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观沧海》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1890年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Alfred T.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提出：海权是决定世界强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16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当今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皆以海权为基础。⁽¹⁾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达·伽马开辟了通往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新航线。新航线的开辟使欧洲与中国直接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埃及、波斯等千年古国则从文明中心沦为文明的边缘。本书将探讨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两千多年来中国远洋航海史。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尽管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 000多公里，但历代统治者却遵从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没有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中国最早尝试开发海洋的是一个地方政权—公元前2世纪称雄岭南地区的南越国。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军平定百越，在岭南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任嚣为首任南海郡尉；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治番禺（今广州）。赵佗任龙川县令，后升南海郡尉。秦朝灭亡前夕，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及越南北部地区，在岭南地区建南越国。公元前183年，赵佗成功抗击汉朝后，夜郎等西南夷诸国纷纷投靠南越国，并保持一种松散的役属关系。⁽²⁾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攻打南越国。翌年，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师平定南越之乱。西汉五路大军南下，利用岭南交通道路系统，完成了军事征服，也推进了文化融合。⁽³⁾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后，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置交趾刺史部，下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日南郡，班固《汉书·地理志》本注曰：“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开，更名……属于交州。”⁽⁴⁾其实，秦象郡和汉日南郡不在一地，日南是南越国新开拓的疆土。秦象郡治临尘，在今广西崇左；汉日南郡治西卷县，在今越南河东，新莽改为“日南亭”，东汉恢复“日南郡”旧名。西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天越南北方，皆为南越王新开拓的疆土。⁽⁵⁾全盛时期，南越国疆土包括中国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福建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大部分地区。20世纪70年代，在广州象岗山发掘的南越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的陵墓。⁽⁶⁾墓中出土越南东山文化青铜提梁桶、非洲象牙、阿拉伯乳香、波斯银盒（图1-1），说明南越国与印度支那半岛、阿拉伯半岛乃至波斯湾地区有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⁷⁾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Serendiva，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⁸⁾黄支国在今印度东海岸康奇普拉姆（Kachipuram），那么，长安城黄门译长应该懂泰米尔语。《汉书·地理志》记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今广州），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今海南岛），东西南北方千里。”⁽⁹⁾汉武帝兼并南越国以前，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属于南越国，那么，随黄门译长前往黄支国的“应募者”或为熟悉印度洋贸易的南越国遗民。已程不国源于阿拉伯—波斯语Serendiva，意为“僧伽罗岛”，是今斯里兰卡的别称。可知西汉使者远洋航海最远至斯里兰卡岛。

三国纷争时期，曹操《观沧海》一诗写得气势磅礴，但曹魏政权对海洋开发毫无贡献，反倒是曹操的对手孙权在建安（今福州）设立典船校尉官邸，以便海上远征和探险。《三国志·吴书》记载：“（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¹⁰⁾一般认为，夷州即台湾，而亶州指菲律宾。东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州刺史吕岱还派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远至印度支那半岛的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康泰撰写《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一卷，分别记述他们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东吴亡国时，晋军缴获吴船多达5 000余艘，可见吴国造船业之兴盛。⁽¹¹⁾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¹²⁾交广指今天广西、广东和越南一带，可见东晋时期两广和越南等地就从外国引进造玻璃碗的技术。其实，东吴时期西方玻璃乃至玻璃制作技术已传入中国。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¹³⁾由于世界各地烧造玻璃所用助溶剂不同，地中海东岸、波斯、古罗马为钙钠玻璃，古代中国为铅钡玻璃，而两广和越南玻璃器则为印度钾玻璃。⁽¹⁴⁾

20世纪50年代，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西晋墓出土了一些玻璃碗残片。据安家瑶考证，这件透明度颇高的玻璃碗或为萨珊波斯烧造的。不过，王仲殊认为，这个玻璃碗也许属于帕提亚王朝玻璃碗，可能是东吴从海路传入长江流域的。⁽¹⁵⁾这个西晋玻璃碗经黏合（图1-2右），器型和纹样确实与帕提亚晚期蜂窝纹玻璃碗（图1-2左）相似。刘宋僧人竺枝根据亲身经历写成《扶南记》一书。该书介绍：“安息去私诃条国（今斯里兰卡）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¹⁶⁾安息即伊朗历史上的帕提亚王朝，灭于萨珊波斯。当时中国人对印度洋的知识主要来自在华传教的印度高僧。

继西汉黄门译长之后，在印度洋航海的中国人是法显。他从斯里兰卡乘外国商船回国。《法显传》记载：这条商船采用牵星术导航，“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¹⁷⁾牵星术是古代印度洋航海家的一大发明，利用仪器观测天体高度确定船舶在海上的位置。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提到的“苏州马怀德牵星板”，就是阿拉伯航海家所用牵星术导航工具。⁽¹⁸⁾中国古代舟师不懂远洋航海的牵星术，因此，西汉使者出访南印度，要乘“蛮夷贾船，转送致之”。⁽¹⁹⁾

