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学全史》导读
陈佩秋
郑午昌（1894．2．24—1952．7．15），名昶，号弱龛，别号双柳外史、丝鬓散人、墨鸳鸯楼主、且以居士、午社词人等。
郑午昌先生自幼聪颖好学，7岁即能写布帆无恙挂秋风诗意，成《剡溪秋泛图》，一时惊为神笔。1910年（宣统二年）入杭州府中学求学，从张献之（相）。同学中有董任坚（时）、郁达夫、姜立夫、徐志摩等。1922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旋任美术部主任。在上海寓居三十年，凭借他渊博的学识修养、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绘画功力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上海画坛一致推崇的领袖人物之一。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的《中国画学全史》，是郑午昌先生的成名之作。这部著作自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70年代台湾中华书局、80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相继再版。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再版印行，可见该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了。它不愧是一部“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俱在”[1]的可传之作。
自二十世纪初以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就中国美术史论著作而言，当时日本学者藤冈作太郎的《近世绘画史》、中村西厓的《文人画之研究》、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对中国绘画史研究有较大的影响。虽其后我国也有多人写过《中国绘画史》，但其结构基本上沿袭日本学者的结构，略加增减而已，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
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午昌先生所著《中国画学全史》，“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2]。
“昶欲辑本书久矣！”午昌先生在自序中如是说，他早在1921年就着手准备了，1922年到中华书局任职后，获交黄宾虹、黄蔼农、许征白等著名书画家，研讨有得，辑录益勤，耗五年之精力，于1926年完稿。他在自序中写道：“我国自有画以来，先民之专心一志，耗精竭神以从事钻研者，不知凡几”，“然综观群籍，别其体例，所言所录，或局于一地一时，或限于一人一事，或偏于一门一法，或汇登诸家姓名里居，而不顾其时代关系；或杂录各时之学说著作，而不详其宗派源流；名著虽多，要各有其局部之作用与价值；欲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绝不可得”。“占有世界美术史泰半地位之大画系，迄乎今日而尚无全史贡献于世，实我国画苑之自暴矣”。“近世东西学者，研究中国画殊具热心毅力，对于中国画学术上之论说，或散见于杂志报章，或成为专书，实较国人为勤。……而深愧吾人之因循而落后”。可见，午昌先生编著该书的目的了。他希望该书的出版“以此引起国人对于国画学史之注意及兴趣，精研博讨，他日更有名著出，后来居上，则今此之喤引，亦所企望于我国艺林者也”。又见其良苦用心。
《中国画学全史》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画学的演进，共有三大特点：第一，从宏观上确定中国画史的地位，认为世界画系分东西两方，“东系渊源流沛于中国本部，渐纳西亚印度之灌溉，浪涌波翻，沿朝鲜而泛滥于日本”。“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也”。第二，在分期上，分为四期——实用时期（唐虞以前）、礼教时期（三代秦汉）、宗教化时期（自三国而两晋、而南北朝、隋、唐）、文学化时期（自五代迄清）。这是从绘画艺术演进“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他环境而异其方向”的角度出发，所做的一种新的分期。“此四时期之划分并非绝对”，其间也有相互渗透、出入、交叉。第三，在体例上，“周秦以前，绘画幼稚，资料不充，另法叙述外，自汉迄清，则以代为章”，每章分为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节，广征博引，条分缕析，“四者互可质证，互有发明”。如此俨然自成体系，而为后人效法。又于书后附录四则：历代画家著述目录、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历代各画种盛衰比例表、现近画家传略，显得内容充实。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艺术风格的演进，置入社会、政治、历史变迁中去考察，实开了中国美术史著述的新风，对之后诸多中国美术史著作影响甚大。
午昌先生的这部《中国画学全史》“有条不紊，类聚群分，众善皆备，为文之府”[3]，“实为空前之巨著”[4]，“这部中国人自行编著的第一部中国绘画通史”[5]，“奠定了郑午昌于民初美术史著述之重要地位”[6]。
午昌先生有句名言：“画不让人应有我。”《中国画学全史》的编著出版，本身就体现了“不让人”与“应有我”的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外来文化也倾注上海，中国美术界同样受到猛烈冲击，出现了“中西折衷新国画论”、“西法国画改良论”、“美术革命论”等，“我画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觉来日责任之重大，不能迁延苟且以相迤逶……”[7]，午昌先生不仅先后参与和发起组织了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有影响的美术研究团体，与一些“国粹派”画家一起运用团体力量，力挽颓势。画会“以其明确的理念诉求、现代的组织结构和积极的参与态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三十年代，为保存和继承传统中国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与作为发起人和重要的成员之一的郑午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8]。他还著书立说，编画刊，写文章，竭力提倡在崇尚西方文化的潮流中被冷落了的中国传统绘画。
