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治史的入门要求和基本方法

瞿：今年，是您从事历史研究的5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我代表《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向您表示祝贺！刚才您讲到从1938年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从陈校长学习史学方法，您是否能比较详细地讲讲您所学习的史学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半个世纪中是如何影响您的治史道路的？

赵：我首先谢谢《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对我的祝贺！对我个人来说，这更增加了我们这次谈话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我受陈老校长治史方法的影响甚深。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学历史能入门，学有心得，能搞出点东西来，就是受到陈校长的启发和教育。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头讲起。

前面讲到，我从小学起就对历史有兴趣。中学时代，我对梁启超很崇拜。那时家里有梁启超著的《饮冰室丛著》，是商务印书馆印的，不管读懂读不懂，我都看，有些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五四”前后，梁启超的书风靡一时，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梁启超的著作的。记得是1921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了，我买来读了，虽然里头有不少东西我没学过，可是我非常有兴趣。读完之后，更加深了我对梁启超的崇拜。当时，我也爱阅读各种杂志，比如《东方杂志》什么的。除了学术上的，政治上的各家各派，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也都浏览。有一次，我发现了陈垣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是批评梁启超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如何在旧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举出玄奘是何年到西域去的一事为例。按通常说法，玄奘是贞观三年（629）到西域去，贞观十七年（643）回来了。可是梁启超根据两《唐书》所记，玄奘到了西突厥，见到叶护可汗一事，推断他必定是贞观元年出发，经过一年多时间，到达西突厥，见到叶护可汗；因为叶护可汗贞观三年被其叔父所杀，玄奘这年出发就不会见到叶护可汗了。乍一看，梁启超说得很对。可是陈老校长的文章举出好多材料，特别是举出《通典》与《册府元龟》的记载，说西突厥的可汗统叶护于贞观元年被杀，玄奘在贞观三年见到的叶护可汗，不是原来的统叶护，而是他的儿子肆叶护。梁启超根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所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一句，认为他提出的假说“殆成铁案”，不可动摇。可是陈校长的文章把他驳倒了，证明统叶护和肆叶护，不是一个人。这叫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读了陈老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考证之精，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还是我在中学时代读到的，但在我头脑中的印象非常深，中国还有比梁任公先生更高明的人，太了不起了！但是我直到考入辅仁大学后才见到陈老先生。有一次他跟我谈话时，讲到《册府元龟》的内容、性质和用处。我说虽然没有读过这书，可是我早已知道这部书的用处，因为您驳梁任公的那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陈先生听了大笑。这个例子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深刻，这一方面增加了我对陈先生的仰慕之情，结果还真有机会亲受他的教育，这是很荣幸的事。另一方面，这使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更浓了，而且使我知道，研究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能人云亦云。再一个方面，是使我开始认识到，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要搞考证，没有考证就会犯错误；而且考证必须下功夫，马马虎虎不行。

我考入辅仁大学以后，陈先生给研究生们开了一门课叫作“清代史学考证法”。以前我们讲课，习惯于按照教科书一章一节地讲。陈先生完全不是这样，他要求每人买一部《日知录》；他也不讲书，让你自己去读，要你把《日知录》所讲之事的出处，一条一条地找出来，再用笔记的形式写出来，说明你是怎么找到的。当时我很纳闷，找出处有什么用呢？有的话是“正史”里的，略一翻书就找到了；有的不是“正史”里的，就得费点劲。总之，有的省点事，有的费点事，人家都写出来了，你还查什么呢？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当时并不理解，反正先生让我去做，我就按照要求做。陈先生讲《日知录》是从第八卷讲起，八卷以前的是关于经学的，他不讲，专讲史学。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了：陈先生是在把我们引入考证方法的殿堂。陈先生在本科还开了一门课，叫作“史源学实习”，要学生读《廿二史劄记》，与“清代史学考证法”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学习考证法，其实道理并不难懂：你找不出材料的出处，你写的东西就没有根据。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不少人写文章东抄西抄，抄错的不知有多少。要是你自己找材料，有了一个题目就知道上哪儿去找材料，这是一个基本训练。找到的材料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或者这个材料与那个材料不一样，怎么办？这就要考证。否则，你看这本书这么说，你就这么说；看那本书那么说，你就那么说，这叫人云亦云，那你就什么也搞不成了。如果遇到大量矛盾堆积时，你就更没有办法，所以你就搞不了研究。因此，研究历史必须自己会找材料，会考证方法。

