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导读
一
1902年2月，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3月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
据《新民丛报章程》标示，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号）。因此，从《礼记·大学》篇引《康诰》“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释，为延续到“五四”以后的改造国民性话题开了先声。与此同时，在其他栏目出现的梁文，无论所谈为历史或现实、政治或文学，其着眼点也均在“新民”之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不例外。
“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日本“明治维新”由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变革方式在中国不能照搬；1900年唐才常等在国内组织“自立军”起义失利，又使改良派“武力勤王”的计划破产。经此一系列重大打击，梁启超沉潜思索，转而以启发民智、鼓吹舆论为救亡图存、改革中国社会的入手处，“新民”理论于是应运而生。
《新民说》的出发点，一则曰：“国也者积民而成。”（《叙论》）一则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释新民之义》）也即是说，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在于培植一代兼取中外优长的国民。因此，梁启超在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也秉持此义。
那段时间，梁启超一再引用宋代理学家程颐为文乃“玩物丧志”的说法，即使是讨论学术问题，也有意与“于国民之进步无当”的“今所谓涉猎新学、研究西书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丛报》1号）相区别。而其所期待的“读书致用”，即在“新民”。依梁启超之见：“新之有道，必自学始。”这也是梁氏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而得出的结论：
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1号）
而在《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话，可见，梁启超是把“新学术”（与“新民”一样，此“新”字也作动词解）作为“新民”的利器，而列为当务之急。
刊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梁启超先在《新民丛报》第1号发表了一篇《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以为张目。文中所举证之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达尔文等，无一不出自西方，而其学说对于世界文明史均产生过巨大影响。篇末，梁氏寄语中国学者，谓其“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而这希望的落实，便在假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撰著，总结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之得失，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总论》）。
为此，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时，便刻意突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篇中称“春秋末及战国”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全盛时代”，推尊其“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而追溯所以致盛的原因，虽列举七端，“思想言论之自由”为其中一因，但实际除了“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与历史传承有关，其他“社会之变迁也”、“交通之频繁也”、“人材之见重也”、“文字之趋简也”、“讲学之风盛也”，均关系到社会控制的松动。这是从外在环境的“自由”探求诸子百家繁兴的因由。
而从学术发展的内在机制看，梁启超同样力主精神的自由。他最推崇“战国之末”的学术思想，以之为“全盛中之全盛”，并分析其表现有四：“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内分”者，指学派内部之分化；“外布”者，谓学派向外之扩张；“出入”者，弟子之转师他学也；“旁罗”者，宗师之兼采他说也。即使在最有强制色彩的“外布”中，梁氏看重的也是其交融的结果：“智识交换之途愈开，而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故蒸蒸而日向上也。”归根结底，酿成学术最高峰时代的内因，实在“思想自由，达于极点”（俱见第三章《全盛时代》）。
与之相对应，两汉的“儒学统一时代”，则被梁启超视为中国学术思想进步“自兹凝滞”的转捩点。其说曰：
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
因而，汉武帝运用专制势力“罢黜百家”而制造的“儒学统一”，在梁启超看来，便绝“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
在刊于《新民丛报》第2号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对学术思想定于一尊之害有更痛切而淋漓尽致的阐发。虽文字稍长，但因其关乎梁氏对于中国学术的基本判断，故仍完整引录如下：
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亦何可怜哉！
而中国学术之萎缩衰敝，也成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政治专制与学术一统既相缘而生，为害甚烈，梁启超于是自觉以批判、破坏的姿态出现，明确宣称：“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这与“新民”之道中以“自由”为必不可少之义的论述也一脉相通。在《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梁氏着重发明了“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的道理。他认为，被人奴隶并不可怕，最悲惨的是自我奴隶，那便会堕入万世沉沦而永无超拔之日。文章区分出“心奴隶”的四个种类与解除之道，而列于首位的正是“勿为古人之奴隶”。甚至说：“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这不只是对“新国民”品格的理想构造，也反映出梁启超当年的精神风貌。
