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历史科学殿堂

1935年冬，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大规模抗日救国运动。身罹沦陷之灾，饱经流亡苦难的佟老，在党组织的关怀指引下，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的命运和个人前途，自觉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投身于轰轰烈烈革命洪流之中，积极参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佟老亲笔书写的“东北大学”横额，高举在游行队伍之中。今天，每当从中国革命历史文献资料影片中看到这一幕时，无不充满对佟老敬佩之情。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更是激励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旗帜，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佟老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国民党当局妄想令佟老屈服，放弃革命斗争。然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适得其反，使佟老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1937年1月，佟老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始终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他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转移到太原，加入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任政治部秘书。不久，游击纵队撤销，调回临汾八路军总部，任随营学校政治教员。

1938年4月，为使佟老增长革命才干，肩负更艰巨的革命重担，组织上送佟老去延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他先在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受训一个月，接着入中央马列学院深造，为后来的革命实践，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39年初，在马列学院学习后，佟老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步入历史科学殿堂。尽管中国古文化一向有“文史不分家”和“六经皆史”的传统，但佟老毕竟没有专门系统学习过历史，自知一切尚须从头做起，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工作者。主持历史研究室工作的是著名学者范文澜同志，佟老曾兼任过文、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先后在历史研究室工作的，还有尹达、杨绍萱、金灿然、叶蠖生、谢华等同志，这些学者成为我国首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为历史科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佟老到历史研究室不久，毛主席根据革命实践需要，指示历史研究室：编写一部简明通俗的中国历史读本，供广大干部学习参考，使之了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中国革命方向，争取革命的胜利。于是在范老主持下，很快拟定出编写提纲，规定了具体要求。经过分工，佟老负责撰写秦汉至三国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确实是件意义重大、任务艰巨的工作。困难很多，一是资料不足，仅有范老从河南游击根据地带来的三十几箱子书籍，而可供参考者，也只有二十四史等；二是时间较紧，不可能反复研究提炼；三是多数同志投身革命后，四处奔波，任多项职务，使专业中断而生疏，诸事皆须从头做起。在范老认真负责的指导下，佟老与全室同志齐心协力，边搜集材料，边钻研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各个具体历史事件和有关问题，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阐述。各篇初稿写成后，交范老统一删削润色，剔除繁芜，增补脱漏，使全书在体例、文风诸方面，尽量取得一致。

至1941年，历经两年的日夜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撰写任务，很快由解放出版社出版，发行到各个解放区。毛主席见到《中国通史简编》非常高兴，对参加编写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和鼓励，认为这本著作是“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把我们党视为“土八路”的偏见，表明共产党人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同样具有充分的发言权，而且是最能够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为我国历史科学研究，开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凝结着佟老的一份心血与贡献。同时，通过参加《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为佟老后来参与和领导历史教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就佟老个人而言，在诸多革命贡献中，这是第一件千秋大业，人们也将永世不忘。

1943年1月，佟老结束了在历史研究室的工作，被调到部队工作。他先后在留守兵团和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任秘书。1944年，又被调到联防政治部工作。到部队以后，除处理好事务之外，佟老还经常为肖劲光等部队首长讲解《资治通鉴》等历史要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扩指导战争的思路，充分发挥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在战争时代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