研究历史怎样入门？陈先生跟我们说过，有人研究历史，念的书不少，但没有入门。当时我听了不太理解，又不好细问。怎么叫“入门”？怎么叫“不入门”？后来慢慢地才明白了：不入门就是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说；因为你自己没有下过功夫，没有掌握研究方法，没去找过材料，没有做过考证，没有做过研究。反之，你研究问题，能够自己去找材料，能够辨别材料，能够运用材料，你能够这样做，这就叫入门。我因为后来也搞研究工作，所以对陈校长讲的这个历史考证法才慢慢地悟出了道理。当然，各门学科有各门学科的不同方法，但也有共同的方法。研究历史必须掌握方法，即对史料的分析、考证、使用，你自己没有做过，也不会去做，那你就永远也入不了门。近些年来我带研究生，向他们反复讲这个道理：陈老校长当年对我们讲的这些话，听起来没有深奥的道理，是老生常谈；可是如果你没有下功夫去做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了解不了，也认识不到。这些事，我在回忆陈校长的文章里讲了很多，有些就不重复了。

现在有些搞史学的年轻同志，不重视史学传统，像搜集史料，辨别史料，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哪些是第二手材料、第三手材料？怎么区别材料的年代、真伪？什么材料能用，什么材料不能用？怎样做考证工作？等等。他们认为这都是糟粕，或者认为这是“低层次的”的方法，都过时了，不屑一顾。这是完全错误的。你把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丢掉了，你搞的东西就是纸上谈兵，就是无的放矢。“文革”中间，“儒法斗争史”的说法统治了史学界，这里主要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对不少历史研究者来说，恐怕也还有学风上的毛病。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研究历史不能马马虎虎。你自己不下功夫，不深入钻研，结果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错了也就跟着一块儿错。这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所应该做的。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要跟着人家跑，不要人云亦云；不管什么问题，你得自己下功夫，才能够有所得。那么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呢？就是从陈校长那里学了传统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你想把传统方法完全丢掉，另搞一套完全新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上面我只讲到陈校长在治史方法上对我的教诲，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崔述、顾颉刚对我的影响。我没有跟顾颉刚读过书，但是我受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1921年他的《古史辨》出版后，我就买了一本，里面的那篇长序讲他怎么学习古史，非常好。我后来慢慢地体会到，顾颉刚的古史辨派的主要思想来源，一个是崔述，一个是康有为。他受崔述的影响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讲了。对于崔述的著作，是1939年顾颉刚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后，我才接触到的。我受崔述的影响也很大。他的《考信录》专讲先秦史，主要在于清理古书中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和历史记载搅在一块，真假杂糅的情况。不把这些东西加以澄清，先秦史就没法讲。如果还是伏羲、神农、黄帝这样讲下来，那个“历史”实际上可以说不叫历史了。所以说只有把这些东西一一厘清，才能读懂史料，运用史料。在这方面，崔述可以说是做了在古史研究上开拓性的工作。当然，他生在封建时代，还是相信司马迁的方法，“考信于六艺”，以“六艺”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也不是非常可靠的，“六艺”本身就有问题，这是时代局限，并不奇怪，顾颉刚继承了崔东壁的那些方法，扩而大之，不以“六艺”为标准，这可能是受了胡适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这样，顾颉刚就比崔述更进一步了。应当说，顾颉刚接受并发展了崔述考辨古史的方法，这是他的优点。但是，顾颉刚又接受康有为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不是学术，不能视为真正的考证。康有为是利用孔子的东西来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实际上是受廖平的影响。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维新，在思想史上是有地位的，在学术史上则是没有地位的。但康有为那些东西表面上看来似乎也有道理，所以顾颉刚也接受了，直到晚年还保留他的这个看法，这是顾颉刚的一个缺点。我想写篇文章给《史学史研究》，题目就叫作《从崔述到顾颉刚》，但还没有功夫写。现在研究先秦史的人，有的甚至没读过《崔东壁遗书》，也有人写文章大引特引东晋人的伪古文《尚书》，这不是笑话吗！

总之，从史学传统来说，我跟陈老校长学的史学方法主要是乾嘉学派的，但也不完全是。崔述就不是乾嘉学派，他是宋学出身，但是他也不受宋学的局限。汉学也好，宋学也好，凡是他认为不对的，他一概不信。有人说乾嘉学派就是考证，这些东西都不能要。这是片面的看法。乾嘉学派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不能一笔抹杀。从陈老校长那里学的传统的考证方法，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还有其他很多这一类的书，你念古书也好，研究古史也好，都是需要读的。从崔述那里，从顾颉刚那里，我们知道怎样来辨伪：真书与伪书，真事与伪事，真材料与伪材料，要辨别清楚。不然你写的东西就会成为笑话。如果说我在史学上还有一点传统史学的法宝的力量，那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