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也称为《紫阳纲目》，它的义例、书法，继承了《春秋》的传统，是非褒贬，为后世（儒家）的准绳。它是“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这部书不只是一部历史书，更重要的是一部政治教科书。

《纲目》的精神，见于朱熹所作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下简称《凡例》）之中。综括其精神，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辨正闰，确认从周朝到五代历史上的正统。在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中，确认为正统的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其他都不是正统，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光的《通鉴》异，即把蜀汉作为正统，而黜曹魏，这是尤为突出的事例。辨正闰，确认历史上的正统，这一原则十分重要。由此分判人物的忠奸顺逆。例如王莽的新朝是“篡”，因此扬雄仕新，就被贬为“莽大夫”。

第二是明顺逆，树立历史上的义与不义的标准。这一条原则与上一条原则密切关联。凡是正统，一定是顺的、义的；凡是僭伪篡窃，一定是逆的、不义的。例如王莽时刘起兵，反对王莽，是顺的、义的；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是顺的、义的。犯顺叫作“寇”；用兵而人微事小，叫作“作乱”；人微众少，叫作“盗”；人微众多，叫作“群盗”。这里，把农民起义也归入“寇”“作乱”“盗”或“群盗”的范围。

第三是严篡弑之诛。《凡例》注云：“晋董狐、齐太史书赵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至（刊本误作正）如《春秋》，鲁君被弑，则书薨而不以地著之，盖臣子隐讳之义，圣人（指孔子）之微意也。前世史官，修其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法，又况后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亦有为之隐讳，而使乱臣（刊本误作世）贼子之罪不白于世人之耳目者，则于义何所当乎。《通鉴》所书，已革此弊，然亦有未深切者，今颇正之如左，观者详之。”要把乱臣贼子的弑君之罪大白于世人的耳目，凡是有名有姓的，一定要书名书姓，一定要书明弑君，不得隐讳。为此，按照具体情况，又有些补充规定，如毒弑者加“进毒”字，如王莽、梁冀的进毒弑君。

凡是篡国，因其事不同，故随事异文。如王莽、董卓、曹操，从他们得政，迁官建国，“皆依范史（范晔《后汉书》），直以‘自为’‘自立’书之”，就是说，他们不是出于帝王的封拜，是贼臣专擅。

第四是褒扬尊者、贤者与死节者。例如谢病、请老、致仕，在宰相、贤臣则书之，汉朝的张良、王吉、疏广、疏受、韦贤就是如此。又如下狱、死，在无罪而贤者，则加以特书。又如乡里、世系，不能悉记，唯贤者则著其略。又如诸臣之卒，唯宰相悉书。在贤者，则书曰：某官某爵姓名卒。又如死节者，皆异文以见褒，汉朝的翟义、龚胜、王经，蜀汉的刘谌、诸葛瞻就是如此。这条原则，表明对尊者、贤者的褒赞、尊重，表明对死节者的特别表彰。

第五是在“取《春秋》之义”方面，还感到《通鉴》有所不足，因而与之有所异，或加以改正。例如《凡例》注云：“按《通鉴》魏晋以后，独以一国之年纪事，而谓其君曰‘帝’，其余皆谓之‘主’。初无正闰之别，而犹避两帝之嫌。至周末诸侯，皆僭‘王’号。顾反因而不改，盖其笔削之初，义例未定，故有此失。今特正之。”这就是说，《通鉴》在魏晋以后，未别正闰（正统与僭伪），但是还注意避免在同一时间出现“两帝”（两个皇帝）的错误。这还符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经大法。至于周末战国，各国都称王，《通鉴》却因仍旧习，不加区别，都称之为王，这是错误的，没有避“两帝”之嫌。现在加以改正。又如改元，《凡例》注云：“在废兴之际关义理得失者，以前为正，而注所改于下。如汉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称帝，改元黄初。而《通鉴》从是年之首，即为魏黄初。又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而《通鉴》于《目录》《举要》，自是年之首即称建兴。凡若此类，非惟失其事实，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这就是说，《通鉴》的做法错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之前，本应用献帝建安纪年，而《通鉴》则从这年岁首起，即用曹丕黄初纪元。这是以篡位之臣，盖其故君，是有害于君臣之教的。蜀汉先主章武三年五月之前，本应用先主章武纪年，而《通鉴》则从这年岁首起，就用后主建兴纪元，这是以子盖父，有害于父子之教。至于不符合事实，更不用说。因而在《纲目》里就加以改正。按照《春秋》之义，纠正司马光《通鉴》的失误，这是《纲目》所非常重视的。

此外，在写法上，有所谓朱书、墨书之别；在注文上，有所谓朱注、墨注之异。对叙述人物的死亡，或称崩，或称薨，或称卒，或称死，种种不一。所有这些，都依照社会等级，或依照夷夏之防做出条例，不是漫然为之的。

