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导读
程千帆 曹 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易名光汉，江苏仪征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当清代道、咸、同、光之时，俱以经术享誉东南，尤精《春秋左氏传》，成一家之学。刘师培既承家学，益自发舒，著述宏富，成为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位学术奇才[1]。当他英年早逝时，其才华的丰沛与天限其命的俭啬所形成的对比，颇令时人为之感叹，刘富曾的《亡侄师培墓志铭》惜其“命啬而才丰”[2]，黄侃先生的挽诗有“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之句[3]。“运穷”的含义，除了天年不永之哀，还包括对其晚节深陷末路穷途之憾。勿庸讳言，刘师培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他先是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昌言排满复汉，发行白话报，走在时代的前列；后期拥护宪政，袁世凯想当皇帝，他又参加筹安会，走向了时代的反面。由于这种令人遗憾的行径，刘氏其人应该为时代所抛弃；而作为其一生黾勉求之的学术，我们仍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东西。
一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撰成于一九一七年，这一年刘氏三十四岁，始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4]。据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载，他“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所指当首先是这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5]。在刘氏的存世著作中，论及文学的当然不止这一种。一九〇五年所著《周末学术史序》，概述十六个门类的历史，其中有“文章学史序”。同年所著《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之外，立“南北文学不同论”，此论将地域因素与文学历史加以贯通考察，视角极为新颖[6]。此年又有《文说》、《论文杂记》和《中国文学教科书》之撰，《文说》出于作者“隐法《雕龙》”的意图，较有系统；《论文杂记》虽形如旧式诗话文话的散杂，但作者在序言中提出“根于小学”以作论文之书的用心，故其立论重心是以明训诂的手段为文学正本清源[7]。另外，《左庵集》及《左庵外集》中收有《广阮氏文言说》、《文章原始》、《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等有关文学的单篇持论，虽年代不一[8]，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刘氏的文学宗尚或文学研究法的个人特点。尤以《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两者合观，可以发现，如果说前者是刘师培有关文学史编纂方法的论述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践。另外，刘师培在北大任教时还讲授过《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9]。他于汉魏六朝文学各家多所谙究，分门别类，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此文对于阅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不无助益。据上所述，可以看出刘氏以“元元本本”见长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写成，是其底蕴深厚的文学与学术追求交相渗透且水到渠成的某种结果。
讲义共分五课，第一课“概论”旨在阐明研究意义，第三、四、五课分论中古各时期文学的变迁轨迹或总体风貌，就史的分量而言，显然应该落实在这后三课的条分缕析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课之后，也是在本来不多的课目中，作者又特设第二课“文学辨体”，并说明这一部分的要旨是：“此篇以阮氏《文笔对》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各附案词，以明文轨。”看来，作者更明确的意图是，通过一种文学观上的澄清来带动中古文学史发展轨迹的再认识。那么，这一课在衔接上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从中还明显地透露出作者的学术渊源。
就文学观点而言，刘师培基本上是承接乡先贤阮元鼓吹“文言”、推崇翰藻的学脉。阮元生当桐城派的古文势力大盛的清代中叶，开始重新研究六朝人的“文笔说”，对文畦笔畛严加判别，并让他所主持的学海堂的学生都来参与这个题目的讨论[10]，从而对渐趋牢固的以古文为文章正统的观念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阮元写有《文言说》、《文韵说》等文，刘师培在《文章原始》等文中将之作为立说依据多次加以引述，还作有《广阮氏文言说》为阮氏的观点增添训诂上的旁证。本讲义的“文学辨体”更是立足于阮氏发起的“文笔对”，其所归纳出的结论是：
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
又其“概论”课内有一节开宗明义，宣称“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
