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写信是社交上一件最重要的事，那是人人都晓得的，可不须编者再来“饶舌”了。

现在所说的书信，古代只叫做“书”。《春秋左氏传》说：“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又说：楚子重、子反，以夏姬故，怨巫臣而杀其族，巫臣自晋遗二子书。又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这三个“书”字，都是后来书信的名称所托始。《礼记·檀弓》上面，也有“滕成公之丧，使子服敬叔吊进书”的一段话。梁刘勰在他著的《文心雕龙·书记》篇内说得好：“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这可见书信的效用，就是要把个人所想说的话，尽量写在文字上面，叫对方澈底了解他的意思罢了。

写字用的纸，相传是汉代蔡伦才发明制造的。在这以前，普通都用木片和竹片。一块木片或竹片，写不了多少字，就把绳子穿起来，联做一串，这就叫做“札”和“笺”。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新疆方面搜集得来的这类东西，还不在少数。近人罗振玉编了一本书，叫做《流沙坠简》，收的都是些汉、晋间人写的短信和记载各种物事的数目，也是在新疆方面发现的，可惜原物都被外国人拿走。这书是向外国摄来的影片，比不上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可以叫我们看到我们祖宗写信用的东西的原形。

我们明白了上面的话，再来谈谈书信的各种名称。有的叫做“书牍”，有的叫做“书简”，有的叫做“书札”，有的叫做“尺牍”，有的叫做“笺启”。《说文解字》：“牍，书版也。”又说：“札，牒也。”又说：“笺，表识书也。”《汉书》师古注：“牍，木简也。”刘熙《释名》：“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尔雅·释器》疏：“简，竹简也。古未有纸，载文于简，谓之简札。”这可见“书牍”等等名称，都不过就所用的工具来说罢了。“启”的应用，原和章奏相同。刘勰说：“启者，开也。……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文心雕龙·奏启》）又据《晋书·山涛传》：涛为吏部尚书，凡用人行政，皆先密启，然后公奏，举无失才，时称“山公启事”。可见“启”是臣下对君上用的。到了后来，也就一般通用了。“尺牍”的称谓始于《史记·仓公传赞》有“缇萦通尺牍”的话，后来都把它当作小简的称呼了。

人事日繁，书牍的需要也就日甚一日。我国最古的书牍，要数到周、秦之间。刘勰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文心雕龙·书记》）这可见春秋时代书牍的应用，已极频繁。那时各国争霸，常修聘问之礼，所谓“行人之官”，便要长于“辞令”的人去充任。“辞令”是要微婉而合于“诗教”的，无论腾于口舌，或者写在简牍上面，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当时国际间的往还，都极重视此事。这种体裁，既然出于春秋行人的“辞令”，所以对于交际方面是最要紧不过的。他的诀窍，既贵明决，又要婉转，好比纯绵裹针，软中自有力量。我们读过《左传》上面的吕相《绝秦书》，就可晓得那种软硬兼施，辞锋何等利害了。

战国策士纵横，献书画策，大开风气。虽然不免夸张的恶习，有时候还要颠倒是非，可是那种锐利的辞锋，剖析利害，曲尽情理，倒很值得研究。从这以后，应用的工具渐渐改良了，笔和绢素，以至于后来通用的纸，都在秦汉而后逐渐通行。书牍的流传，也就跟着日盛日多了。到了东汉末年，文人学士，就有专门注意这种工作，并且以此擅名的。建安才子，如陈琳、阮瑀、应璩这一班人，都因善为书记，被当代要人所看重。《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为黄祖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魏文帝《与吴质书》又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这些说话，正可看出当时重视书牍的一斑。

魏晋之间，俗尚玄谈，一班阀阅子弟更注意于应对的漂亮，所谓“王谢家风”，影响于社会风尚，非凡之大。加上当时的士大夫都很讲究书法，由篆、隶变做行、草，极其简便美观。钟繇、王羲之都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因为书法的精妙和吐属的隽雅，应用在书牍上面，何等悦目！这一时期的书牍，可说完全美术化了！只是短短的几行居多数，较少长篇大幅的作品。我们打算把这一类的小简，另外编成小册子，这里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时期较长篇、较重要的作品，大半收在《昭明文选》里面，读者不妨取来一读。