《凡例》所反映的这部历史著作，是一部以统治阶级为叙述主体的历史。所有十九个目，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最高层，如帝王、后妃、太子、将相大臣的政治活动或有关政治的情况。立言语气，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说话的，它是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著作。旧的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但在程度上有不同，着眼点有区别。例如《史记》，传游侠、货殖，就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社会。《后汉书》传党锢、宦者，则寄同情于失势的封建士大夫。而《纲目》则比司马光的《通鉴》更纯粹，更能为封建统治者帝王“资”以为“治”。

《资治通鉴纲目》具有扶纲常、植名教的鲜明特点。凡是事关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的，总是尊君抑臣、严父孝子、义夫节妇，为张三纲服务。“死节，异文以见褒”一语充分表达了朱熹在《纲目》里扶持名教的苦心。纲常名教本是一回事，扶植纲常名教，是理学家的当行本色。朱熹把伦理道德原则贯注于社会致治历史，就使这部《纲目》在扶纲常、植名教方面发挥了政治伦理教科书的重要作用。理学家朱熹通过史事的论述以寓其喜怒哀乐，爱憎忧惧，并使之“会归一理之纯粹”，从而天柱以尊，地维以立，不至于纲常毁坠，风教凌迟。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有意义。这个特色对后世史家著作影响特别深刻，尤其在地方志的编纂中看得很清楚。鲁迅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著名文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于此早已慨乎言之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纲目》所鼓吹的节义等道德教育、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在宋元及明清易代之际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谢皋羽、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等历史人物就是从这些思想中陶铸出来的。

《凡例》很精密，所谓《春秋》书法，经过史学家的长期实践，到这个时候，做了一次总结。《凡例》就是一个总结。朱熹说：“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安国）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栝，以就此编。”（《资治通鉴纲目序例》）可见这部《纲目》是在《通鉴》《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四部书的基础上，增损檃栝，而后编成的。翻检此书，还可看到所引胡安国书的材料和议论。书中义例的精密，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写“征伐”。《凡例》云：

凡正统，自下逆上曰反，有谋未发者曰谋反，兵向阙，曰举兵犯阙。

凡调兵曰发，集兵曰募，整兵曰勒，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备曰袭，同欲曰同，合势曰连兵，并进曰合兵，在远而附之曰应，相接曰迎，服属曰从，益其势曰助，援其急曰救，开其围曰解，交兵曰战，尾其后曰追，环其城曰围。

凡胜之易者，曰败某师。平之难者，曰捕斩之。舍此之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据。

……犯顺曰寇。

凡中国有主，则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扰某处。中国无主，则但云入边，或云入塞，或云入某郡杀掠吏民。

凡正统，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讨。于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击。其应兵，曰备，曰御，曰拒，……

凡人举兵讨篡逆之贼，皆曰讨。

凡书敌，于敌国，曰灭之；于乱贼，曰平之。敌国乱贼，岁久地广，屡战而后定，则结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执其君长、将帅，曰执，曰虏，曰禽获，曰得。

凡师入曰还，全胜而归曰振旅。小败，曰不利。彼为主，曰不克。大败，曰大败，或曰败绩。将帅死节，曰死之。

凡人讨逆贼而败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

凡非正统而相攻（即列国相攻），先发者，不曰寇陷；后应者，不曰征讨。……惟治其臣子之叛乱者，书讨。讨而杀之，曰诛。

这些书法，诚然十分精密，在史实叙述上，一字不苟，很谨严。但是也显得烦琐。它是从《春秋》（包括三《传》）发展而来的，特别与《左传》关系密切。这表明它是传统的史笔总结，其中有些今天还被我们应用。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壬辰（1172），则《纲目》的写成当即在此时。到宁宗嘉定三年庚午（1210），李方子始获传此书的稿本于朱熹的嗣子寺正君（朱在），上距朱熹之殁已十年。以后经过真德秀阅读，李方子又取朱在新校本参定，然后刊行。李方子的《后序》作于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上距朱熹作《序例》四十七年，几乎达半个世纪了。

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纲目》写成于此时，正是为尊君卑臣的目的服务。同时，在两宋之际的历史条件下，宋金政权对立，于此，又有一些汉人政权在金国支持下先后建立。《纲目》辨正闰顺逆、严篡弑之诛的《春秋》义法，固然出于扶植纲常名教的封建阶级的正义心，也有针对当时历史实际的政治意义。

对《纲目》的评价，出入甚大。尊信者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朱熹门人，及元人服膺朱学者，大都抱这种见解。其次，亦有人摘其舛误疏脱，或订其《凡例》与《纲目》之相违戾者。

从理学史的角度评价《纲目》，应该看到它是一部“陶熔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著，它的特点在于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进行理学原则的裁断。与其把《紫阳纲目》当作一部史学著作，则还不如把它当作一部理学著作更为贴切些。《纲目》在后世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维护纲常名教的作用，决不能低估。

（原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