出于对思想自由的崇拜，梁启超检点中国学术史时，从其最称扬的先秦诸子中，便仍然抉发出六条短处。而其中三条，“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均指向压制、奴役，而与自由精神相背。此说与前述对于战国学术思想的肯定似有矛盾，但由此亦可看出，即使被认作中国思想最自由的时代，在梁氏眼中仍未臻于极致。其意更在警惕学界内的专制作风，所谓“惟务以气相竞，以权相凌”，“焚坑之祸，岂待秦皇”；“号称守师说者，既不过得其师之一体，而又不敢有所异同增损；更传于其弟子，所遗者又不过一体之一体，夫其学安得不澌灭也”。在九流百家勃然兴起的盛况中，揭出其间实已潜伏着思想衰落的因子，确是梁启超眼光高超之处。而学术的兴旺发达依赖于自由精神的发扬，亦已不言自明。
二
探究梁启超批判旧学意识的发生，借鉴西学以为参照系的作用不可否认。上述对于先秦诸子缺失的揭示，即是在与希腊学术比较中而获得。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假如没有希腊作对照，战国之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亦可谓完美无缺。
希腊学派的引进，不只映现出诸子学派的建立与传衍过程中自由精神之不完全，而且，单从学理考量，其论说亦显露出弊端。梁启超所举示的“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物理实学之缺乏也”、“无抗论别择之风也”，均属此类。前两项与梁氏对西方科学精神的体认相关，在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有更周到的论述。容后再说。“无抗论别择”之说则确可说搔到了先秦学术的痒处。
梁启超认为，希腊哲学“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进而愈深，引而愈长”。即诸哲于甲说与非甲说的彼此驳难中，激发产生出更高明的乙说以调和两家；此过程不断推演下去，其学术自然日益进步。诸子学派反之，“顾未有堂堂结垒，针锋相对，以激战者”。当时各家既不正面交锋，迨儒学一统后，又以陋儒而倡言“群言殽乱衷诸圣”，中国学术“之所以不进也”，此亦为重要一因。这里谈及的虽然只是论辩方式的异同，而其对于整个学术史的影响却是巨大而久远。其间的关键在于，学派竞争、学说对抗乃是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在驱动力，丧失了这种刺激的机制，学术思想便会失去生命力。
抱着讲求“新民”之道的态度治学，也使梁启超得以避免陷入国粹主义的泥坑，而能够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审视中国学术思想的得与失。按照他的自白：
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第三章《全盛时代》）
而晚清中国国势阽危，“救时之言”无疑更切合社会的需要。因此，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梁启超于中国传统中看到的缺陷更多，相应要求更多的采补。
这种对固有文化的批判意识，表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即是肯定优胜之处的分量往往不及揭发短缺来得重。第三章“与希腊学派比较”一节，“先秦学派之所长”有五：“国家思想之发达也”、“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也”、“世界主义之光大也”、“家数之繁多也”、“影响之广远也”；与之相对，所短则有六条。第四章论述“儒学统一”的结果，否定的倾向更为明显：尽管好的方面也搜罗出“名节盛而风俗美也”、“民志定而国小康也”两项，但仅承认其为“儒教治标之功”；而即使除去“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一条，坏的影响仍有“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均关系到治国的根本。进入第五章《老学时代》，所举“学术堕落”的五种原因，已无一可取。
而如果进一步追究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眼光何以产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西哲的启示在梁启超摆脱崇古尊圣的旧学体系上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梁氏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受教，已熟悉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的治学思路。不过，康氏虽以之表达变革社会的新思想，却尚须假借孔子，言其“托古改制”，这在梁启超参与编纂的《孔子改制考》一书有明显的表示。而避难日本后，梁氏直接感受到明治新文化的强大冲击，“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于是，“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及《三十自述》）。
在梁启超所读之书、所穷之理中，对其思维方式最具改造力的，当推培根与笛卡儿的学说。他不但推二人为“近世文明初祖”，称：“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倍根与笛卡儿。”而且，在《新民丛报》第1、2号的“学说”栏，专门发表文章，介绍两家之说（见《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从梁氏钩玄提要的简述，不难看出其心得所在：
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诸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既与中国相近，而根据梁启超的看法，中国学术思想落后于欧洲又只是近世才出现（见本书《总论》），则起衰为盛的法宝，毫无疑问，只能是西方怀疑及实证精神的引进，或者用梁启超的说法，是需要“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梁氏之所以反复强调，“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培根与笛卡儿必经验证、心安，然后才接受，原是意有所指。
梁启超因此大声疾呼，希望有众多中国学者能够移换脑质，改变精神，“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同上）。在二十世纪初中外交汇的时代，以培根与笛卡儿为典范、思想空前解放的梁启超，便可以吐露这样的豪言壮语：
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新民说·论自由》）
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而这种理想境界的描述，也正是梁本人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精神状态的自我写照。
其实，在西学尚遭遇传统势力顽强抵拒的晚清，梁启超必须倾注最多心力去破除的还是旧学的束缚。其将中国学术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近代西方思想学说的导入，因而毫不足怪。这种急切的心情，在《总论》结尾也以梁氏特有的“笔锋常带情感”的激情话语作了充分表达：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对于正在清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的梁启超来说，上述期盼并非空中楼阁，而同样是以历史为据。
