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知幾论史料学史和史料分类
史料学史是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刘知幾关于史籍的叙述，可以理解为史学，也可以理解为史料，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刘知幾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文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为什么要探讨史官沿革呢？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幾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史通·杂述》）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幾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态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幾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他把古今正史区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演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此外，还有杂史十品。他说：“史氏流别，残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把《史通》的史籍分类法同《隋书·经籍志》加以比较，似可看出刘知幾史籍分类法的历史价值。《隋志》以四部分类法网罗天下群籍，其史部之书又分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每一个类都著录书目，并列有小序，考其源而溯其流。张振佩先生说：“知幾所举十目与《隋志》史部杂史以下十一目相较，目名虽多歧异，而其类分法实多相应。”（《史通笺注·〈杂述〉解题）果其然乎？鉴于《史通》不曾著录书目，仅在杂史十目中各举出四部书合四十部书以为例证，我们只能以此四十部书为根据与《隋志》相比较，这当然有很大的不确切性。
《史通》杂史十类大都集中在《隋志》的杂史类、杂传类和地理类。大体言之，《史通》“偏记”相当于《隋志》“杂史”，“逸事”相当于“旧事”，“郡书”“别传”“杂记”三目相当于“杂传”，“地理书”和“都邑簿”相当于“地理”，“家史”相当于“谱系”。《史通·杂述》所载四十部书皆不见著录于《隋志》的“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五类。其中“起居注”，如同“霸史”，《史通》入正史。“职官”等四目《史通》均不曾涉及。这是《史通》不如《隋志》丰富的地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多是此类书籍，三类书目通计亡书，合一百四十三部，四千二百五十三卷，其数量已相当可观。此类著作，以内容而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以体例而言，亦绝非编年、纪传二体所能包括。
自然，《史通·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而《隋志》均著录于经部，这是刘知幾的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再者，《史通》杂史十目中“琐言”，原著录于《隋志》子部小说类。上述可见，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更为丰富的地方。
刘知幾对杂史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已如前述。但从总体上说来，他既没有给杂史以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他的目光仍集中于正史，以为史书之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其实，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刘知幾所处的时代看，史学发展早远远超出二体范围，前已提及，典制体已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刘知幾却不曾给予充分重视。所言杂史，亦不曾详细论列。书目不仅揭示与报道一代文献之状况，而且反映了一代文化学术之盛衰，而专门研究书目的目录学著作单独成目，更是史学发展的标志。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目录学的发展。《隋志》史部的分类方法和著录书目，以及有“簿录类”著录历代目录著作，凡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这是对魏晋以来史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隋志》在目录学史上“远绍班（固）、荀（勖），近开晁（公武）、马（端临），史家奉为准绳，私家资其沾溉”
，是一部承前启后、影响重大的目录书。其中，史部通过著录书目，按体裁分类，用小序叙述各体源流，是对唐以前史学发展的简明总结。而刘知幾的《史通》，本来有《隋志》可资借鉴，但论述史书体例及其分期，却几乎全部抛开了《隋志》，另起新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究其缘由，这同《隋志》《史通》各自的地位和情况有关。《隋志》列入官修正史，《史通》乃私家著述，自然《隋志》地位优越；《隋志》乃专门目录，《史通·六家》诸篇乃史书目录的论文，并未著录书目，后世目录家当然重视《隋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刘知幾未能正确对待《隋志》的优秀成果，他的研究视线亦多集中在古今正史及其体例上，因而在史部分类学上就缺乏远见卓识，不曾达到更不曾超越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这是一个很可引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