《易大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论语》曰：“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说，则青白相比、玄黄厝杂之谓也；由《语》之说，则会集众采、含物化光之谓也。嗣则洨长《说文》，诂逪相诠；成国《释名》，即绣为辟。准萌造字之基，顾諟正名之指，文匪一端，殊途同轨。必重明丽正，致饰尽亨，缀兆舒疾，周旋矩规，然后考命物以极性情，观形容以况物宜，故能光明上下，劈措万类，未有志白贲而诜翰如，执素功以该缋事者也[11]。
为了替声偶之文争正统，刘师培也像阮元那样，主要以两种手法来确立“文”的独特内涵：一是援附某些儒家经典为其论据之资，二是找出字义训诂上的根据，从而试图名正言顺地纠正所谓“以笔冒文”的千古之“误”。刘师培仍要坚持以“偶词俪语”为“文”的看法，也反映出他对文学传统资源的一种撷取，这一点在其《文章原始》一文中有清楚说明：
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导源徐庾。即穀人（吴锡麒）、顨轩（翁同书）、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而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12]
可知刘氏是想以清代扬州派学人的文学理论为枢纽，汇通清代取法六朝的骈文家的创作实绩，直探以《文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
应该说，就理论本身的圆融性而言，阮元强行将单行散体逐出“文”的领地，尤其是故意漠视唐宋以降古文的艺术性成就，这样来给文学定义是有偏颇的，其理论的鲜明性也似乎因这种片面性而得以强化。刘师培在作“文学辨体”时，依傍阮氏之论，在文学观上沿袭了这种片面性[13]。当他以这种文学观切入对中古文学史的观照之际，又是如何撰成“元元本本”的讲义？作为一种颇受好评的文学史著作，撰者获得成功的原因何在？
二
刘师培处理自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段文学的变迁史，能够相当明晰地反映这个时期文学的风貌和异彩[14]。这不得不首先归因于其文学观的适当作用。
前曾提到，刘师培从阮元等人那里继承来的文学观和文统意识，尽管对“文”的正名不无偏激，但对公正了解长久以来遭古文家厌弃的六朝文学的特征，却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清代桐城派尊古文为文章正统，桐城古文的统绪是从归有光直接唐宋古文而上溯秦汉，六朝一段当然被排斥在这个文统之外。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明确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姚鼐后学基本上都持守这一家法，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也说：“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显然，这种古文观是不可能正视六朝文学的整体成就的。
当刘师培以褒扬藻韵的文学观来看待所谓中古时期的文学历史时，不仅六朝得以正当地进入修史者的视域，而且也比较合于这个时期文学演进的特点。讲义第一课概论中有一节提示“齐梁文词于律为进，弗得援后世弗程律之作，上薄齐梁”：
……前哲因情以纬文，后贤截文以适轨，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挽近论文，恒以后弗承前为诟。然六爻之位，皆繇左右，剪偶隆奇，曷云成列？况周晚玉藻，前后邃延，骤易夏收，必乖俯仰。至于律吕宫商，虽基沈沦，然锡銮失和，虽有金辂樊缨，末由昭其度；双璜错鸣，虽有缊韨幽衡，末由侜其娓。故文而弗俪，治丝以棼之说也；俪不和律，琴瑟嫥壹之说也。
六朝尤其是齐梁时期的文学自觉走上偶俪化和格律化之途，从文学自身演进而言，实在不必“以后弗承前为诟”。这里能把六朝视为上接两汉的一个发展阶段来定位，有利于客观呈现这个阶段在文学思想、审美动向上的流变。
其实，如果“恒以后弗承前”来诟病齐梁，这种退化观也容易成为照察历史时的有色眼镜，不符合自然之势。例如，对于齐梁时期沈约等人发明的声律说，其出现的必然性、其理论的合理性等，都需要作出通达的说明，仅像当时人钟嵘《诗品》讥为“伤其真美”那样，还只是问题的局部。所以，刘师培在钩辑诠释了沈约、周颙等声律说的内容后有案语曰：
四声之说，盛于永明。其影响及于文学者，《南史》以为转拘声韵，而近人顾炎武《音论》又谓：“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绝不相通。”其说至确。然沈、周之说，所谓判低昂，审清浊者，非惟平侧之别已耳；于声韵之辨，盖亦至精。……《南史》以为“弥为丽靡”，《诗品》以为“转伤真美”，斯固切当之论。然四声八病，虽近纤微，当时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疏而密，实本自然，非由强致。试即南朝之文审之，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成于王融、谢朓，而王、谢亦复渐开律体。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第五课）
这样把握齐梁声律论的文学史意义，是恰如其分的。
其次，刘师培推重美文的文学观固然有利于他为长期受人诟病的齐梁文学翻案，但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史家，他还相当清醒地意识到，应当尊重历史变迁的本来的态势。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描述历史轨迹时喜欢使用“自然”这个术语。从这个朴素的字眼中，似乎透露出其虚灵若镜之心的作用。那么，他能够迫近历史走势的神理，也是不奇怪的。如他不满于某些论著中有“魏代文学与汉不异”的看法，郑重指出“文学变迁，因自然之势”，并申述“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第三课）建安时代在中古文学史上变古开新的重要性也得以说明。这种基于文学文献的洞察力，使得他的不少结论成为后人继续研究的基石。
