的。黎人送他斗笠和木屐，走路吧嗒吧嗒，斗笠遮去漫天风雨。昔日曾有名篇《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所有的逆境中人，《定风波》宛如一颗定风丹。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境界不易学。它是人类巅峰人物的寻常体验。
当时有无名画家作《东坡笠屐图》，太感人了，观者欲掉泪时，却又不自觉地微笑。
孔子、庄子、陶渊明，连同一地风俗满目黎庶，全在苏东坡的身上。
道士吴复古，飘然过海看他来了。眉山人巢谷，和东坡自黄州一别十几年，从家乡起程，以七十老翁之躯，万里迢迢赴岭海。东坡富贵时，巢谷总是在别处。简单的行囊中又不知藏着什么类似“圣散子”的灵丹妙药。他绝不能让东坡死于瘴毒。可他筋疲力尽走到了梅州，缓得一口气又向海南，却累死在新州道旁。东坡、子由闻噩耗，相隔数百里，同声恸哭。
巢谷亦如三苏父子，是眉山人永远的骄傲！
太守张中果然掉了官帽。一帮狗衙役将东坡赶出了官舍，父子几天吃住于污池旁。不得已，桄榔林下草草盖房子，东坡为之命名“桄榔庵”。黎族父老兄弟，数十人来帮忙，他们头上没有官帽，不怕得罪远在京师的凶神恶煞。史料显示：东坡在儋州，章惇也不放过他。“时宰欲杀之”，故事还充满悬念。
然而苏东坡居然开始讲学了，皇帝的老师，转而教诲黎家子弟。椰林深处书声琅琅。色土为墨阔叶作纸，课本却在东坡先生脑海中——这才叫脑海呢。我们这些人，只能叫“脑溪”、“脑河”吧？
苏东坡居海南，教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这里却有辛酸故事：唐佐原是琼州人，过海求学，临走向先生乞诗，东坡写下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许愿说，等唐佐考上了进士再写后两句。后来唐佐高中，先生已在九泉。苏辙续写成篇：“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中国诗歌史，这悲喜故事绝无仅有。
好官吴中要调走了，与东坡父子情深，迟迟其行。临走那一天，不睡觉，和东坡座谈通宵。他原是军人出身，而兵学乃苏氏家学之一，言语投机，不知东方之既白。
朝廷又起变故。宋哲宗二十几岁就一命呜呼，大概纵欲过度，以身屡试那把东坡讲的“伐性之斧”。徽宗上台，章惇随之失势，也贬到雷州去了。弹劾章惇的谏官，是一个叫任谷雨的眉山人。
朝廷又想起了苏东坡。
公元1100年的六月，东坡得以奉诏北还，离儋州，黎人数百哭送于海边。惠州、梅州（子由贬谪地）、常州的亲人们也在哭，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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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东坡走到广西桂林，却传秦观的死讯。东坡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老师欲哭无泪，数日食不下咽。
一路伤心，慢慢将息。九月抵广州，逗留四十天上路，吴复古得讯追赶他。这个一生以道路为家的道士却死于道路。东坡旧悲未去再添新伤。
次年四月，抵江西南昌。南昌太守叶祖洽开玩笑问：世传端明（学士）已归道山，今尚游戏人间耶？东坡答：途中碰上章惇，踅回来啦。
说章惇，倒遇上章惇的儿子章援，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言词诚恳，言下之意却希望东坡登相位后放过他父子。东坡就地回复，也是一封长信，提及章惇时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
耶稣是西方传说。东坡乃东土伟人。
六月中旬，船行于运河赴常州，两岸百姓上万人争睹东坡的风采。他头戴小帽，身穿小背心，坐在船舱里，环顾左右说：“莫看杀轼否！”
江南百姓，祝他早日做丞相，造福于天下。
官员中也盛传他将出任宰辅。
沿途赴宴。回船继续向常州。七月，船舱里异常闷热，东坡腹泻。老友钱世雄及儿孙在他身边。抵常州登岸，居城里一个朋友的家。他曾在常州买过一所房子，却听街上的一位老太太哭儿子不孝卖掉祖业。细问之下，方知原来他是买主，于是把房子退还老太太，购房款也不要了。
现在，病转沉重的东坡，住进朋友家。三个儿子迈、迨、过，环侍病榻。他长时间瞅着一幅画，李公麟为他画的像，旁边有他的题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样的诗，令我们无言。一切解释都是皮毛。
“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他对惠州儋州五年生活的总结。加黄州恰十年。
七月十三日病况好转，次日又高烧，热毒大作。强撑病体写《与钱济明书》：“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
十八日，自知难起，唤三子于床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地狱）。”
二十七日，恶化。面壁饮泣。不肯转身向亲人。
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赶来了，俯到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
东坡答：“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喊：“至此更须着力！”
东坡闭目答：“着力即差！”
钱世雄还要问：“端明平日学佛，今日如何？”
东学答：“此语亦不受。”
溘然长逝。时为1101年7月28日。
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形容苏东坡的死。我想起了恒星的爆炸，坍塌收缩成白矮星，演变成黑洞。
其黑洞般的精神伟力，足以吸引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所有的万物之灵。
举国震悼不消细述。东坡的弟子李鹰在祭文中说：“道大莫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东坡诗存二千七百首，词三百余阙，文数千篇，包括一千七百封书信。这要部分归功于宋代印刷术的发达。
北宋以后读书人，没有不读苏东坡的。
尚有学术巨著《易传》及《论语说》，后者未能传世，是中国文化一大损失。东坡读孔子，会读出一些什么呢？生活的大师，对有点过于严肃的儒学圣人会有哪些重要的补充？
我个人对苏东坡总的印象是：他能看见生活。
看见生活不容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换句话说，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纵向千年，横向万里。
他既能看见普通人眼中的生活，又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生活。宏观微观都胜人一筹，所以，称他为生活的大师。他对生活永不衰减的热情和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今天已构成巨大的谜团，并且有可能未被解开就自动隐匿。
如果他的丰富正好对应我们的贫乏的话，那么，对他的研究、靠近就只能说刚刚开始。
苏东坡看见的生活，能通向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么？笔者尚蒙昧，只模糊感到，全球化令生活逼近工业生产模式的“生活世界危机”，亟待呼唤尚能眺望的人类智慧。
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集于东坡一生。这给当代留下了巨大而纷繁的研究课题。可惜他的研究者，大都思维成定势，知识结构趋于固化。一席教职，几张教授表，又导致年复一年的低水平重复。大量研究东坡的文章，东坡本人恐怕是看不下去的（古人不乏眼力，却又失之过度简约）。
见叶不见树，见树不见林，是为病根。
无力从大处着眼，难免鸡零狗碎。难免处处碰上故纸堆。
难以容忍的是戏说，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胡编乱造。
拿什么做结束语献给苏东坡呢？
海德格尔《什么是思想》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
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
200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