六朝人的书牍，就美的立场来讲，可说是好极了！只因骈偶过多，不免有“文浮于质”的毛病，对于人生方面，没有多大的补益。这种风气，是从建安文人开始，一直到了隋唐之际，还很流行。唐代韩愈、柳宗元一班人拿“古文”相号召，所有书牍也跟着化骈偶为单行，以比六朝，完全变了模样。从这以后，书牍就分“骈”、“散”两体。大抵陈说事理的多用散文，敷衍应酬，或是褒扬赞美，如庆贺答谢一类，需要冠冕堂皇的则以骈体为宜。我们打开宋人的集子来看，不管他是什么古文家，如王安石、苏轼之流，都有“四六”笺启。这可见书牍的体裁，要看应用如何，才能把它决定。

宋人尺牍，最为从来所称道的，要算苏轼和黄庭坚两家。——编者另有《苏黄尺牍选》，也由本馆印行。——这是属于小简一类的，后来影响于明人最大。明人也是讲究书法的，所以对于尺牍方面尽多清隽的作品。世行《明贤书牍》和《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之类，也都有一读的价值。就普通应用方面来讲，尺牍小简占了相当地位。我们如果能够把魏晋以来下迄宋、明诸家的小简汇集起来，做写信的模范，再抽点功夫学学他们的书法，那就不愁书信写的不漂亮了！

现在要谈到选辑这本小册子的宗旨和目的来了。这里面所包涵的作品，是详于近代而略于古代的，是注重内容的充实，而不很注重形式的美丽的。是希望读者了解些做人、办事、立身、处世的道理，和研究学术的态度及门径的。是希望读者把这里面所有的人物当做自己的师友，把他们所说的话拿来身体力行的。是希望读者无论要想做个学术家或者政治家，都要拿扶衰拯溺的精神来做出发点，以求有益于社会民生的。所以对于内容不很充实，以及颓废放诞、不切人生的作品，虽然十分漂亮，也只好暂从“割爱”了。

真实的学问，要从经验中得来。把许多经验丰富的人所说的话，来做我们青年人的圭臬，给我们以立身处世的道理，我想这并不能说是什么迂阔之见吧！

本书所收的作者，除了曹丕、曹植、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纯粹是个文人或诗人外，——曹丕虽然做了皇帝，可是除了文学的成就外，对于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表现。——其余的如马援、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王守仁、张居正、曾国藩、胡林翼、曾纪泽等，都是些抱负非凡，而且在事功方面都有过实际表现的。朱熹、陆九渊、顾炎武，是学术史上最有权威的学者。这般人所说的话，都是从学识经验上得来，而且多是把一个“诚”字做出发点的。我们因为先要了解书牍的体裁，有骈文和古文两大派，所以把曹丕、曹植、卢谌、刘琨的作品来代表前一派，韩愈、柳宗元的作品来代表后一派。元、白二人，虽然除了诗的成就外，也并不见得有什么表现，可是他们对于诗的见解，是和其他诗人专门“嘲风雪弄花草”，或者堆砌故实，一味干“雕虫小技”的把戏的，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对于文学的主张，也是要间接有补于社会民生的。所以特地把他两个论诗的信收在这里。我们看了这两封信，可见他们从事诗歌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悲悯”的热诚，而以唤醒群众起来改革社会现状为主旨的。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从事文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景仰而效法的！此外，论诗的作品，有朱熹的《答陈体仁》、陆九渊的《与程帅》，论文的作品，有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曾国藩的《复陈右铭太守》、《复吴南屏》，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书牍，也就很够表现一般学者和古文家对于诗和散文的见解了。

宋代的政治家司马光和王安石，完全站在反对的地位。司马光是比较守旧的，王安石是极力主张变法的，虽然政见不同，可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站在“福国利民”四个字上面，所以两人往复辩论，态度是光明磊落的。安石新法的是非功罪，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管他。可是制度虽好，如果运用不得法，或者推动这部机器的不得其人，那么他的结果恰恰会和先前的希望相反。我们且把司马光给安石的一封长信细读一遍，就可以看出新法失败的原因了。他说：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与王介甫书》