当刘师培归宗阮元的“文言”说时，为了表明偶词韵语始可称文，不惜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广寻例句，这类做法虽可示意在纯文学观念发达之前，汉语中存在着易于构成韵偶的因素，但毕竟有点“六经注我”的武断意味。但当他致力于考察东汉以降质文递嬗的文学动向时，则显示出弘通允当的史识。如他以清峻、通侻、骋词、华靡四端概括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特点，在具体阐述过程中，亦能注意当时人对“文而无实”之弊的反省，称许桓范《世要论》数则“于当时文弊，诠论至详”（第三课）。再如为了全面勾勒魏晋文学的“变迁之迹”，除了证以当时诗文各体，还从注经、史传等所谓非纯文学文本中看出文风变化的消息，这对文学史的研究而言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他所言：“王、何注经，其文体亦与汉人迥异。如《易·乾卦》三爻，王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又何晏《论语集解·为政篇》‘百世可知’注云：‘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举斯数则，足审大凡。厥后郭象注《庄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穀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无复存矣。”魏晋时期的经典解释学在思想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对王弼、何晏注经的变古意味，向来较多留意其思想或哲学方面的地位，而像刘师培这样揭示其文体方面由单趋复的特色，眼光就相当独到。
又如他一方面严辨文笔之别，从梁至唐“诗、笔”对举的用例，断言“诗有藻韵，其类亦可称文；笔无藻韵，唐人散体概属此类。故昌黎之作，在唐称笔，后世文家，奉为正宗，是误笔为文者也”（第二课），这难免拘于阮氏成见；但另一方面在沉潜于齐梁“文笔之区分”的史料时，却能作出客观化的分析，譬如指出宋齐梁陈各史传中“文笔、辞笔并言”以及“或云手笔、或云笔翰，合以颜延之各传，知当时所谓笔者，非徒全任质素，亦非偶语为文、单语为笔也”（第五课）。同时，他对言语活动中的文学因素也能予以考论，把“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看作宋齐梁陈文学得失之一端：
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辨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第五课）
由于思路开阔，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重要课题，即南朝清谈玄辩之风对文章的影响，其高度概括性的结论显然不容忽视。
其三，在文学史编纂手法上，他汲取了古代文章志的长处，不仅表现为甚见功力与识断的“摘录”法，使相关资料各聚门类，线索历然，而且在案语提示中也强化了考镜源流、厘清部派的意识。应该说，中国文学专史的编写是近代学科分类的产物，林传甲在其算得上是第一部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己作乃“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其源亦出欧美”[15]。但如何利用本国丰厚的史学资源，也是新旧衔接期的文学史家们所关心的，如林传甲在写法上就借鉴了中国史书的某些体例：“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篇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这种借用虽未必全无实效，但毕竟比较流于表层。刘师培对古代文章志的借鉴，在用心上则要高人一筹。其《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虽写于本讲义编成后两年，但这里提倡的方法在讲义中已有所实施，文中说：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
明确把西晋挚虞之作视为古代文学史的雏形，这一认知与“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的忧虑相关涉，透露出探求古为今用之方的意图。
据《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前一书在《隋书·经籍志》中与刘歆《七略》等同被列入史部簿录类，后一书则在集部总集类著录为《流别集》和《流别志论》两种。中国目录学自刘向、歆父子奠基以来，素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长，挚虞既撰有《文章志》，虽已散佚，但具目录学家的条流之眼，当属可能。这种眼力在其编纂中国最初的总集时，还可得以证实，《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对此已有评说：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是为流别。
正如《流别》之名所示，挚虞长于疏理文体流衍分化之迹，内系作家之优劣，外显风格之正变，其“条贯”之功也显示出晋代文学研究的水准不凡。刘师培在本讲义第四课中甚至认为“晋代名贤于文章各体研核至精，固非后世所能及也”，并将挚虞之书誉为“集大成”之作：
……其著为一书者，则有挚虞《文章流别论》二卷，今群书所引尚十余则，于诗、赋、箴、铭、哀、词、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又，李充《翰林论》五十四卷，今群书所引亦仅七则，大抵于各体之文，均举佳篇为式，彦和论文，多所依据，亦评论文学之专书。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虽未明言效仿何人，但其摘录材料之博洽与剖判条流之精审，令人感到是颇做了一番以人为纲和以文体为纲的多项资料准备的。
