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我们先说到底都有哪些人参加了此次“巴山轮会议”。我的手头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保留着一本书，书名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事实上这本书可能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又仅限“内部发行”的唯一一本关于“巴山轮会议”的详细资料。这本资料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

这份资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收录了“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整理出来的七个专题报告和13位中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在书的封二上还有一帧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与会11位国外经济学家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不少经济学家，尽管我后来只与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有过见面的机会。从照片上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等参加了会见。而受到领导接见的国外经济学家当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认出美国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任主任林重庚博士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没有见过托宾教授本人，只是见过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于2002年离世。当年他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而科尔内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声甚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是20世纪80年代极少数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著作，它甚至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缺经济学》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中被广泛复印和阅读了。随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而我与科尔内教授则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他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来中国参加其著作《短缺经济学》纪念译本1000本的出版发行活动。那年他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在复旦大学，我邀请科尔内夫妇吃过饭。还有几次是在哈佛大学，在2000—2001年间，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当面请教他，讨论转型的理论问题。科尔内教授后来还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给我送来了多篇他的最新论文。

而我与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相识的时间则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间，我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继续我的博士后项目的研究，当时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的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经常一起在IDS的餐厅吃午餐。那个时候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其实就是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的那本著作《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这本书称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而在这之前，我是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报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这个名字的。他现在执教于牛津大学，2007年4月，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仪式上，我与他作为嘉宾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场报告，同台演讲。

其他出席“巴山轮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还包括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现已去世）、拜特（Aleksander Bajt，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现已去世）、琼斯（Leroy Jones，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现已去世）、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现已去世）、小林实（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调查部主任，现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轮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几乎都不在大学教书，多半是在政府和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或官员，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已经有不少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者的年龄为序，那么，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岁，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6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洪（65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6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百岁老人薛暮桥先生，因为他的一本书对我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我在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时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国经济的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与邓小平同年出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的经济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校”耗费11年心血、七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发行1000万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2005年3月，他与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戴园晨（5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58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56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5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55岁，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51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7月病逝）。

50岁以下的参会者包括了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45岁，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33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31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29岁，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上述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