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志》以后闯出“四部”牢笼之十几种分类法

自《隋志》规定四部四十种之分类法后，乾封、开元、天宝、贞元、开成，秘府几经校理，其所著录，殆无不一准《隋志》。参看《通纪篇》。唐代私家，惟开元、天宝间，韦述藏书至二万卷，兼有“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见《旧唐书》卷一百二。收藏既不限于书籍，而广及于书、画、金石等类，其必有特殊目录，而非“四部”所能牢笼，殆可想见。此外不乏藏家，间有目录，而久已失传，莫测真相。以管窥天，固不妨径谓有唐一代除佛、道另有专录外，完全为“四部”之世界，别无例外也。直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吾人始知河南李淑撰有《邯郸书目》十卷，又号《图书十志》，见陈《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至五十七，见晁《录》。其不恪遵《隋志》可知。“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晁《录》。则于四分之外，又创八分法。惜其类目失传，否则以李淑之渊博高明，当可大有裨于分类学也。宋敏求之《书目》惜亦失传。北宋之末，有董逌撰《广川藏书志》，“及于诸子而止”。《直斋书录解题》尝仿其例，以时日、禄命、遁甲为《阴阳家类》，足见其分类法亦有不同于“四部”目录者。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其《艺文略》尽列古今目录所收之书于一篇，分为十二类，一百五十五小类，小类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目，纤悉极矣！其《经类》虽全依《隋志》，而抽出“礼”、“乐”及“小学”各为一类，《史类》略同，“诸子”提出“天文”、“五行”、“艺术”、“医方”及“类书”独立，《文类》即《集部》之别名。对于各书个别之铨配，错误虽多。而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列其分类表于后：

不特此也，郑樵《通志》又特撰《校雠略》，披陈其对求书、校书、分类、编目之意见。其《编次必谨类例论》尤多古人未发之议。古来素少关于分类之讨论，故其言有足观者焉。

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纲；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纪，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但《艺文略》作《天文类》。《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图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诂训，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以崔、赵杂于公、穀，可乎？《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杂，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以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校雠略》中又有《见名不见书论》，指斥诸录分类之误。谓“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编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此外，尚有《编次之讹论》，指摘《隋志》、《唐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分类之误。并谓：“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更有《编书不明分类论》、《编次不明论》，攻击刘向、班固，“胸中元无伦类”，“初无独断之学”。语多武断，不堪尽录。其所长者非群书之部次，乃分类之理论耳。而明人焦竑、清人章学诚顾龂龂辨其部次铨配之得失，顽固之徒死守《七略》“四部”之古垒者又从而攻之，多见其胡闹也。《通志》之关涉目录学，《校雠》、《艺文》二略而外，尚有《图谱》一略，首抒图谱必需有目录之原理，继乃备列古今图谱之名称，分为《记有》、《记无》二大类，《记无类》又分“地理”、“会要”、“纪运”、“百官”、“易”、“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学”、“小学”、“刑法”、“天文”、“时令”、“算数”、“阴阳”、“道家”、“释氏”、“符瑞”、“兵家”、“艺术”、“食货”、“医药”、“世系”二十六目。门类不齐，未为典则。其可贵者，亦在议论。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也。