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把握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具体性、综合性和现实性

近年来，张岂之先生将研究重点放到了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客观地历史分析，如何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等等，都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对此，张岂之先生讲述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最近，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研究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地会审视以往的结论。不过，有些文章做过头了。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规律在里面。比如，近代以来，封建君主制已不适合于近代历史的发展现实。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一心一意要复辟帝制，这就是历史的倒退，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反袁斗争标志着人们的觉醒。“五四”运动通过对封建礼教的激烈批判，达到了思想解放的积极目的。可是现在有些人注意的恰恰是问题的反面。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多余的，甚至说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心目中，君主制是中国秩序和谐与社会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绩不仅是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整体的意义秩序，所以面临辛亥革命后权威丧失，社会秩序大乱的局面，袁世凯尊孔读经，复辟帝制，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这种论点由此认为袁世凯称帝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以致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龚书铎教授最近指出，目前一方面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一方面还存在着对于某些历史现象评价过高的现象，以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批评皆持否定态度。我认为龚教授指出此点十分重要。

在20世纪，当我们国家正在探索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对待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它虽然属于文化范畴，但是它和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我们需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架设桥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和创新。

从学术观点来看，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加以重视。首先是提高传统文化研究的质量。传统文化研究需要付出辛勤的、持续不断的劳动，需要不断地占有新资料，在对资料的认真分析中得出结论。目前有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任意引申附会，宣扬宿命论、封建迷信等，并借以作为赚钱发财的工具。因此，提高传统文化研究的质量，强调研究中的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坚持研究的科学性，才能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和劣质，才能克服主观随意性。其次，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具体性和综合性也值得注意。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其中有系统的思想理论称为观念文化，它是其他文化构成的理论基础，直接间接地反映于其他文化构成之中，但是它却不能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如中国古典哲学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会通之学，都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要了解传统文化的理论内容，当然需要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然而古典哲学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包括宗教、文物、制度、科技、历史等等。所以研究传统文化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团结合作，使多种学科和专业知识作为研究向导。注意具体性和综合性，应当将理论分析和说明与具体材料相结合。如果仅限于理论性的东西，或单从文化学的定义出发，就会使人觉得难懂，就像一个板着面孔的人，别人很难与他接近。

传统文化研究中的现实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一个方面。如上所述，我们必须防止用抽象的文化决定论随心所欲地重新解释历史。同时，我们还要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料。优秀传统文化所阐明的人生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生死观、生活观以及关于人与自然、人际关系、审美观点等，都有值得继承和发扬之处。然而这些内容亦非是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例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健全法制、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如果仅以新儒学来解释这一现象，显然是不足的。因为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仅仅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缺少强有力的法制杠杆，只是实行“人治”，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产生许多弊端。儒家思想的移植需要服从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法制规定。在这样的前提下，运用儒学关于道德学说的某些思想资料作为全民的有益教材，才可产生良好效果。

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纯之又纯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将传统文化划分为精华与糟粕的学术研究方法，不应看成是对“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的折衷调和。或许有人不赞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认为文化形态无所谓精华与糟粕。但实际上，也只有这个原则，才可以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有长久的立足之地，可以取得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而且被多数人接受。在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它们依存哪些条件，以及它们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都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而是应当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然后加以取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对人们有益的思想学说，必然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就是说，它本身包含有适合于各个时代的某些因素，我们可称之为绝对真理的颗粒。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无数相对真理构成绝对真理的长河。而绝对真理的颗粒，在各个时代都有所贡献，它们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不少就带有绝对真理颗粒的性质，以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为例，他提出两个范畴：“道”与“仁”。“道”指的是真理，“仁”则是各种美德的总称，即人的价值标准。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说明人是认识的主体，人有认识和弘扬真理的能力。人把追求“道”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而“道”并不是轻易能被人认识的。人通过不断的探索，才可能发现或体验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比人的生命更宝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道却是永恒的。因此孔子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发现或体验了“道”，才称得上是“仁人”，即具有高尚理想、深厚道德修养的人。这样的人，在他的理想与生命发生冲突、二者不可兼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生命，去殉他的道义原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样的价值观已逐渐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共同信念。孔子关于“道”和“仁人”的论述，当然带有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迹，但是他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其中将道义和真理摆在首位，这里就包含了绝对真理的颗粒。再譬如孔子在道德理论上提出，讲道德不但要有好的行为，还要具有高尚的心灵。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意思是说，朴质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质，又未免虚浮。只有把文采与朴质、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才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论语》中论述了文与质、多与寡、有与无、和与同、惠与不费等等辩证统一，这在我国古代称为“有对”之学，即辩证思维。《周易》中包含了许多对立范畴，说明事物是在“有对”之中变化着，《易传》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而变化则是日新月异、充满生机的过程。《易传》倡导的“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对”之学。在历史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的今天，我们观察这些材料，仍然认为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把这些值得借鉴的传统文化称为“精华”，应该是不错的。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觉得大体上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是独断主义。它和“有对”之学相反，搞绝对化、片面化、神化。如宋代朱熹定作《四书》之一的《中庸》，把孔子神化了，称孔子为“至圣”。这样的独断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少见，在今天是不宜提倡的。第二，封建礼教。它和传统美德不同，以“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与重视民族气节、个人操守、勤劳勇敢、专业精神、孝敬父母、自重自爱等传统美德不是一回事。第三，封建迷信。这方面的糟粕很多，卜卦画符、测字算命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以科学的态度区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几十年来的治学经验，我认为思想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还应当扩展至文化史研究，这样研究思想史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这也是我和一些同志从去年开始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想法是，把作为观念文化的思想史作为基础，扩展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社会史的具体研究当然是必要的，而思想文化史中一些抽象的东西包含着一种共性在内。既要承认历史是具体的，还应当看到思想文化史中抽象理论思维的作用。

（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