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早年将指南针的发明定在先秦两汉。不过，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近年考证，我国堪舆罗盘最早见于北宋杨维德《茔原总录》。航海罗盘最早载于北宋朱彧《萍洲可谈》。江西临川北宋朱济南墓出土的手持罗盘之“张仙人”瓷俑更可视为实物证据。因此，罗盘在我国的发明不晚于11世纪，应用于航海不晚于12世纪初。而磁针在欧洲文献中最早见于英人尼坎姆（A. Neckman）于1190年间的记载，已经是12世纪末叶了。故罗盘无疑是我国最先发明的。⁽²⁰⁾换言之，唐代尚未发明罗盘，亦未用于航海，那么，唐代不可能有中国海舶远航波斯湾。唐代杜佑《通典》卷一九一记载：“族子（指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751年）至西海。宝应初（762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²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义净“于时咸亨二年坐夏扬府（今扬州）。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今广州）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令往岗州（今广东新会）”。⁽²²⁾故知唐代波斯湾至广州航线并无中国商船，阿拉伯史料所谓“中国海船”，实乃运送中国货的外国商船。

2003年，印度和英国联合考古队在南印度西海岸发现了一条中世纪沉船（图1-3），出土地点在科罗拉邦科钦市南边的泰加勒·迦达克拉帕里。这条沉船长达22米，今称“泰加勒沉船”（Thaikkal Shipwreck）。这条海船为平底船，带有密封防水舱，并大量使用铁钉，明显有别于阿拉伯—波斯或印度缝合木船。水密隔仓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如1973年在江苏如皋发现的唐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²³⁾比欧洲早了1 100多年，故泰加勒沉船必为中国海船无疑。据碳14年代数据，此船沉没于11世纪初，说明北宋年间中国海船已开始参与争夺印度洋海上霸权。⁽²⁴⁾

南宋泉州人根据阿拉伯尖底船创制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福船。1974年泉州湾后诸港遗址发掘出这样一艘南宋时代尖底海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之后，它的长度可达36米，宽11米，载重量达200吨以上，是南宋泉州所造中型货运海船。从它的剖面模型上，可以见到它有13个水密隔仓（图1-4）。⁽²⁵⁾

无论是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元代远洋航海都远超唐宋时代。元代海舶可以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出访中国。他在游记中说：泉州和广州制造的船舶，“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的，其状如席”，“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以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²⁶⁾

汪大渊先后两次（1330—1390年）从泉州出发，航海远游，行踪遍及南海、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²⁷⁾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记述的国名、地名多达96处。该书还提到南印度东海岸有一个中国佛塔：“土塔。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1267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贩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土瘠，田少。气候半热，秋冬微冷。俗好善，民间多事桑香圣佛，以金银器皿事之。男女断发，其身如漆。系以白布。有酋长。地产绵布、花布、大手巾、槟榔。贸易之货，用糖霜、五色绢、青缎、苏木之属。”⁽²⁸⁾据调查，八丹土塔在印度南部东海岸讷伽帕塔姆（Negapatam）西北约1英里处。⁽²⁹⁾1846年，这座佛塔还残存三层，有砖檐相隔，内部荡然无存，直通塔顶（图1-5）。令人遗憾的是，1867年，这座千年佛塔行将坍塌，讷伽帕塔姆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英印殖民政府同意，将其拆毁。⁽³⁰⁾

元代远洋航运的发展还促进了国际贸易贸港的繁荣，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史称“刺桐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作了生动的描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更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这很像我国希哲洛玛赛城的情况。”⁽³¹⁾

元代末年，张士诚以江浙沿海地区为基地，举兵反元，试图建立海上帝国。张士诚本“以操舟运盐为业”，元末举兵起义，成为抗元起义军领袖之一；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张士诚割据的地盘，南到绍兴，北超徐州，到达济宁金沟；西边占据汝宁府（河南汝南县）、颍州（安徽阜阳）、濠州（安徽凤阳东北）、泗州（江苏盱眙），东边直到大海，纵横两千余里。⁽³²⁾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按照王的身份地位设置属官，在苏州城另造府第，让弟弟张士信任浙江行省左丞相。控制江苏昆山、太仓、澉浦等海港后，他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获得更多收入。太仓娄江港（后来讹称“刘家港”）始建于元代初年，由归顺元朝的江洋大盗朱清、张宣开创。太仓港不仅是元朝海道漕运的起点，而且还是海外贸易重要码头之一，时称“六国码头”。⁽³³⁾至正二年，元朝正式在太仓设庆元等处市舶分司。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领苏州。“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³⁴⁾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江苏太仓市城厢镇南郊发现元末明初海运仓遗址，由两个长方形土台组成，总面积11万平方米以上。海运仓遗址发现元末明初龙泉窑瓷片，与张士诚吴国统治海运仓年代一致。⁽³⁵⁾