其言曰：“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秦人虽弃儒学，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当众人争取之时，何则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以为守计。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故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且高祖以马上得之，一时间武夫役徒，知诗书为何物？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然是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所谓书者有几？无非按图之效也。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议一典礼，有如聚讼，玩岁愒日，纷纷纭纭，纵有所获，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偿劳矣！何物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惟任宏校‘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不失。任宏之略，刘歆不能广之。王俭之志，阮孝绪不能续之。孝绪作《七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盖积书犹调兵也，聚则易固，散则易亡。积书犹赋粟也，聚则易嬴，散则易乏。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孝绪之《录》，虽不专收，犹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未知谱之如何耳。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俱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作图谱略。”右《索象》。又曰：“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间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臣，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纷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

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呜呼！图谱之学绝纽，是谁之过与？”右《原学》。又曰：“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旂，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稽人之事，有宫室之制，有宗庙之制，有明堂辟廱之制，有居庐垩室之制，有台省府寺之制，有庭霤户牖之制。凡宫室之属，非图无以作室。有尊彝爵斝之制，有簠簋俎豆之制，有弓矢钺之制，有圭璋璧琮之制，有玺节之制，有金鼓之制，有棺槨之制，有重主之制，有明器祭器之制，有钩盾之制。凡器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为车旂者，则有车舆之制，有骖服之制，有旟旐之制，有仪卫卤簿之制，非图何以明章程？为衣服者，则有弁冕之制，有衣裳之制，有履舄之制，有筭总之制，有襚舍之制，有杖经之制，非图何以明制度？为坛域者，则有坛之制，有丘泽之制，有社稷之制，有兆域之制，大小高深之形，非图不能辨。为都邑者，则有京辅之制，有郡国之制，有闾井之制，有市朝之制，有蕃服之制，内外重轻之势，非图不能纪。为城筑者，则有郛郭之制，有苑囿之制，有台门魏阙之制，有营垒斥候之制，非图无以明关要。为田里者，则有夫家之制，有沟洫之制，有原隰之制，非图无以别经界。为会计者，则有货泉之制，有贡赋之制，有户口之制，非图无以知本末。法有制，非图无以定其制。爵有班，非图无以正其班。有五刑，有五服，五刑之属有适轻适重，五服之别有大宗小宗。权量所以同四海，规矩所以正百工。五声，八音，十二律，有节。三歌，六舞，有序。昭夏，肆夏，宫陈，轩陈，皆法制之目也，非图不能举。内而公卿，而大夫，外而州牧侯伯，贵而妃嫔，贱而妾媵，官有品，命有数，禄秩有多寡，考课有殿最，缫籍有数，玉帛有等，上下异仪，尊卑异事，皆班爵之序也，非图不能举要。通古今者不可以不识三统五运，而三统之数，五运之纪，非图无以通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鱼虫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要。明书者不可以不识文字音韵，而音韵之清浊，文字之子母，非图无以明凡。此十六种，可以类举。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右《明用》。右皆郑樵议论，深切著明，得未曾有。时至今日，治图书馆之学者，犹多重书而轻图，有愧于樵远矣。樵又撰有《群书会记》三十六卷，盖即《艺文略》之单行本。