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褊隘者流”及阴阳刚柔之说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有不同之点，也有相同之处。二人都是著名的朴学大师。朴学着重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功夫，刘师培在《文说》中的《析字篇第一》中说：“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这是朴学家论文的共通见解。季刚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时，也反映出了朴学家首重文字的特点。可以说，《声律》、《丽辞》等篇的札记，特别是《章句》篇的札记，最足以反映季刚先生在朴学方面的修养和这一流派论文的特点。
季刚先生曾说：“吾国文章素重声律、对偶、局度。”[4]因此，他在与此有关的一些札记中，灌注进了他多年来研究小学和骈文的心得，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
在这问题上，主张散文和主张骈文的人看法又有不同。桐城派重散文，自然不谈什么“丽辞”，他们推重唐宋古文，抹杀魏晋南北朝骈文创作上的成就。季刚先生在《丽辞》篇的札记中指出：“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这是对桐城派的尖锐批判，也是对六朝文学的有力维护。
自永明声律说兴起后，齐、梁文人普遍采用这项新的研究成果写作美文，由是文学的形式技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文选》派重视六朝文学这一方面的新成果，桐城派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于是季刚先生诋斥之为“褊隘者流”。
桐城派不谈什么“丽辞”，他们对声韵的要求，强调音节方面的抑扬顿挫，所重视的，也就是所谓气势。季刚先生在《定势》篇的札记中论及文势中的一派，“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慷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噫，自文术之衰，窾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这里批判的，也就是桐城派的阴阳刚柔之说。
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首倡阴阳刚柔之说，认为其中的奥妙与天地之道相通，曾国藩继起推衍其说，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他并著有《古文四象》一书，将古今许多著名的文字列入“四象”之中，可见这位桐城派的“中兴”者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发展。
这种学说，桐城后学一直把它作为论文精义而不断运用，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的《刚柔》、《奇正》两章中，用了很多篇幅加以介绍和申述，其中说到后来的一些情况，如云：“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尝选文以实之，而授其目于吴挚甫先生，其后挚翁刊示后进，并述张廉卿之言，又以二十字分配阴阳，谓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阳也；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阴也：则充其类而尽之矣。”可见直到清末民初，桐城派人物还是把它视作首要的理论而不断作出玄妙的解释的。
《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在《题辞及略例》中就提到：
自唐而下，文人踊多，论文者至有标橥门法，自成部区，然
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阴阳刚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肣；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
他在全书开端就猛烈地攻击桐城派，足见当时两派冲突之激烈。这里他把阴阳刚柔之说也看作“老生之常谈”，以此坐实“褊隘者”理论建树的贫乏。
实际说来，“阴阳刚柔”之说是对文章风格的研究。桐城派把写作与吟咏联系起来，把风格问题落实到字句与声调上，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尽管这些学说之中杂有种种玄虚的说法，但如细加抉择，还是可以提炼出不少有启发意义的论点。季刚先生对此所作的批判过于苛刻，或因囿于当时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有此偏激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