元末从事海外贸易的主要人物，是投靠张士诚的陈宝生、孙天富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为了躲避亦思巴奚战乱，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纷纷投奔张士诚，在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长达十年之久。⁽³⁶⁾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载：“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为人外沉毅而含弘，宝生性更明秀，然皆勇于为义。初宝生幼孤，天富与之约为兄弟，乃共出货泉，谋为贾海外……两人相让，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至十年，百货既集，犹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有一钱。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今朝鲜半岛）外，若阇婆（今印尼爪哇）、罗斛（今泰国华富里），与夫东西诸夷，去中国之虑数十万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饮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与中国殊。方是时，中国无事，干戈包武库中，礼乐之化，焕如也。诸国之来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于彼者如东西家然。……天富字惟善，宝山字彦廉，今居吴之太仓，方以周穷援难为务。”⁽³⁷⁾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割据政权灭于朱元璋，他所推行的民间海外贸易亦戛然而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失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遁海上，与倭寇勾结。明朝初年，正值日本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得到日本西南部一些封建诸侯和大寺院主的资助，经常驾驭海盗船只到中国沿海武装掠夺骚扰，史称“倭患”。故明朝政府实施“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³⁸⁾不过，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并未中断，洪武年间仍有泉州海商远航波斯湾。嘉靖六年十月廿六日（1527年11月19日），明代哲人李贽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李贽原名林载贽，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名讳，恢复始祖李姓，更名李贽，号卓吾。一世祖林闾，字君和，元末明初在海外经商。⁽³⁹⁾《清源林李宗谱》记载：“公讳驽……洪武十七年（1384年），奉命出航西洋忽鲁谟厮（今波斯湾霍尔木兹岛）。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卅，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女，归于家。卒年四十六。”⁽⁴⁰⁾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在忽鲁谟斯岛发现许多元末明初龙泉青瓷（见图1-4），⁽⁴¹⁾或为洪武年间李贽先祖从泉州泛海运往波斯湾的。明代官方国际码头在南京附近太仓刘家港，李贽祖先在洪武年间从泉州港远航忽鲁谟斯显然不是“奉命”出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尤其是泉州人世世代代以下海通番为生，因此私自泛海贸易屡禁不绝。李贽祖先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远航忽鲁谟斯，当是泉州海商的一次私人海外贸易，比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郑和舰队首航忽鲁谟斯早二十八年。

尽管明初朱元璋多次派外交使团或僧团下西洋，但明朝海外贸易与张士诚的海外贸易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传承了宋元时代以来中国海商在印度洋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贸易，而明朝海外贸易则为朝贡贸易。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将朝贡贸易推向极致，彻底摧毁了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网。但郑和下西洋一结束，明朝在印度洋沿岸设立的“官厂”以及中国官方垄断的国际贸易网便顷刻瓦解。

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中国海商本来可以像达·伽马一样远航印度古里（今科泽科德），或者像哥伦布一样发现美洲新大陆。由于明朝政府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中国海商不得不躲在中国近海一些荒岛上从事走私贸易。在海外贸易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私贸易屡禁不绝，广州铁局港出土明代四爪大铁锚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图1-6）。据明朝安边馆事都指挥黎秀报告，福建沿海“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⁴²⁾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亦站在“重农抑商”的立场上，对福建海商横加指责。他在《呈福建军门朱公揭》写道：“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莫之奈何。”⁽⁴³⁾

隆庆元年，明廷不得不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但对日本仍采用海禁政策，以防倭患，史称“隆庆开关”。从此中国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局面。于是，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成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玉米、红薯、烟草、辣椒等美洲作物相继引进中国并得以推广，极大丰富了中国的食品结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进行交流合作，天主教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中国外销瓷、丝绸、茶叶等中国产品大批出口海外，并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17世纪，泉州南安石井镇海商郑芝龙以走私为业，发迹于日本平户，后来离开日本到台湾建立新根据地。郑芝龙不仅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明王朝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官拜都督同知，与明朝政府合作，兼并其他海盗集团。崇祯六年六月，料罗湾大捷，郑芝龙击败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舰队。西班牙传教士帕来福在《鞑靼征服中国史》记述：“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指荷兰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一埃库斯相当于十至十二法郎）。因此，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荷兰人向郑芝龙，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节，给他种种荣誉，向他贡献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贡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企图引起他自立为王的欲望。”⁽⁴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郑芝龙题款《日本印度洋地图卷》（图1-7），生动展示了郑和下西洋结束两百年后，郑芝龙重建中国海上霸权的雄心壮志。1661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在东起长崎、西至马六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然而，在清王朝残酷打击下，郑氏海上帝国最终功亏一篑。