其后，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亦见《直斋书录解题》。盖亦祖述樵例，而又加变通，并“礼”、“乐”、“小学”入《经录》，并“天文”、“医方”入《方技录》，“天文”是否改入“方技”尚未可定。故合十二类为七类耳。此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盖空谈之“诸子”万不可与消遣之“艺术”、实用之“方技”合部，《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自是以后，作者无闻。惟《辍耕录》称庄肃“书目以甲乙分十门”，“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靡所不具”。究竟十门为何，尚弗之晓。爰及明英宗正统六年，始有杨士奇、马愉、曹鼐等奏上《文渊阁书目》。其分类法虽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规，实开有明一代之风气。首曰“国朝”，特录明帝御制、敕撰、政书、实录等项。此例一开，陆深、沈节甫、叶盛、焦竑、孙能传皆仿行勿违，几成明代众录之共同特色。次曰“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经济”。并无经部总名，其善一。“礼书”、“乐书”皆后世之作，不杂入“礼经”，不冒充“乐经”，其善二。特辟“性理”、“经济”二类，其善三。惟“诸经总类”实兼收无类可归之经书，义兼总杂，失之浑沌。次曰“史”、“史附”、“史杂”，漫无界限。次曰“子书”、“子杂”、“杂附”，弊与史同。次曰“文集”、“诗词”，划出散文，与韵文对立，可称特识，较之众录但分总集别集者精善多矣。次则“类书”不附于“子”，“韵书”不附于“经”，“姓氏”、“法帖”、“画谱”、“诸谱”附。“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各各独立，不相比附，亦颇合理。尤以政、刑分门，谱、帖异类，为他录所不及。又因地方志特多，故特分为“古今志”、“杂志”附。“旧志”、“新志”三类。综其全目，本无深意。较之四部旧法，固如上述，偶有所长，而劣点更多，不足相掩。然有明一代，除高儒、朱睦、胡应麟、焦竑、徐、祁承六家仍沿四部之称而大增其类目外，私家藏书，多援《文渊目》为护符，任意新创部类，不复恪守四部成规。此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而摧锋陷阵之功要不能不归《文渊目》也。成化二十二年钱溥私撰《秘阁书目》，所据亦系正统五年文渊阁之藏书，分类亦多相同。浙江图书馆有钞本。例如宪宗成化间叶盛之《菉竹堂书目》，即全仿其分类名次，惟改称“国朝”为“圣制”耳。其后武宗正德三年间，陆深撰《江东藏书目》，遂更创十四分之例。其言曰：“夫书莫尚于经；经，圣人之书也；后有作焉，凡切于经，咸得附矣，故录‘经第一’。理性之书，倡于宋而盛之，然经之流亚也，故录‘理性第二’。语曰：‘经载道，史载事’，故录‘史第三’。书作于经史间，而非经史可附者，概曰古书，故录‘古书第四’。圣辙既逝，诸子竞驰，故录‘诸子第五’。质渐趋华而文集兴焉，故录‘文集第六’。四诗既删，体裁益衍；案厥世代，考高下焉，故录‘诗集第七’。山包海汇，各适厥用，然妍媸错焉，类书之谓也，故录‘类书第八’。纪见闻，次时事，而掌不在官，通谓之史可也，故录‘杂史第九’。山经、地志，具险易，叙贡赋，寓王政矣，故录‘诸志第十’。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而礼乐所由出也，故录‘韵书第十一’。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录‘小学、医药第十二’。方艺伎术，故有成书者，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故录‘杂流第十三’。圣作物睹，一代彰矣，宣圣从周，遵一统故也，特为一录，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渎云，目曰‘制书’。”见《经籍会通》及《式古堂书画考》。其特立“制书”、“理性”、“诗集”、“类书”、“诸志”、“杂史”为一部，实仿《文渊阁书目》；惟合并“小学”、“医药”，失之不伦；别“古书”于经、史、子之外，亦属多事，较其大体，则视《文渊》略为整洁。继而起者，嘉靖中有晁瑮、孙楼二家，嘉、隆间有沈节甫一家，万历中有孙能传、陈第两家，崇祯中有茅元仪一家，皆自出心裁，唾弃四部。晁瑮，嘉靖进士，撰有《宝文堂书目》三卷，“以‘御制’为首。上卷分‘诸经总录’、‘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五经分五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谱’、‘艺圃’、‘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见《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号至第六号。其作风又别成一格：标“四六”、“举业”、“年谱”之目，分“乐府”于“诗词”之外，并古录所未曾及者。