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4年，章太炎先生退隐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弟子分头笔记，留下讲义多种。在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的一份讲义的《文学略说》部分，提到了民国初年桐城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颇有意味。文曰：
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章氏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只是从上述介绍中也可看到，当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章氏本人也已卷入到了漩涡中去了。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其中经过，可以作些考察。
民国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改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札记》一书，亦颇得时誉。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
可以说，桐城派和《文选》派之间发生的这场论争是我国旧文学行将结束时的一场重要争论，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因此，若要理解《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价值，必须追溯我国几千年来散文和骈文发展的历史，才能掌握其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