与批判学术专制相同，对文化交融的礼赞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梁启超认定“隋、唐之交，为先秦以后学术思想最盛时代”，更进而以“隋、唐之学术思想，为并时举世界独一无二之光荣”，理由全在佛教的输入。梁氏所肯定的接受外来学术又并非全盘照收，而是“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因此，他总结出的中国佛学四大特色，便迥异于佛教母国印度，而尽为中国所独创：“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对此，梁启超也极为少见地一概加以赞许，给人的印象，是其认同程度还在谓为“全盛时代”的春秋战国之上。其现实含义也很清楚，隋唐融合佛学的成功经验，也为今日“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的理想提供了努力的信心与实现的可能（第六章《佛学时代》）。
不限于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融会，即使是一国之内各地域文化的交流，也为梁启超所首肯。从“胚胎时代”黄帝东征西讨，“屡战异种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的赞扬开始，继以战国末“地理界限渐破，有南、北混流之观”，而成就“全盛中之全盛”气象的概括（第二章《胚胎时代》与第三章《全盛时代》），梁启超始终反对闭关自守，而以交换与融合为保持学术生命力的必要条件。这与前述对于希腊学派“抗论别择”的推许实为异曲同工。
三
翻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直观的印象是与古人著述形式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常用的单篇论说、笺证疏义、读书札记、传承表等体式之外，梁启超又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史写作模式。在第一章《总论》中，他以学术思潮的演变为依据，把截止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时期：
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全书即依此次序演述。这种纵贯全史的视野，配以分章分节的体例，使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纲目清晰，史论互证，分而不散，合而不乱，新意迭出，引人入胜。
其实，新的著述体式即隐含着新的思路。用胡适日后追忆的说法：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胡适以之为个人所受梁氏最大的恩惠之一，并坦承梁著的未完成，埋下了其“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而发现中国学术思想不只用《四书》《五经》无法涵盖，即使添上清代学者已开始关注的诸子百家，仍远非全貌，此一意识的形成，自是得益于梁启超流亡日本的阅历。戊戌变法前，梁帮助其师康有为编纂的《孔子改制考》，尚沿用传统著述体例，于汇集先秦以降的各家言说后，再自下断语。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已有了质的改变，以我为主的论述方式，使历代读书人动辄征引的“子曰诗云”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史料加以运用。虽然梁启超曾为1900年刊行的章太炎名著《訄书》初刻本题写过书签，在1904年续撰的第八章论述清学的《近世之学术》部分（实含有原先所拟“衰落时代”与“复兴时代”之内容），也曾参考同年面世的《訄书》重订本中《清儒》诸篇，或引录或驳诘；而若比较二人的著作体式，章书更近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与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已说明梁作还该另有取法。
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的《新史学》首篇《中国之旧史学》中，梁启超对中国史学传统作了总体清算。既已历数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大病根，得其首肯的史家自然极其稀少。而被判为“稍有创作之才”的六人中，撰著《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的黄宗羲亦赫然在列。梁称赞其书为“史家未曾有之盛业”，原因端在黄氏“创为学史之格”。不过，《明儒学案》仍是以小传加史料摘引的形式编排而成，因此，梁启超推崇黄著的意义，实仅在打破了“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的局面一点。
排除了承接古人与援引同道的可能，余下的便只有借鉴域外一途了。其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史学界，从大量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中，已经熟悉并开始采用西人的史著文体。恰好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动笔之前，1900年，两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日人新著出版发行，一为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东京金港堂），一乃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学术史纲》（东京博文馆）。依照梁启超的辩说，“鄙论标题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非欲为中国哲学史也”（《〈周末学术余议〉附识》，《新民丛报》6号），其思路于是更接近后者。
《支那学术史纲》的作者自诩，其著作的特点即在“于体裁改而新之，令方今读者易知其大纲；更加入新研究而推阐之，然后绍介于世”（《小引》）。全书结构亦扣紧“学术变迁之大略”展开，分为六编：一、总论；二、太古学术之发源；三、夏殷周三代学术之变迁；四、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学术之变迁；五、隋唐五代宋辽金学术之变迁；六、元明清学术之变迁。梁著的时段划分虽与之不同，而别有心得，但其关注“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苟有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得不著论之”（《〈周末学术余议〉附识》）的总体构思，甚至包括卷首提纲挈领的《总论》之设置，均与《支那学术史纲》一脉相承。
在研究方法上，《支那学术史纲》的作者亦强调“将其国文物制度、地理思想剀切地征于历史而究以科学”（《小引》），显然认西方学术史著为具有科学的体系。因而，不止描述现象，且进而探究隐藏其后的原因，便成为该编自觉的追求。梁启超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也致力于前因后果的考索。如第三章《全盛时代》第一节，即为“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更干脆以“其原因”、“其结果”为该章首尾二节之标题。