孙楼以嘉靖三十年撰《博雅堂藏书目录》，“其分类：一‘经’，二‘史’，三‘诸子’，四‘文集’，五‘诗集’，六‘类书’，七‘理学书’，八‘国朝杂记’，九‘小说家’，十‘志书’，十一‘字学书’，十二‘医书’，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禅学’，而‘道书’附焉，十七‘词林书’，又特录‘制书’类，而附以‘试录’、‘墨卷’”。《自序》，见《百川集》。故实有十八类，颇觉秩然。而祁承称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亦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谟”，三曰“经”，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别”，“别”者道其所道，非圣人之所谓道也。八曰“志”，九曰“类”，十曰“韵字”，十一曰“医”，十二曰“杂”。见澹生堂书《庚申整书略例》引。较前数家，特为简略。及万历三十三年，内阁敕房办事孙能传、张萱、秦焜等撰《内阁书目》，即文渊阁之书。亦仿陆、孙、沈三家之例，废除小类，一律称部。以官书而从私家体裁，在往古实所未闻。其部名为（1）“圣制”、（2）“典制”、（3）“经”、（4）“史”、（5）“子”、（6）“集”、（7）“总集”、（8）“类书”、（9）“金石”、（10）“图经”、（11）“乐律”、（12）“字学”、（13）“理学”、（14）“奏疏”、（15）“传记”、（16）“技艺”、（17）“志乘”、（18）“杂部”。观其别“志乘”于“图经”，析“传记”于“史部”，剖“总集”于“集部”，特立“金石”、“乐律”二部，似有进于前人，然细按各部内书目，则铨配失当，触目皆是，苟简极矣。后十二年，有陈第撰《世善堂藏书目录》，先分“经”、“四书”、“子”、“史”、“集”、“各家”六部，再分小类。《经部》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二戴”、“周礼”、“仪礼”、“礼乐各著”、“孝经”、“诸经总解”、“尔雅”十二类。《四书部》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总论”五类。《子部》有“诸子”、“辅道诸儒书”、“各家传世名书”三类。《史部》有“正史”、“编年”、“学堂鉴选”、“明朝纪载”、“稗史野史杂记”、“语怪各书”、“实录”、“偏据伪史”、“史论”、“训诫书”、“四译载记”、“方州各志”、“历代典制”、“律例”、“诏令”、“奏议”、“谱系”、“类编”十八类。《集部》有“帝王文集”、“历代大臣将相文集”、“两汉晋魏六朝诸贤集”、“唐诸名贤集”、南唐附。“宋元诸名贤集”、“明诸名贤集”、“缁流集”、“闺阁集”、“词曲”、“诸家诗文名选”、“金石法帖”、“字学”十二类。《各家部》有“农圃”、“天文”、“时令”、“历家”、“五行”、“卜筮”、“堪舆”、“形相风鉴”、“兵家书”、“医家”、“神仙道家”、“释典”、“杂艺”十三类。详其类名，较以前各家特为详悉。立类标准亦与众不同，颇具创造之精神。如分置释经之“尔雅”与通俗之“字学”于异部，特立《四书部》以与《经部》对立，《集部》之分类兼用时代、人物、体裁三个标准，《史部》新设“学堂鉴选”、“明朝纪载”、“训诫书”、“四译载纪”、“类编”等类，皆其特优之点。惟合“道”、“释”与“术”、“艺”为《各家部》，殊觉不伦。揣其用意，盖谓是皆异端小道，不堪与“经”、“史”、“子”、“集”及“四书”同部，故屏之于另一部耳。除此之外，尚有所谓九学十部之《白华楼书目》，显标学字，一扫杂称，于诸家中独为明洁，有似乎现代之十分法焉。但非十进。茅坤，嘉靖戊戌进士，藏书甲海内。崇祯中，其孙元仪编为九学十部目，自述云：“九学者，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四曰‘说学’，五曰‘小学’，六曰‘兵学’，七曰‘类学’，八曰‘数学’，九曰‘外学’。十部者，即九学之部，而加以‘世学’。‘世学’不可以示来世，然时王之制，吾先人以兹名于世，吾敢忽诸？”盖指制艺墨卷。见《湖录》及《吴兴藏书录》。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今茅元仪独能以学术为分类之标准，且划一其名称，整齐其部次，贤于往哲多矣。综观上述“文渊”、“菉竹”、“江东”、“宝文”、“博雅”、“玩易”、“内阁”、“世善”、“白华”九家目录，皆能废弃“四部”旧法，或约其类目，或增其部名，骎骎有夺《隋志》宝座之势。流风所及，虽固守“四部”残垒者，亦不复能丝毫不增减其类目焉。详见下章。爰及清代，此风不泯。顺治中，钱曾《读书敏求记》即以“经”、“礼乐”、“字学”、“韵书”、“书”、“数书”、“小学”为一卷，“史”、“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舆图”、“别志”为一卷，“子”、“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为一卷，“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为一卷。每卷之首，虽有“经”、“史”、“子”、“集”之目，然仅为小类，非属总部。合计四十四类，与《隋志》略等，而精确过之。且“经”、“史”、“子”、“集”既不复统摄他类，则无扞格之虞。钱曾又撰有《述古堂藏书目录》，分类尤为纤细。