郑成功之后，中国海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严重缺乏海权意识。19世纪美国海军专家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⁴⁵⁾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从来没有。⁽⁴⁶⁾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版《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表达了他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梁启超在文中写道：“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他还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⁴⁷⁾

郑和下西洋时代，西方帆船无论在规模、船舶性能、载重量等方面远不如中国发达。不过，两个世纪后，中国帆船不断受到禁海令的限制和打击，日趋衰落，完全丧失了与西方海船的竞争力。19世纪初，一种高速帆船在美国出现，通称“飞剪式帆船”。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驾驶这种高速海船到中国从事茶叶和鸦片贸易。以后美国西部发现金矿而引起淘金热，飞剪式帆船得以迅速发展。1853年美国人建造的“大共和国”号，长93米，宽16.2米，深9.1米，排水量3 400吨，主桅高61米，全船帆面积3 760平方米，航速每小时12~14海里，横越大西洋只需13天，标志着帆船的发展达到顶峰。

1807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富尔顿（Rober Fulton）发明轮船，采用蒸汽机为动力，航速最高可达22节。轮船不仅克服了帆船必须侯风的低效率缺点，而且大大降低了船员的劳动强度，鸦片战争前夕就有近20艘英国轮船在广州海域从事海上运输活动。1869年，苏伊士运河允许轮船通航后，西方来华航程比好望角航程缩短了一半。19世纪70年代以后，轮船在远洋航海取得绝对优势，永远结束了海上传统交通帆船的时代。⁽⁴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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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fred T. Mahan, The Inf 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关于马汉海权论的评述，参见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 · 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97—107页。

(2)冼剑民：《南越国边界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85—90页。

(3)王子今：《秦汉时期南岭道路开通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8日第A06版。

(4)《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0页。

(5)敬轩：《本世纪来关于秦汉古象郡的争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第9—12页。

(6)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第222—230页；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7)王元林：《秦汉时期番禺等岭南港口与内地海上交通的关系》，《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51—174页。

(8)《汉书·地理志》，第1671页。

(9)《汉书·地理志》，第1669—1670页。据考证，“果布”源于马来语Kapur Barus，意为“龙脑香”（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1941年）。

(10)《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6页。

(11)钱江著，亚平、路熙佳译：《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2—3页。

(1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页。

(13)［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〇八《珍宝部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91页下。

(14)熊昭明、李青会著：《广西出土汉代玻璃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15—146页。

(15)王仲殊：《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考古》1995年第1期，第81—87页。

(16)转引自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7)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18)严敦杰：《牵星术—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科学史集刊》第九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77—88页。

(19)《汉书·地理志》，第1671页。

(20)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9页。

(21)［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5年，第1029页。

(22)［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23)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福州：海洋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24)Victoria Tomalin et al., “The Thaikkal-Kadakkarappally Boat: an Archaeological Example of Medieval Shipbuilding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3.2, 2004, pp.253—263；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249页，图11—23。

(25)本书图1—4泉州湾后渚港遗址宋代海船复原图，引自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第17页，图十。

(26)（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

(27)刘迎胜：《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郑和与海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年，第301—312页。

(28)［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顷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5页。

(29)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3页。

(30)耿引增：《中国人与印度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31)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5页。

(32)《明史》记载：“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明史·张士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94页。）

(33)李金明：《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论》，《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57—61页。

(34)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7—96页。

(35)江苏太仓市普查组：《江苏太仓海运仓遗址》，《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36)陈高华：《元代泉州的舶商》，《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43—545页。

(37)［明］王彝撰：《王常宗集续补遗》，《王常宗集（二）》，台湾商务出版社，1969年，第5—6页。

(38)任世江、何孝荣：《明代“倭患”问题辨析》，《历史教学》2008年第5期，第5—6页。

(39)陈泗东：《李贽的家世、故居及其妻墓碑—介绍新发现的有关李贽的文物》，《文物》1975年第1期，第34—43页。

(40)参见《清源林李宗谱》，清嘉庆十二年刊本（转引自陈泗东：《李贽的世系及先世改姓探原》，《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第96页）。

(41)Seth M.N. Priestman, Settlement & Ceramics in Southern Iran: An Analysis of the Sasanian & Islamic Periods in the Williamson Collection, Durham University: M.A. Thesis, 2005.

(42)［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第97页。

(43)［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二《呈福建军门朱公揭》，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上。

(44)（西）帕莱福等著：《鞑靼征服中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64页。

(45)吴珊珊、李永昌：《中国古代海洋观的特点与反思》，《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年第12期，第15—16页。

(46)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第39页。

(47)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转引自周益锋前揭文，第39页）。

(48)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