对于科学方法的倾心，在1904年补写的《近世之学术》中表现得尤为分明。按照最初的纲目，清代学术思想史本冠以“衰落时代”的题名，不被梁启超看好。这除了有为“西学东渐”的新思潮开道、故欲扬先抑之意；也由于梁氏在学术与思想的评价之间，其时更倾向于后者，考据派的出现便被指为本朝“思想日以销沉”的学术根源。两年后，梁启超真正动笔论说清学时，已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着眼于学术，“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便被肯定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汉学家“研究之方法”，也在“科学的精神”一点上与西方“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接轨，其特征为：
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
凡此，在前述对于先秦诸子的讨论中，多已涉及。此处重以“科学的精神”概括之，越发凸显了梁启超研治国学的西学背景。
就本论而言，梁启超明确言及借助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虽只有《佛学时代》之《诸宗略纪》一节，乃撮述《八宗纲要》、《十二宗纲要》、《佛教各宗纲领》等书而成；但受启示最多者实为理论方法。其中，尤以对文化地理学的倚重更为突出。《支那学术史纲》已辨明关切“文物制度、地理思想”之必要，该书《总论》亦阐述了黄河与扬子江流域作为中国文化发源地的意义。尽管在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梁启超才提到他1903年阅读过日人木口长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学》一书，但其实早在此篇开笔写作时，他对源于西方的这套地理新说已了然于胸。其1902年接连刊出的系列地理学论文，多半各有日文出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大抵译自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历史与地理》一章（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5期）；《亚洲地理大势论》与《欧洲地理大势论》，则有自加“译者识”道明来历，系以志贺重昂的《地理学讲义》之《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与《欧罗巴地理考究之方针》两章为蓝本，“而略加己意”。只有《中国地理大势论》（《新民丛报》6、8、9号）为自撰之作，倒可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互相发明。
而如果参考梁启超最初拟订的章目，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即使忽略中间的残缺不计，今日所能见到的部分，也不过完成了计划的一半。在顺时的分期演述之外，自第十章至第十六章，作者本来还设计了若干从通史中提炼出的问题，以待详加讨论。这些未完成的题目中，便有“地理上之关系上（国内地理）”与“地理上之关系下（国外地理）”，三分天下几占其一，足见梁氏之偏好。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现存的本文中，梁启超也已随处注意，尽力阐发学术思想受地理因素影响之情状。运用最得体、流传最广远的一段论述，是关于先秦诸子南北学派特点的分疏：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注略），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较之《支那学术史纲》第三编第四章《周代学者之战国时代》叙述的简陋，梁启超采纳新学说而别具风采，原是以其修养有素的旧学功底为根基。
由于后半部的割弃与前半部中宋、元、明时代的整体阙失，梁启超以文化地理学为线索，考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思考未能贯彻始终，诚为憾事。幸好其《中国地理大势论》有述及哲学与地理之关系的一节文字，现抄录汉以后部分，聊作补缺：
逮于汉初，虽以窦后、文、景之笃好黄老，然北方独盛儒学；虽以楚元王之崇饰经师，然南方犹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余经说，北学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余词赋，南学之代表也。虽然，自汉以后，哲学衰矣。洎及宋、明，兹道复振，濂溪、康节，实为先驱。虽其时学风，大略一致，然濂溪南人，首倡心性，以穷理气之微；康节北人，好言象数，且多经世之想。伊川之学，虽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学面目，亦稍变而倾于实行焉。关学者北学之正宗也。横渠言理，颇重考实，于格致蕴奥，间有发明。其以礼学提倡一世，犹孔、荀之遗也。东莱继之，以网罗文献为讲学宗旨，纯然北人思想焉。陆、王皆起于南，为中国千余年学界辟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径自与北贤别矣。
梁氏尽管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突出学术所受“地理上特别之影响”，仍可算作其论学特色。且直至晚年，思路不改，写于1924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篇长文，即充分显示了他的情有独钟。论其在近代学界的流播，钱基博之《中国舆地大势论》（《新民丛报》64—67号，1905年3—4月）与刘师培之《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2、6—7、9，1905年3—10月），均可称为嗣响。
四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虽系未完成之作，但如前所述，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实具有首开风气的示范意义。述其行世过程，则前六章初时陆续发表在1902年3—12月的《新民丛报》第3—5、7、9、12、16、18、21—22各号上；1904年又续写出《近世之学术》部分，刊于同年9—12月《新民丛报》第53—55、58号。可惜长久以来，此书一直混编入《饮冰室文集》，这种编辑形式无疑减弱了后人对其重要性的体认。而惟一一本1925年8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的单行本，不仅改题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内文及版权页又题作《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而且只录至第六章《佛学时代》，遗漏了续编，使残存之作益发残缺不全。
此次整理，乃取《新民丛报》所载为底本，参校以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及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版《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凡篇中引文，已尽量查据原书，出校语以为补正。本意是期望给读书界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读本。
2001年3月18日至4月26日
写于东京弥生寓所—北京西三旗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