摘录资料，是刘氏切入各时期文学变迁的重要方法，如第三课引言曰：“今摘史乘群书之文，涉及文学者，条列如左。”多层面与多方位的摘录，有如嵌套而成的专题资料汇聚。在摘引《文心雕龙》十三则之后，有案语曰：“以上各条，于建安文章各体之得失，以及与两汉异同之故，均能深切著明，故摘录之。”又在第四课引诸家对陆机的评论后，加案语曰：“（陆）云集《与兄平原书》其中数首，于机文评论极当，允宜参考。”可见他很懂得尊重古人的评论资料。这一点，他讲述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以参照：
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二陆论文之书对于王（粲）、蔡（邕）辈颇为中肯，而于本身篇章亦能甘苦自知，凡研究伯喈、仲宣及二俊文学者皆宜精读。……余如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当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
由于绝非盲目引古为重，刘师培才能在资料摘录过程中随处加以申发、弥补或辩证，如第四课论及“嵇阮之文”一节时，引李充《翰林论》曰：“研求名理而论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生之论，成文矣。”即下案语曰：“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使李氏之说的意味更为显豁。这种对前人论断的再体会，是基于对嵇康文体特点、地位的全面勘查，因此才敢作“以嵇氏为最”的推论。再如指出“西晋一代，文士实繁”，引《文心雕龙·才略篇》所举诸文士为说，更增补“彦和所未举者，别有应贞、潘尼、欧阳建、木华、王瓒诸人，今略摘史册所记，录之如左”。条列时举到“其于当时有文誉者”、“其著作见《文选》者”、“其诗文集传于后世者”（据《晋书》、《隋志》）诸项，颇能补刘勰所未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搜集条列史志材料的详赡，使得讲义所反映的文学盛况有客观性，包括注意到晋宋一批妇女作家成果，两晋有《左贵嫔集》四卷，王浑妻《钟琰集》五卷，傅统妻《辛萧集》一卷，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三卷，陶融妻《陈窈集》一卷，徐藻妻《陈玢集》一卷，刘臻妻《陈璆集》七卷，刘柔妻《王邵之集》十卷，钮滔母《孙琼集》二卷；宋代有“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辞，宋孝武时，献《中兴赋》”（《南史·宋武穆裴皇后传》）。这样从原始材料出发的宽广的视域，有时是后来的多卷本文学史所照顾不到的。再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关于东晋文学有如下评论：“在晋中兴，玄风独秀，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讲义第四课总论引之，且加以辨正：“休文以江左文学‘遒丽无闻’，又谓‘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亦举其大要言之。若综观东晋诸贤，则休文之论，未为尽也。”正因为有“综观”功夫在身，所以才能不为前人之论所限。
剖判条流的精审，是本讲义能提纲挈领、以少总多的关键。第四课引言曰：“今征引群籍，以著魏晋文学之变迁，且以明晋宋文学之渊源，以备参考。”即使是“群籍”资料的摘录排比，其价值高下也往往决定于是否具有源流变迁意识为之统贯。他对某一时代“文派异同”和文体演变的辨析，尤足以反映其疏凿之力。如论魏代太和至正始间，“其文约分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摠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文学者，昧其远源之所出。”他特别矜为心得的是“明其远源之所出”[16]，因为这里的辨体由表及里，在具体论证时还注意到家族渊源等因素[17]。在讲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时，他也提示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今之研治汉魏六朝文学者，或寻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贯通，乃克参透一家之真相。”[18]由于有穷源竟流的识力，文学流变的真相也更为清晰。
最后不得不归因于刘氏本人深于创作，对于中古文学的精微之处，能够获得创作经验上的体会。这种体会使他成为“能”与“知”相兼的学者，那么，在处理这一段文学史时，其辨体考型的敏锐与透脱之处往往为一般的研究者所难能企及。刘氏本人在创作上的宗尚，正如南桂馨《刘申叔遗书序》所言：“申叔初年充塞报章文字，伸纸疾书，但以饱满畅达为贵；若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浸浸焉上攀汉魏。”[19]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亦言：“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为主。”[20]据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序》，刘师培在其收录说经及考订子史之作的“《左庵集》刻成以后，又裒集其俪词及韵语为《左庵文集》”，“此名系刘君自题，因刘君宗阮伯元先生之说，以为惟俪词及韵语始得称文”[21]。刘氏在创作上陶融六朝的意向，当然也有其自咏为证，其《甲辰年自述诗》中即曰：
桐城文章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
