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校书十余次

南朝承东晋之旧，第一次之大整理，不为一般所习知。《宋书》卷五十九。《殷淳传》：“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南史》卷二十五。作《四部书大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元嘉十一年卒。”《古今书最》、《隋志》、《唐志》并不载此目。惟《新唐志》有“殷淳《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即其书也。夫既称为“大目”或“序录”，又多至四十卷，则其必有异于普通无叙录之书目矣。王俭《七志》亦有四十卷，其体制必略同。淳于少帝时即入秘书，然少帝在位仅有一年，次年即为文帝元嘉元年，则淳第二次入秘书为丞时已在元嘉之初。《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征为秘书监，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事在诛徐羡之之后，考卷五《文帝纪》，诛徐在元嘉三年，则灵运为监，淳为丞，时代近接。灵运素惮公事，且“寻迁侍中”，于元嘉五年托疾东归，遂不复入建业。而《隋志序》乃载“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名数殆皆有误。《古今书最》载《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有书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卷，可知《隋志》之“六”字实为“一”字之误。而“谢灵运或亦为殷淳之误也”。灵运官职较高于淳，古书往往但著长官之名而没小官之功。故殷、谢之业，或为同功，实南朝校书撰录之第一次。第二次则在后废帝元徽元年。先是，秘书郎太子舍人王俭“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南齐书》卷二十三。“元徽元年八月辛亥”，《宋书》卷五。“上表献之”。《南齐书》。但《宋书》作三十卷。分为七类，见《分类篇》。“其道佛附见”，见《宗教目录篇》。“合九条”。《隋志》称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夫既“不述作者之意”，则似无叙录；然又“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所谓传者，非专指作者之传记，乃称书名之解题也。其体制当与《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略似，重在说明书之内容而不述作者之思想，故其文字当稍简耳。著者陋见，认定自荀勖、殷淳，经过王俭、毋煚，下逮郡斋、直斋二录，皆属同一系统，介乎有叙录之《别录》与无叙录之《晋中经簿》两者之间。在编目解题方面实衍《七略》之绪也。王俭同年“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南齐书》卷二十三。“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隋志》。而其目仅四卷，当《七志》十分之一，盖有目而无解题，故渺小若是耳。梁初任昉、殷钧之业，即继承此项《秘阁四部书目录》《古今书最》正名如是。而作，故昉虽“躬加部集”，《隋志》。“手自雠校”，《梁书》卷十四。其结果亦不过“篇目定焉”。同上。殷钧所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志》。即与昉同功之果也。是时当梁武帝极盛右文之际，秘阁四部之外，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隋志》。“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同上。僧绍、宝唱先后撰《众经目录》。见《宗教目录篇》。“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隋志》。而书画亦有目录，看《专科目录篇》。此外非目录学之业，如任昉编《地记》，见《隋志》。其先有齐人陆澄编《地理书》。吴均撰《通史》，见《梁书》卷四十九。何思澄等撰《华林遍略》，同上。大半皆由梁武帝发纵指挥，对于古代文化作一番大规模之整理，其业甚盛。然多因而不创，故其成绩未能卓绝，目录方面亦无以超轶前代焉。同时虽有阮孝绪撰《七录》，广罗当代官私目录为一编，在《分类篇》中颇有地位，然非确有其书，未经校雠，故无叙录，书名虽似《七略》、《七志》，而实质迥殊，数量亦仅仅十二卷，诚未堪比拟耳。分类则同一系统，且为《七林》、《隋志》之祖，请看《分类篇》。自此以后，梁元帝虽藏书十四万卷，而未闻有校雠著录之事。陈代则宣帝太建中尝钞写古籍，而其规模则远逊宋、梁矣。至于北朝，则魏、齐、周、隋皆尝校书。魏孝文帝永明末，卢昶“转秘书丞”，《魏书》卷四十七。宣武帝世宗“即位之后”，孙惠蔚“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此种现象，刘向校书时当亦如此。臣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魏书》卷八十四。此次规模不小，惠蔚后又“迁秘书监，仍知史事”，同上。似其功可成，当有目录，而史不之载。迨北齐“迁邺，颇更鸠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志》。文宣帝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樊逊与高乾和“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乃借书于邢子才、魏收等之家，“凡所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三。魏齐二度，皆仅校经史而不及子集。北周则明帝即位后，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卷四。与其事者为元伟、萧、韦孝宽、萧大圜、宗懔、王褒、姚最、明克让等。似亦仅有经史而无子集，但未可定。其故皆莫之知。其目录亦不见于史。隋代则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道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志》。《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当即是时所作也。“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志》。《开皇九年四部目录》当即是时所作也。及十七年，“许善心除秘书丞。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隋书》卷五十八，《北史》卷八十三。此则注重分类而无叙录者也。“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藏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有《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志》。参看《宗教目录篇》及《专科目录篇》。此种横亘于四部书画、佛道之大规模整理，实为梁武帝以后范围最大之一次，前此惟汉成帝时可比，后此惟唐玄宗、宋仁宗、清高宗时可比。其余皆不堪相拟焉。据上所述，则南朝之宋有二度，殷淳、王俭。梁有数处，秘阁、文德殿、华林园。（此外各代编目甚多，非大规模之整理，故不录。）北朝则魏、齐、周各有一度，史惟载其一录。隋独有四度。其同一现象，在分类方面为多用李充“四部”而无小类，除《七志》、《七录》、《七林》外。在编目方面为删除叙录而存书目，殷淳《大目》及《七志》除外。在目录学史中，实上接两晋而为最衰弱之一期焉。《七录》分类之特色应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