午昌先生除了《中国画学全史》以外，还著有《中国美术史》、《画余百绝》、《石涛画语录释义》等书，以及有关美术史方面的论述《中国名画观摩记序》[9]、《宋人对于绘画学之真谛》[10]、《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国画之认识》[11]、《画论丛刊序》[12]、《中国绘画思想到宋代》[13]、《历代绘画展览会之意义与作用》[14]、《中国的绘画》[15]、《现代中国画家应负之责任》[16]等等。他指出“国画为民族精神寄托亟宜发扬光大”，“国画已受世界文化侵略之压迫，宜速自觉而奋起”[17]。他告诫当代中国画家“一民族的绘画为一民族精神所结撰所寄托，其结构气韵，皆有特殊的渊源”。现代中国画家不应“仅以画为自娱自食之物品，而负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建设或保存之使命”[18]。午昌先生还参与中国画会会刊《国画月刊》和《国画》的编撰工作。由他组织的“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别出心裁邀请中西画画家们共同讨论，发表论文21篇，其中有历史的考察，有技法的演述，有思想的分析和比较，为当时有关中国画的承传与革新问题，创造了极佳的论辩条件。他自己也撰文《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刊展望》，引导讨论。“而且由于刊物的专业性和大胆而又慎重的编辑方针，提高了这场论争的理论水准，使得这场半个多世纪前展开的论争至今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许多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论点现在看来仍具有现实性”[19]。
午昌先生认为不能用西画来改造国画，主张在传统内部的绘画语境中寻找新的突破。他的绘画实践即依照他的理念，博学历代大家风格技法，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从四王入手，继而追求元代文人画气质，并上追宋人，下揽石僧，广采百家，故他的许多画作笔墨用色，各异其趣。
午昌先生擅画山水，兼画花卉、人物。山水以浅绛为主，善用墨青墨赭，时而松秀，时而苍郁，笔墨精到，神韵悠扬。晚年风格日趋浑厚，较前雄健。他不拘泥古人模式，而能自辟蹊径。他重视骨法用笔，用笔起落有致，笔笔见力，又纵笔于“有意无意，有法无法”之中，繁简轻重，浓淡干湿，疏密提按，极尽变化。线条圆浑灵变，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娴熟的笔墨技巧，加之胸有丘壑，以及深厚的理论、文学修养，他的绘画往往随着意气生发，意随笔到，出奇制胜，超神尽变，气韵生动。他又以善画婆娑起舞的长堤深柳而被冠以“郑杨柳”的美称。他画柳长条细叶，婀娜多姿，先行干后出枝，柳丝从最上端画起，由上而下密密层层，前后左右各尽其态，柳丝除用墨线以外，再用花青色加补，增加了柳丝的质感和层次，然后，再用花青色烘染，无不传神。所写白菜，笔墨淋漓，“意在似与不似之间，破笔乱扫，愈不经意则愈有味”，朋辈戏以“郑白菜”呼之。观赏他的画作，常能看到他在传统技法上自出新意的一面，杨柳和白菜仅为一例。
午昌先生的山水作品，屡次参加英、德、日、比、美、俄等国际展览。1939年获得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艺术博览会金奖，在国际美术舞台上，获得了他应有的地位和声誉。
在郑午昌先生的一生中，特别是在上海的30年，他在一系列的美术活动和理论学术研究中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海上画派的发展，为传统中国画的承传、创新，作出的贡献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位当年海上画坛的风云人物，离开我们已是半个世纪了，只因他的早逝，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今天，再版他的巨著《中国画学全史》，我们在拜读这部著作的同时，应该重新审视20世纪民国时期的美术史，正确评价这一时期中国画坛郑午昌等一批优秀艺术家为中国画的承传、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一第34页。
[2]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一第34页。
[3] 黄宾虹《中国画学全史》序。
[4]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
[5] 沈揆一《郑午昌》画册序，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00年。
[6] 张瀚云《郑午昌研究——兼论民初上海美术团体与民初美术史著作》，台湾师范大学，1998年。
[7]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史6“民国十九年中国画会缘起”。
[8] 沈揆一《郑午昌》画册序，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00年。
[9] 刊于《国画》第1期，1936年1月。
[10] 刊于《葱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季刊第1期，1929年4月。
[11] 刊于《东方杂志》卷27第1号，卷28第1号。
[12] 刊于《画论丛刊》1937年。
[13] 刊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论52—53。
[14] 刊于《文汇报》1939年，“历代绘画展览会会刊”。
[15] 刊《国画月刊》第2期，1934年12月。
[16] 刊《文化建设月刊》创刊号，1934年10月。
[17] 刊《国画月刊》第2期，1934年12月。
[18] 刊《国画月刊》第2期，1934年12月。
[19] 沈揆一《郑午昌》画册序，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