又说：

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与王介甫书》

这是何等透澈诚恳的说话。一个人平日有抱负，有学识，有主张，而且抱着大公无私的态度，要干就干，一切浮言非议本无所用其顾恤。可是过于“刚愎自用”，有时就难免为左右一班小鬼所包围，弄得福国转以病民，良法变为弊政。古今多少大事，都坏在这班谄谀逢迎的小鬼手里！“君子爱人以德”，我们读了这一段话，应该怎样佩服司马光这种对朋友的诚恳态度，和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应付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朱熹和陆九渊，在宋代的思想界也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在他们的集子里，往复辩难的书信尤其不少。他们所争的是真理而不是意气，是学术是非之公，而不是权利地位之私，这精神也是极可敬佩的。可惜多数是涉及哲学范围的话，不是一般人能够判断是非的。所以编者只把他们教人怎样做人、怎样治学、怎样办事的短篇书信选了一些放在这小册子里。他那严正的态度和笃实浅近的道理，已经够做我们的模范了。

王守仁是明代一位明体达用的儒者，他的学说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他的思想渊源是从陆九渊来的。他在当时所表现的事功，在历史上是很显赫的。谁说“书生无用”，儒者只会“坐而论道”呢？现在的日本人，还是很崇拜他的，明治维新据说都是受了他的学说的影响。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不值得做我们的典型么？这里所择的几篇书牍，多是有关于论学和处事的。他斤斤于劝人“立志”，他说：

今时友朋美质不无，而有志者绝少。谓圣贤不复可冀，所视以为准的者，不过建功名，炫耀一时，以骇愚夫俗子之观德。呜呼！此身可以为尧、舜，参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

——《寄张世文》

这和陆九渊鼓励学者向上的志愿，说“有志，有勇，有立”，是同样的苦口婆心。现在的青年，容易被人收买，供人利用，皆由平时太看轻了自己。对症发药，这类浅近的话也是值得“书绅”的。

张居正是明代一位独裁的宰相。他那勇于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在他的书牍里面充分表出。他是主张“奉公守法”，不务姑息的。他说：

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

——《答应天巡抚宋阳山书》

又说：

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首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

——《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

这是何等“斩钉截铁”的话！他又说：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又说：

荐贤本以为国，非欲市德于人。

——《答张巡抚澽滨言士称知己》

好一个做领袖的态度！

曾国藩和胡林翼在清代的事功，我想是大家都明白的。他们都是文士出身，能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有了这样的成就，大可替“百无一用”的书生吐口闷气。他们的得力所在，是拿道家的精神、法家的手段来达到儒家的目的，而特别注意于人才的消长和精诚的感召。国藩说：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复彭丽生》

又说：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

——《与江岷樵左季高》

林翼说：

夫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我之分量，穷极夫天下古今，则必有天下之才应之。

——《致严渭春观察》

又说：

居今日而图治，必以痛扫书差积弊为先着，除莠安良为中权至计，而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

——《复枣阳县贺月樵》

这都是“真知灼见”，而且由救国救民的热忱发出的一套话。近人蔡锷曾把他们两位所写的书牍和日记里面所有关于政治军事的话摘出编做一书，叫做《曾胡治兵语录》，现在都把它当做精神训练的宝典，这可见出曾、胡书牍的重要了。

曾纪泽是国藩的长子，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他父亲的人格感化。在清代末年，和薛福成先后到过外国做出使大臣。在那时候，号称最为了解国际形势的人物。我们看了他的书信，便会感觉到近百年来国是日非的缘由，和国土日蹙的悲愤。他在那时还说：

弟愚以为办洋务并非别有奥窔，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诎；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陵远人。

——《巴黎复陈俊臣中丞》

又对法谋安南，极端主战。他说：

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醖酿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

——《伦敦复陈俊臣中丞》

这些话，我想就是到了现在，还是值得参考的！

现在把本编所收的重要作者，大约都介绍过了。书牍是和对方表示自己的意见，或者发抒情绪传给对方的。一个人的意见，究竟是不是正确，要靠他平日的学识、修养和经验来判断。编者把这一二十位学识精到、修养淳深、经验丰富的名人，介绍给青年们做个“益友”，希望多多接受这班“益友”的善言，借作做人干事的参镜。而且历史是前进的，时代愈近，所说的话，对于我们也愈密切。所以本编所收的作者，比较偏重于近代。然而举一漏万，在所不免。希望读者们“触类而长之”，更加身体力行，或者这一本小册子也有“受用不尽”的所在，那是编者所最引为欢慰的一件事啊！

最后我要引顾炎武的一段话来做自己的忏悔，兼和一般从事著作的人共同策勉。他的话是：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与人书》

我们读了这段话，应该表示十二分的惭愧。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脱稿于沪西之康桥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