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文中的philology，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的“前言”中译作“语文学”：“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词源学上言之，philology为“借自法文、德文的词”，法文、德文中的philologie则从希腊文philologia演变而来。由philos与logos复合而成的philologia一词最早见于柏拉图的《塞阿埃特托斯篇》（Theaetetus，146A）。philos意指“爱或被爱”，而同属动名词的“logos”则义项繁复，可为“字、词”，也可为“知识、理性”，等等。在柏拉图等古典著作家的笔下，“所钟爱者”虽无确切的指向，但与“有关文字的学问”——“对字或词的钟爱”——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在我国也有人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为语文学。现在往往将语文学包括在语言学内。”然而，“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王力先生认为，“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作为外来语，philology在中文语境中名实的上述差异与变化，实际上与philologia一词本身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解读视阈密切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讲，无论是“小学”“语文学”还是“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抑或“校勘学”所反映出的仅仅是philologia在由校勘而校勘学或由校雠而校雠学的发展变化，即西方古典文献学的早期形态，但也仅仅限于狭义层面上的校雠一学。

至若校雠学狭义与广义的区分，胡朴安、胡道静在《校雠学》一书中指出：“自其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谓之校雠……自其广义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程千帆、徐有福亦认为：“狭义的仅指改正书面材料上的文字错误，广义的则兼指研究书籍的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方面的问题。后人往往将狭义的校雠称为校勘。”纵观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历史，除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外，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驻馆学者从泽诺多托斯、卡利马克斯、埃拉托斯特奈斯的校雠实践，至阿里斯多法奈斯而成一宗，他们“对其所集确定善本的尝试”以及“对真本所表现出的兴趣”，经后代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新旧约圣经的校雠才渐成体系，即所谓的“狭义校雠学”。这一传统虽也关乎马比荣在研读中世纪文书过程中所“规范”的古文字学（paleography），但其所完善的“文书学”与西方古典文献的整理并无任何关联。

让·马比荣（Johannis Mabillon，1632—1707），法国著名僧侣学者、历史学家。针对当时一份王室特许状的真伪所引发的教派之争，他“耗时数载研究中世纪特许状及写本，并首次系统地制定了一整套检视中世纪文书真伪的标准。其所述见于1681年完成的《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一书。现代英语中由此而来的‘diplomatic’一词，即常为研究法律与官方文件之术语”。《文书论》凡六编，所及辨伪方法具体到古文书的年代（veterum instrumentorum antiqutas）、书写材料（materia）、文本与文法（seriptura et stilus）、印玺（sigillum）以及后记（subscriptio）等项。这些标准虽旨在辨伪中世纪的文书，但就古文字学而论，从希腊化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等各代学人对书体风格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传统经马比荣的实践才成为专门之学。但是，除了“年代、书写材料、文本与文法”外，马比荣所措意的“印玺”等为中世纪文书所独有，未见古典文献写本。古文字学作为西方古典文献整理的重要研究手段，马比荣在使之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所“发展”的是文书学，而中世纪的文书并不属于古典文献的研究范畴。

由校雠而狭义校雠学，philologia的早期形态大体如此。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发生在近代，始于欧陆学界。名称上则由philologia而为近现代西方语言中的Philologie、philologie或philology，被冠之以“古典的”意在强调“希腊、拉丁的”这一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