卷一有“经”、“易”、“书”、“诗”、“春秋”、“礼”、“礼乐”、“易数”、“儒”、“小学”、“六书”、“金石”、“韵学”、“史”、“杂史”、“传记”、“编年”、“年谱”、“杂编”、“姓氏”、“谱牒”、“政刑”、“文献”、“女史”、“较书”，卷二为“子”、“子杂”、“文集”、“诗集”、“词”、“诗文评”、“四六”、“诗话”、“类书”，卷三为“小说家”、“仪注”、“职官”、“科第”、“兵家”、“疏谏”、“天文”、“占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军占”、“地理总志”、“舆图”、“名胜”、“山志”、“游览”、“别志”、“人物志”、“外夷”，卷四为“释部”、“神仙”、“医书”、“卜筮”、“星命”、“相法”、“形家”、“农家”、“营造”、“文房”、“器玩”、“岁时”、“博古”、“清赏”、“服食”、“书画”、“花木”、“鸟兽”、“数术”、“艺术”、“书目”、“国朝”、“掌故”，合计七十八部，据《粤雅堂丛书》本。较《读书敏求记》为尤详，而对于“四部”之彻底破坏也尤力。诋之者固可以有似类书讥之；然欲部次群书臻于妥善，则非类目繁多不为功。古录之不能尽其责任，正坐类目太少耳。《述古堂书目》有一别本，名《也是园书目》，凡十二卷，分“经”、“史”、“子”、“集”、“三藏”、“道藏”、“古今杂剧”七部。据《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余未之见，不复推论。然列杂剧为一大部者，固以钱曾为最早也。康熙间有王闻远撰《孝慈堂书目》，亦有钱曾之风。其类名如下：“经总”、“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礼”、“乐”、“论语”、“续语”、“尔雅”、“孝经”、“孟子”、“四书”、“字书”、“韵书”、“碑刻”、“书”、“小学”、“正史”、“通史”、“编年”、“杂史”、“史学”、“史传记”、“政事职官”、“谥法”、“国玺篆刻”、“家礼”、“职掌”、“律令”、“时令”、“宝货器用”、“酒茗食品”、“树艺豢养”、“遗逸”、“仙佛”、“校书”、“方舆郡邑”、“役行”、“属夷”、“川渎”、“名山”、“陵寝”、“名胜”、“人物”、“文献”、“谱牒”、“姓氏”、“年谱”、“书目”、“子总”、“儒家”、“道学”、“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小说”、“天文”、“宅葬”、“阴阳”、“历家”、“数学”、“卜筮”、“星命”、“相法”、“医书”、“艺术家”、“画录”、“类书”、“诏诰”、“表奏”、“骚赋”、“诗文集”、“总诗文集”、“诗馀”、“诗文评”、“词馀”、“释经”、“释氏著述”、“道经”。凡八十五目，较《述古堂书目》更为繁多。而钜细不齐，广窄同观，或异学而同类，或学同而类分，其得失亦与钱曾比焉。及乾隆中，朝廷盛开四库全书馆，采用《隋志》四部分类法为准则。《四库全书总目》既成，“四部”遂有一统分类界之绝对优势。然当书馆初开，《总目》未成之际，犹有周厚堉、章学诚二家反对“四部”之法。书成以后，更有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公然另创新法而不依《四库总目》，亦可见“四部”并非“古今不易之法”矣。厚堉撰《来雨楼书目》二卷，“上卷为‘经’、‘史’、‘子’、‘集’四类，下卷为‘总选’、‘类纂’二类。‘类纂’又分理学、经济、博雅、技术、闲丛五子目”。周中孚谓其“所分门目，大都乱杂无章。”并见《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然其所添类目皆昔人所未称，亦一奇也。学诚撰《和州志》，其《艺文书序例》谓“《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以“《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为非。主张将“文集”“掇其大旨，略其枝叶”，“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同于”儒、墨、名、法之某一家中。看《章氏遗书》刘承幹刻本。推其极旨，盖欲废“四部”而返《七略》，去“史”、“集”而存“经”、“子”，以达到其所梦想之“官守其书，师传其学，弟子习其业”之目的。谓非如此，则不能成就专门之学也。然不久即因四库馆开，清帝谓“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为古今不易之法”。见《四库总目》卷首。学诚胆为之怯，不敢坚持其说，故于《校雠通义》中又谓：“《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见同上。较其矛盾，不及孙星衍之有胆有识远矣。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序》，时为嘉庆五年，学诚犹未殁，《四库》成书未久，正《总目》风行草偃之际也。而星衍之分部乃非四而为十二。“曰‘经学第一’：汉魏人说经，出于七十子，谓之师传，亦曰家法。六朝唐人疏义，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应麟辑录古注，皆遗经佚说之仅存者。学有渊源，可资诵法。至宋明近代说经之书，各参臆见，词有枝叶，不合训诂。或有疑经、非议周、汉先儒，疑误后学，宜别存之，以供取舍。曰‘小学第二’：先以字书，次及声韵。六义不明，则说经不能通贯，或且望文生义。文字之变，隶楷递改，滋生日多。既集汉、魏字书，亦及后世，以尽其变。声言反切，虽起六朝，或推本读若旧音而作，且引古字书，足资校证，亦宜兼列。