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盛时代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盖七事焉：

一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进于光华。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几也。传记所载，黄帝、尧、舜以来，文化已起，然史公犹谓搢绅难言焉。观夏、殷时代质朴之风，犹且若此，则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由渔猎进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殷自成汤以至盘庚，凡五迁其都，盖尚未能脱行国之风焉。孟子颂周公之功，则曰“兼夷狄，驱猛兽”；《诗》美宣王之德，则以牛羊蕃息。盖殷、周以前，尚未尽成居国、成农国也。及文王化被南国，武周继起，而中央集权之制大定，威仪三千，周官三百。汉学家言，礼仪《周礼》也；威仪《仪礼》也。孔子叹之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豳、岐以至春秋，又数百年，休养生息，遂一脱蛮野固陋之态。观于《左传》，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所在皆然矣。积数千年民族之脑精，递相遗传，递相扩充，其机固有磅礴郁积、一触即发之势。而其所承受大陆之气象，与两河流之精华，机会已熟，则沛然矣。此固非岛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于社会之变迁也。由尧、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东迁，由东迁至于春秋之末，其间固划然分为数时代，其变迁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虽然，其迹不甚著，而史传亦不详焉。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顾亭林《日知录》云：“自《左传》之终以至战国，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尽矣。”^[1]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欧洲十四、五世纪时，学权由教会散诸民间，情形正与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开也。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周室为中央一统之祖，当其盛也，威权无外。《礼记·王制》所载：作左道以惑众杀；作奇器异服奇技淫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盖思想言论之束缚甚矣。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加以历古以来，无宗教臭味，先进学说，未深入人心，学者尽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无挂无碍，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庄子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学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2]《天下》篇。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盖政权之聚散，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于交通之频繁也。泰西文明发生，有三阶段：其在上古，则腓尼西亚以商业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东西南岸，运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欧罗也；其在中世，则十字军东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渐，威慑欧陆，由直接、间接种种机会，以输入巴比伦、犹太之旧文明与隋、唐时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则列国并立，会盟征伐，常若比邻，彼此观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观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国际，各国交涉，日本名为“国际”，取《孟子》“交际何心”之义，最为精善。今从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贾，或以游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春秋战国之时，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军队所及，自濡染其国政教、风俗之一二，归而调和于其本邦。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时，则聘享交际之道，常为国家休戚所关，当时群雄割据，大国欲笼络小国以自雄，小国则承事大国以求保护，故其交际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贡献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国皆不得不妙选人才，以相往来。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国体而危亡随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国中文学最优之士。及其游于他社会，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归以为用。如韩宣子聘鲁而见《易象》、《春秋》，吴季札聘上国而知十五国风，皆其例也。而当时通商之业亦渐盛，豪商巨贾，往往与士大夫相酬酢。如郑商弦高，能以身救国；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阳翟大贾吕不韦，至能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盖商业之盛通，为学术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纵横捭阖之士，专以奔走游说为业者，又不待言矣。故数千年来，交通之道，莫盛于战国。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见重也。一统独立之国，务绥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材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际，兼并最烈，时君之求人才，载饥载渴。又不徒奖厉本国之才而已，且专吸他国者而利用之。盖得之则可以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为吾患也。故秦迎孟尝，而齐王速复其位；商鞅去国，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声价，重于时矣。贵族阶级，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贵族阶级，最为文明之障碍。中国破此界最早，是亦历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于时者，莫不研精学问，标新领异，以自取重，虽其中多有势利无耻者，固不待言。而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术之言，遂遍于天下。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趋简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音，故进化之难，原因于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变异，而改易最剧者，惟周末为甚。仓颉以来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学者搜罗商、周钟鼎，其字体盖大略相类。至秦皇刻石，而大变焉矣。《说文序》云：“诸侯力政，……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3]然则当时各国，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转变非一。故今传《墨子》、《楚辞》所用字，往往与北方中原之书互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谓“秦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4]。其实日趋简易者，人群进化之公例，积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骤创也。文字既简，则书籍渐盛。墨子载书五车以游诸侯，庄子亦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者之研究日易，而发达亦因之以速，势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于讲学之风盛也。前此学术既在世官，则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学风兴于下，则不徒其发生也骤，而其传播也亦速。凡创一学说者，辄广求徒侣，传与其人。而千里负笈者，亦不绝于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巨子遍于宋、郑、齐之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许行之徒数十人，捆屦织席以为食：盖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实定、哀以前之所无也。故一主义于此，一人倡之，百人从而和之；一人启其端，而百人扬其华，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尽其原因与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全盛时代之所以为全盛，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1] 见《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战国”原作“此”，“凡百”原作“凡一百”，“言及”与“始皇”后原均有“之”字，“尽矣”前原无“已”字 。

[2] “学者”原作“天下 ”。

[3] “奏闻”原作“奏同 ”。

[4] “秦”原作“是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