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从事的三件工作

接着，我们请杨先生讲一讲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杨先生略微想了想，又兴致盎然地讲了起来：

因为我总是认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懂得的方面要广一些，懂得的东西要多一点，所以我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研究的问题也比较杂，或者说很杂。很杂，就是方面多。我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但后来因为教书的关系，一直不止限于古代史。我们过去说的“古代史”的概念，是先秦史。后来我搞的就不仅仅是先秦史。由于我搞的项目比较杂，所以自己的成绩就比较少。有的朋友来信说，或是当面说，都是对我进行鼓励，说我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什么什么成就。我说我没有什么成就。但假如我专搞一门，我肯定有成就，而且成就可能还不错。可是我搞的项目太多了，有些不是我应当搞的，因为兴趣的关系，我也研究，结果搞得太杂，成绩就不理想。那么，自己既然知道这个毛病，就改了嘛，就去专门钻研某一方面嘛！可是这不可能。这就是给后悔留余地了。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喜欢这么搞，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嗜好也很广泛。比如，我的文娱活动就非常多，可以说没有一项文娱活动我不喜欢的。当然，有关精神污染的事情，我倒是没有的（杨先生讲到这里，大家禁不住都笑了起来）。比如打球啦，听戏啦，各种体育项目，各种剧种，我都喜欢。我自己虽然不行，但喜欢。我参加政协的工作，政协要求每个人都参加一个活动组，比如科学组、文化组、体育组等等。我报名参加了体育组。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参加体育组，我说我现在还每天游泳，可见我同体育是很接近的。

总之，因为我的兴趣很广泛，很杂，所以我的研究也是很杂的。比如，我现在和张政烺先生共同指导两个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在清史研究室工作，可是指导的研究生的专业却是原始社会史。另外，我还有一个项目，是西周史专题研究。还有，结合清史研究，我正着手重编《清儒学案》。而我还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研究物理学。现在，我来讲讲目前正在从事的三件主要工作。

第一，是改编《清儒学案》的工作。《清儒学案》是部大书，二〇八卷，至少有七八百万字，过去线装本是一百本。改编这部大书，工程是不小的。一个朋友问我：“你这个项目多少年可以完成？”我说：“一年要是能搞一百万字的话，要搞十年，全书总得有一千万字左右。”这是我目前负担很重的一项工作。我为什么要搞这项工作呢？因为旧的《清儒学案》的主持人徐世昌本身是个做官的，不懂学术文化史，而他用的那些人也不太在行。因此，《清儒学案》这部书虽然材料很多，但用处不大。我想把这部书改编成有双重的用途：一是起学术思想史的作用，一是起学术思想史料的作用。我们知道，学案，它不同于后来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学案这种体裁，前面应有传记，后面主要是资料。但旧的《清儒学案》的传记部分，不能起学术思想史的作用；而它选的资料又不典型，不能起学术思想史料的作用。它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起不到，所以我决心加以改编。新编《清儒学案》和旧的《清儒学案》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当然，我改编的这部书比起徐世昌的那部书，某些方面可能比它好得多，某些方面也可能不如它。因为它收入的人数很多，有一千一百多人；其中，有些人只是写几句话就算了。我改编的书，至多收入二百人，好多人就不写进去了。我要尽量提高新学案的水平，但有了新学案之后，旧的学案还不应当废；它虽对有些人只写了几笔，这还是有用的嘛。我做完这件事，大约要十年时间。我已经过了七十三岁，快七十四岁了，大约要到八十四岁才能完成改编《清儒学案》的工作。为了做这件事，我有个助手，帮助我借书，抄抄资料。现在，第一本五十万字已经交稿，第二本也即将交稿，全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第二，我还在搞西周史专题研究。我在五年前就有了这个打算。我认为，关于商朝史，因为有甲骨文材料，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已经不少。相比之下，西周史的研究就差得多了。师大有位赵光贤先生写了《周代社会辨析》一书，上海杨宽先生也在研究西周史，还有些同志也在研究西周史。但西周史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涉及。我搞“西周史专题研究”，副标题叫作“儒家的起源和发展”，从周公讲起，一直到孔子。周公这个人，应当很好地研究。过去，人们把周公和孔子并列。其实，最初的“至圣”“元圣”是周公，孔子并没有达到他那个地步。后来，孔子的地位慢慢地被抬高了，而周公的地位就慢慢地降低了。但不管怎样，周公、孔子是有渊源的，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儒家跟周公是分不开的，“制礼作乐”就是重要的证明。关于周公制礼作乐，这是后来的记载。他究竟制了什么礼，作了什么乐？有点茫然。西周初年的历史和周公分不开，如周公两次东征，特别是第二次东征的具体过程怎样？周武王死后，是不是周公曾经做过周天子？现在也还是个问题。西周史的其他问题，如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西周的井田问题、西周的官制问题、西周的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西周的五等爵问题等等，也都还搞不清楚。总之，社会经济搞不清，政治制度搞不清，关于周公的许多问题也搞不清，可见关于西周史是有很多问题应当深入研究的。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打算找一位住在苏州的老朋友，请他帮帮忙。我说跟他合作，他很客气，说当我的助手。我说“当助手”不敢，你就帮帮忙吧。我请他帮助搜集材料；同样的材料，他也可以用来写文章，可以用来做西周史研究。他做他的西周史研究，我做我的西周史研究，结论不一定一样。这也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形式吧。最近因为他身体不好，已取消这种合作。

以上两个项目，都是在我们历史学本行之内。此外，第三，我还有一个业余研究项目，就是搞理论物理。今年十月间，我到昆明去开会。途中碰到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吴枫同志。他说：听说您搞物理，您为什么要搞物理呢？我跟他谈了以后，他又说：您不要放弃，还要继续搞。我说：“我不会放弃的，这也是一种兴趣！”研究学问，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于某一种事物一点兴趣没有，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就很难有什么成绩。反之，如果你喜欢它，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自然就会有成绩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有兴趣，你就喜欢它，看的是它，想的是它，舍不得离开它，甚至朝思暮想全是它，这样研究它几十年，怎么会没有成绩呢！依我看，“朝思暮想全是它”或者说“叫我如何不想它”，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很重要的气质。我搞的项目这么多，是个大缺点，我不赞成年轻同志这么搞。年轻人应当先专心致志搞一个专业；这个专业搞好了，你可以再转到另一个专业上去。如果某一个专业还没有搞通，还没有成绩，就急于去搞第二个专业，这就要费时误事。像我这样三头并进，是不足为训的。但因为我对这几个项目都有兴趣，都喜欢，实在一个也丢不了，就只好这样做了。我讲这些话的目的，是想说明：研究什么就应当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就丢不开什么，这就叫作锲而不舍，终究会取得成绩的。至于我研究物理学的具体课题，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件奇怪的工作，美国《物理季刊》的编者给我来信说：“你是在理论物理学中冒险（Venture in theoretical Physics）。”的确，我是在冒险，不过，世上还有不担任何风险的事吗？

这就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三件主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