曰‘诸子第三’：九流区分，互有改易。《班书》、《隋志》，部分最当，依此为类，庶非臆见。《六韬》旧入于‘儒’，《管子》还列于‘道’。周、秦述作之才，几于圣哲，或多古韵古字。伪书后出，判然可知。唐宋依托前人，号为子书，文多肤浅，入录甚少。曰‘天文第四’：黄帝、巫咸、甘石之学，是有五官分野，按五行以占吉凶，出于保章左史，其书最古，谓之‘天部’。九章五曹之书，惟知转算，不必长于观象，谓之算法。遁甲六壬，其术亦古，不可中废。合以命书、算法，谓之阴阳。三者俱属天文，各有专门。后世或不能辨，仅传算学。曰‘地理第五’：先以统志，次以分志，或总记区宇，或各志封域。《禹贡》古文说及周地图之言，存于列代地志及《水经注》、《括地志》诸书。宋元方志多引古说证经注史，得所依据，宜存旧说。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载今志，以资博考。曰‘医律第六’：先以‘医学’，次以‘律学’。‘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经称‘十全为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称郭镇、陈宠世传法律。此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医则祛其后出偏见者；律则今代损益尽善，欲悉源流，兼载古时令甲云。曰‘史学第七’：先以正史，次以杂史，次以政书。古今成败得失，一张一弛，施之于政，厥有典则，存乎正史。史臣为国曲讳，或有抵牾，尤赖杂史，以广异闻。朝章国典，著作渊薮，举而措之，若指诸掌，则政书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学，始自宋代，其书日增，遂成一家之学。钟鼎碑刻，近代出土弥多，足考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无所删除。曰‘类书第九’：先以‘事类’，次以‘姓类’，次以‘书目’。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采录，存其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亦羽仪经史，谓之《事类》。谱学之传，自东晋板荡，南宋播迁，周秦世系，不可复寻，或多伪托。唐、宋学有专家，传书幸在，故为《姓类》。流传书籍，自有渊源，证以各家著录，伪书缺帙，不能妄托，宜存其目。曰‘词赋第十’：先以‘总集’，次以‘别集’。汉、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资考古，多有旧章，美恶兼存，自宋以下，人自为集；取其优者，入于《书目》，馀则略之。曰‘书画第十一’：先以‘总谱’，次之‘分谱’。六朝以来，以行楷争奇，存乎绢素；或摹绘山川故事，以传往迹。书画小技，不绝于今，宜考其真赝。鉴赏之学，游艺及之，所谓贤于博弈。曰‘小说第十二’：稗官野史，其传有自。宋以前所载，皆有出典，或寓难言之隐。今则矫诬鬼神，凭虚臆造，并失《虞初》志怪之意。择而取之，馀同自郐焉。”此序成后十年，始刊其书目，部类分并，有异于序者。列而存之，以见《四库总目》之外，尚有不守规矩之目录焉：“‘经学第一’：（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7）《孝经》、（8）《论语》、（9）《尔雅》、（10）《孟子》、（11）经义。‘小学第二’：（1）字书、（2）音学。‘诸子第三’：（1）儒家、（2）道家、（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 （7）杂家、（8）农家、（9）兵家。‘天文第四’：（1）天部、（2）算法、（3）五行术数。‘地理第五’：（1）总编、（2）分编。‘医律第六’：（1）医学、（2）律学。‘史学第七’：（1）正史、（2）编年、（3）纪事、（4）杂史、（5）传记、（6）故事、（7）史论、（8）史钞。‘金石第八’。‘类书第九’：（1）事类、（2）姓类、（3）书目。‘词赋第十’：（1）总集、（2）别集、（3）词、（4）诗文评。‘书画第十一’。‘说部第十二’。”此目配隶失当之处甚多，详见陶濬宣所作之跋。较其类目，亦不如《四库》之详。然其划“小学”于“经学”之外，出《天文》于《诸子》之中，析《地理》与《史学》为二，不强戴“四部”于各类之上，而新设数类以容性质独立之书，此皆有得于明人诸录之遗意。虽误合医、律为一，大失专门别类之理；而不慑于《四库总目》之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溯自北宋李淑另创八分法以来，迄于孙星衍之十二分法，七百六十年间，西一〇四九年至一八一〇年。作者十数人，背“四部”而骋驰，独适意而草创。其间不乏良法美意，足资启发；所惜诸家著录，聊备检寻，原无深入研究之志，随意分合，未必一一合乎分类之原理。此种不专精、不彻底之学风，百科皆然，非可独责目录学家。一方则文化之惰性深入人心，惮于革命而安于守成者比比皆是。“四部”之类目比较繁多，系统比较分明；故自《七录》创格，《隋志》采用以后，除明朝官录独加屏弃外，唐、宋及清秘阁藏书莫不资为部次架列之准绳，惟恐稍有违背；私家目录，靡然从风，其声势之浩大，远过于本章所述之“别派”；彼其所以成为正统派者，固有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