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一）庆历四年，贾昌朝建议修《唐书》，仁宗随即命令馆阁学士搜集、积累资料，到庆历五年设局，到嘉祐五年七月书成上奏，修撰《新唐书》一共花了十七年时间（1044—1060）。

不论提举官曾公亮，刊修官欧阳修、宋祁，编修官宋敏求，以及仁宗本人（通过《制词》反映出来），在各种官私文件中，都承认《新唐书》的修撰一共花了十七年时间，口径统一，并无矛盾，也完全符合当时各人的事实。

（二）宋祁修书时间，也在上述十七年范围之内，上限是庆历四年，下限是嘉祐五年。

王鸣盛说：“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传》，言其修《唐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这个上限、下限都是错误的。王鸣盛否定吴缜所说“十七年”，又提到吴缜所说“二十年”，又说欧阳修修书，书成“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做了种种所谓考证，除了欧阳修修书时间，其他问题一个也没有讲对。

王鸣盛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其原因：一是没有参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的有关记叙；二是没有认真阅读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三是没有接触到《长编》和《东都事略》中有关《新唐书》修书的全部资料；四是没有认真接触宋祁《景文集》中有关修书的资料，特别是宋祁向仁宗奏上的几个札子，如《让转左丞札子》《谢转左丞表》等；五是盲从《宋史·宋祁传》。《宋史·宋祁传》说“景祐中，诏求直言”，其实应是“皇祐三年三月，诏求直言”（见《仁宗本纪》）。把“皇祐”误为“景祐”，把宋祁修书时间提前了十几年，说在“庆历中告成”，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符事实。

（三）从全过程看，在修书问题上，宋先欧后是对的，但说“宋欧修书不同时”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后期至和元年欧阳修负责纪志表后，宋祁还在修撰列传，列传与纪志表一起在嘉祐五年全部完成。所以，从后期讲，宋欧是同时修书。完整的说法是，前期由宋进行，后期欧宋同时进行，同时完成。

（四）在修书关系上，宋欧是分工负责制，宋完成列传部分，欧完成纪志表部分。全书由欧阳修领衔进上，但对宋稿未加删定。王鸣盛说“总汇裁定，实出欧公一手”，又说“欧学问文章，与祁异趣。成名之后，天下重之甚于祁，未必肯壹遵祁轨躅，上二百五十卷时（按，应为二百二十五卷），恐或有改窜祁稿者”。这是臆测之辞。事实说明，欧尊重宋稿。而且，欧阳修后期参加书局，为加速全书的完成创造了条件，但欧阳修认识到“《唐书》置局已十余年，纂录垂就，臣最后至，接续分撰，卷数不多，用功最少，不敢与从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劳人一例受赏”（《欧阳文忠公全集·再辞转礼部侍郎札子》）；认识到“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欧阳文忠公全集·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从总体看，全书的完成，是宋欧两人共同的贡献。

1980年3月18日

（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