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修《晋书》，是唐朝初年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这次修史正式开始于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当时唐太宗下诏说“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标志着《晋书》重修工作的全面启动。这次修史共历时约二年左右，至二十二年（648）结束，其结果则是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的问世。

据考证，在唐朝官修《晋书》以前已有数十家晋书，仅《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和“古史”类著录的当时尚流传于世的就有十八家之多，唐朝政府何以又兴师动众举行这次重修活动呢？

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曾提出过不少解释，较有影响的，如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唐朝重修《晋书》是为了“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抬高身价。李培栋先生认为，唐朝重修《晋书》是由于太宗晚年受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他要借此为自己“辨解”和得到“慰解”。（《〈晋书〉研究》）由于这些解释，往往把重修《晋书》与太宗个人以及贞观十七年（643）后废立太子等各种具体政治事件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所做论断亦很难令人信服。诸家对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之说明对后人研究有启示的意义，但是这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那么，唐朝到底为什么要重修《晋书》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

唐朝以前已有十八家晋书，其中属纪传体的有八家，但这八家皆“未能尽善”（《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存在各种问题。如王隐撰《晋书》，唐修《晋书》说它“文辞鄙拙，芜舛不伦”，既有“次第可观者”，更多“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晋书》卷八十二《王隐传》）刘知幾《史通》除基本重复《晋书》的看法外，还特别指出“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史通》卷八《书事》）。即使这样，王隐《晋书》到贞观时期也已残缺不全，原九十三卷，佚七卷，仅剩八十六卷。虞预撰《晋书》，系关于西晋和东晋元、明二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朱凤撰《晋书》，系关于西晋和东晋元帝一朝的。这两部书到唐朝初年均已残缺，前者原为四十四卷，仅存二十六卷；后者系“未成”（《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本，原有十四卷，佚四卷。何法盛撰《晋中兴书》，七十八卷，乃东晋一朝全史，“首尾该备”（《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对此书，刘知幾评价较高，说“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史通》卷十七《杂说中》）。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些缺点，如“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史通》卷八《书事》），“芜累亦多”（《史通》卷三《表历》），各部分内容之间有时缺乏必要的照应，等等。谢灵运撰《晋书》，三十六卷，系关于有晋一代的，可“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而且也存在不少问题，《史通》说它的史论“虚张高论，玉卮无当”（《史通》卷四《论赞》）。萧子云撰《晋书》，乃是有关晋代的“全书”（《梁书》卷三十五《萧子云传》），原为一百零二卷，至贞观时期唯剩十一卷。萧子显撰《晋史草》，《梁书》及《南史》《萧子显传》均未载此书，当是有关西、东二晋的。这部书篇幅单薄，仅三十卷。此外，还有编年体晋书十家，但它们除体裁已与正史不合以外，也还存在不少其他问题，如陆机撰《晋纪》，仅四卷，唯叙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所谓晋朝三祖，干宝撰《晋纪》，二十三卷，所叙仅“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而已，其他也都或只五卷，或才十余卷，稍多者为二十余卷、三十余卷，称巨制者也不过四十余卷，记事也大都限止数朝，没有一部晋朝编年全史。《隋书·经籍志二》还著录了晋人荀绰的《晋后略记》五卷、梁人张缅的《晋书钞》三十卷、张氏的《晋书鸿烈》六卷，但这些均属“杂史”之类，更非纪传体全史。

当然，在众家“晋书”中，也有囊括两晋、卷帙完整、内容较详的纪传体全史，这就是南齐臧荣绪撰的《晋书》。该书设有纪、录、志、传四体，共一百一十卷，《南齐书》卷五十四《臧荣绪传》称其“亦足弥纶一代”。然而，该书作者并不是南齐史官，而是一位“蓬庐守志，漏湿是安”，以“被褐”为荣、拒不仕进的“朱方隐者”，出自其手的《晋书》是否具有官修史书那种强烈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并非没有疑问。从南齐至唐初，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人们的史学观念也已发生一些变化，史学的经世功能被空前突出，史学“裁成义类，惩恶劝善”（《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的功能成为太宗君臣的共识，一些颇有价值但于经国理民没有直接禆益的东西被视作不宜入史。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国史监修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禆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政要》卷七《文史》）这段话既反映了太宗的史学观，同时也可视作太宗对史书编纂制定的取舍原则。在这里，“可禆于政理”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在这种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臧荣绪的《晋书》是否还令人满意就成了问题。

有学者曾对臧著《晋书·陆机传》与唐修《晋书·陆机传》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材料取舍明显不同。譬如两种《陆机传》都收有陆机的文章，但臧著偏重于陆机个人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因而所收为陆著《文赋》《豪士赋序》和《谢平原内史表》。《文赋》是一篇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艺理论专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心理等，对后世文论有巨大影响。《豪士赋序》是陆机因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而写的一篇讽刺之作，告诫司马冏“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逾量”，“盖世之业，名莫盛焉；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反映了陆机的人生观。《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因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他为平原内史而写的谢表，表达了作者作为亡国羁臣的感激之情。而唐修《晋书》则侧重于陆机志气不凡、慷慨济世的一面，除保存了臧著《晋书》中的《豪士赋序》外，其余两篇分别易为《辩亡论》和《五等论》。《辩亡论》探讨了东吴“（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认为“吴之兴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参而由焉”；“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五等论》则是陆机对国家体制的思考，他认为“始于黄、唐”的“五等之制”与“创于秦、汉”的“郡县之治”，时有行废，各有利弊，但就国家的治乱、社稷的久暂来看，还是五等分封优于郡县之治。（《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两种《陆机传》材料取舍的这种不同，表面上似无关宏旨，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史学观：臧著更注重反映个人成就、自我完善——这与臧荣绪作为一名洁身自好的隐士的身份极为契合；唐修更注重天下国家、经世济民——这与唐初那种经世致用的史学氛围非常一致。唐修《晋书·陆机传》对臧著《晋书·陆机传》的改写则表明，臧荣绪相对侧重个人的史学观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必须立足于新的史学观而重写历史。

此外，唐朝初年关于两晋的文献大量传存于世，除前举诸家晋书外，还有多种晋人文集、小说等，其中必有不少臧著《晋书》未及采择的重要史料，相形之下，有可能使臧著显得更加不如人意。

贞观二十年（646），太宗所颁《修〈晋书〉诏》对众家晋书做了这样的评论：

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叔宁课虚，滋味同于画饼；子云学海，涓滴湮于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于创业。洎乎于、陆、曹、邓，略记帝王；鸾、盛、广、松，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传。遂使典午清高，韬遗芳于简册；金行曩志，阙继美于骊騵。遐想寂寥，深为叹息。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这些评论并不是太宗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故意制造的借口，而是反映了当时官方对众家晋书的真实看法。陈寅恪先生在探讨太宗重修《晋书》的原因时曾说“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但由上述观之，唐以前诸家晋书并不“美备”。前提既错，则其所做探讨还有多大价值就不能不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