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予作文以《述学》为法。）[22]
活跃于乾隆文坛的乡先贤汪容甫，为刘氏所服膺。王念孙序汪氏《述学》曰：“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23]刘氏亦看重汪氏的善学六朝，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称赏他能“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24]。那么，刘氏本人在创作上对六朝文神理的体察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能写六朝文的创作修养，使他对中古文学易获识深鉴奥之妙。这也应是刘氏这部史著受后来人看重的一个原因。
附记：
兹文敬依程师千帆先生铨品之旨草成。深憾未及呈上审订，先生蘧返道山。倾想畴昔，长怀永慕。其有词芜意讹者，责在不才。曹虹谨记于2000年6月29日。
[1] 在不到二十年的著述生涯中，刘师培留下了至少七十种学术论著。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曰：“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刘申叔遗书》第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年版。
[2] 同上第16页。
[3] 《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同上第23页。
[4] 钱玄同编有《左庵著述系年》，可参。同上第12—13页。
[5] 同上第18页。案：据罗常培称，他在北大从刘师培研治文学，记录口义，“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弁言，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版）。收入《刘申叔遗书》的仅《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种。
[6] 许文雨《文论讲疏》、程千帆《文论十笺》均选入此论，且作笺疏。
[7] 《论文杂记》早有朴社单行本（1928年版）行世，虽校印粗劣，但在当时流传甚广。
[8] 《左庵集》八卷由作者于一九〇九年自订，收此年之前所撰文。《左庵外集》二十卷乃作者逝世后由钱玄同编次，据钱氏所撰目录序，各卷依内容收文，“卷十三论艺术及文学”，而其他卷次亦偶有论文学者。
[9]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由罗常培据记录口义整理。
[10] 学海堂诸生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等各为《文笔考》，载《学海堂集》初集卷七，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刊本。
[11] 刘师培《骈文读本序》中有与此段极为相近的文字：“《易大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论语》曰：‘戫戫乎文哉。’由《易》之说，则青白相比、玄黄厝杂之谓也；由《语》之说，则会集众采、含物化光之谓也。准萌制字之基，顾题正名之恉，文匪一端，异出同流，必重明丽正，致饰尽亨，缀兆舒疾，周旋矩规，然后考命象以极性情，观形容以况物宜。故能光明上下，劈棤万类，未有志白贲而訧翰如，骘素功以该缋事者也。”《左庵外集》卷十七。
[12] 《左庵外集》卷十三。
[13] 章太炎先生《文学总略》谓：“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偶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罗根泽谓：“后儒之研究文笔者，则往往拘于声韵。如梁国珍云：‘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文笔考》）刘师培云：‘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实是一隅之见。”（《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
[14]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谓：“辑录这时代（案：指魏晋）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见四篇十八章，武林谋新室，1910年版。
[16] 案：这一点他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六也有提及：“今之谈宫体者，但知推本简文，而能溯及王融者殆鲜，斯何异于论清谈者，但知王弼、何晏，而不能溯源于孔融、王粲也哉？”可参。
[17] 如指出：“王辅嗣为王业之子，业即粲之嗣子也。知辅嗣善持论，亦承仲宣之传。”“籍为元瑜之子，瑜之所作，如《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诸篇，均尚才藻，多优渥之言，此即籍文所自出也。”
[18]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六。
[19] 《刘申叔遗书》第33页。
[20] 同上第17页。
[21] 同上第8页。
[22] 此诗载《警钟日报》1904年9月7日至12日；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附录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3] 《述学》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24] 《左庵外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