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的隔离、苦行、掩埋和动乱

这场从南到北扫荡欧洲的灾难，却不可思议地饶恕了一些小地区——一块是现在的比利时，另一块在法国南部；同时，波希米亚的一大片土地也幸免于难。而在米兰，一发现瘟疫，政府就立刻下令：把染上瘟疫的房子用砖墙围砌起来，患者和很像患者的人只能呆在里头，活活等死。这种残酷的措施看起来并不能解救这座城市，但米兰确实逃过了致命的浩劫，成为欧洲最主要的大都市当中惟一的幸运儿。

治瘟疫的医生。当时的医生穿着奇怪的长袍，可以遮盖全身，戴大手套和大海绵面具，海绵吸满防毒的混有丁香和肉桂粉的醋。他们在病房内行动缓慢，以为这样可以少吸病房内的浊气。他们已经知道，必须保持病房里空气流通，白天尽量敞开门窗，夜间至少通风一次。

到了3月，瘟疫基本上被控制在阿维尼翁——在14世纪前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是罗马教皇的首府。瘟疫在那里猖獗了数月，夺取了该城近半数居民（大约50000人）的性命，随后达到顶峰。人们付出了如此沉重的生命代价，于是教皇宣布莱茵河为神圣之河，下令将尸体抛入河中，以清洗他们的灵魂。到了6月，瘟疫又抵达了巴黎，疯狂地掠夺生命，将这座昔日生机勃勃的首都变成了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停尸房。城中剩下的要么是死尸，要么是不能或者不愿离开的绝望者。

瘟疫抵达了农村。那里居住着欧洲绝大多数的人，他们为贵族或教会耕种田地。起初，瘟疫在这里的出现看起来像是游客讲的一个关于外省（可能是瘟疫下一步将要袭击的任意一个省）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神甫在布道坛上讲的。但故事很快变成了现实，它开始从一个村庄扩散到另一个村庄，进入农夫的家中：一个倒下了，接着又是另一个，然后是一批一批地往下倒。瘟疫过去之后，许多房子都已经空空荡荡。牲畜无人看管，在外游荡；主人们的尸体开始在田地里腐烂。

瘟疫把恐惧带到了每一个灶台前。“真正让人感到恐慌的是瘟疫的传染性。”一位佛兰德牧师写道，“因为一旦有人感染致命，那么所有看见他生病的人，拜访过他的人，同他做过生意的人，还有亲手把他送进坟墓的人，统统随他而去。没有任何已知的防预措施。”

蛋白石与流行病的传说

蛋白石是藏在火山岩缝隙中的天然沉积物，由于光彩夺目，变化无穷，历来受人珍视。蛋白石最初被视作能医百病的护身符。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相信戴着蛋白石可以未卜先知。古罗马人则把蛋白石看作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到了中世纪，蛋白石仍旧受人喜爱，那时的人相信蛋白石能防治眼病、心脏病、霍乱等。14世纪，欧洲鼠疫猖獗，患黑死病死亡的人成千上万，蛋白石不祥之说更大行其道。意大利宝石匠很喜欢以蛋白石镶制饰物，当时鼠疫为害最烈的地方正是威尼斯。威尼斯人发现，一旦染上鼠疫，身上戴着的蛋白石就光彩有加，病人死后，宝石随之黯然失色。蛋白石从此与死亡扯上关系，人人避之不迭。当然，那时候的人并不知道，蛋白石对温度十分敏感，光泽变化其实是人体温度升降所引起的。19世纪西班牙王室遭逢不幸，蛋白石更加不受欢迎。阿丰索十二世与默西迪丝公主结婚，前度情妇送他一枚蛋白石戒指，他转送新娘，新娘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此后凡戴上这枚戒指的，不久即身故，阿丰索本人也不例外。其实，把这些凶事归咎于蛋白石的人是忘记了当时西班牙正流行霍乱，光是1885年夏秋雨季，死于霍乱的就超过10万人，王室丧事连连，又何足为怪呢！

人们架起柴堆焚烧染病而死者的尸体。尸体在晚上运来，但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肯头破血流，也不肯抛弃亲人的尸体。燃烧的柴堆发出臭哄哄的浓烟，火把的搏斗使火星四溅，生者和死者在夜幕中都不得安宁。

瘟疫所到之处，人们都痛苦地看着——也许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人们拼命地逃亡，就像薄伽丘《十日谈》里说的那些故事一样，从城市逃到乡镇，再从乡镇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医务职业者也无能为力，他们对某些普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但他们依然过多地把对疾病的基本理解归结到占卜上去，而不是就事论事，让人信服。

圭亚·德·乔利亚克——罗马教庭的一个内科医生——详细地写道：“这种疾病是医生的耻辱，他们只能袖手旁观；尤其可鄙的是，他们由于怕被感染，竟然不愿给病人看病！”无可厚非，他们的恐惧有充分的理由：所有照料过此种瘟疫患者的医生最后都一命呜乎。一些医生建议采取隔离的措施，最好要避风、防风，尤其是南风；同时也要远离海滨和沼泽这些水气密集的地方。

有人认为，对于那些不得不呆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把某些木料和粉末放入壁炉里燃烧而产生浓烈香味（或者用琥珀片和一种被称作“香苹果”的混合蜡也行），会有助于化解空气中的有毒气体。也有观点认为，恶臭对于防止感染有独特的效果，于是，许多人天天跑进公共厕所，以吸收臭气。少活动则是人们最乐于采用的方式，因为运动将增加人体对外界空气的消耗量。

那个罗马教庭的内科医生——不管他对其他医生作如何评价——为他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注入了一股新的科学精神。他对瘟疫做了精确的观察分析，找出两种不同的患病形式，最终认清了淋巴腺鼠疫不过是死神开的一个玩笑。他开了一个成功的处方给他的首要病人克莱门特六世——他的处方是，把皇帝限制在皇宫里，让他在两团熊熊燃烧的火中间一直呆着，直到死亡的阴影散去（所有的欧洲帝王都幸免于难，除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他与他的军队在直布罗佗遭到了瘟疫的袭击，他的将士大批死去，他自己也未能逃脱厄运）。而在阿维尼翁的4 50名教会元老中，也只有94人丧生——这可是一个非常低的死亡率。

人们开始公开讨论瘟疫的根源，但基督教徒从未放弃他们的解释：这是神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的惩罚。1348年10月，也就是瘟疫登陆欧洲整整一年的时候，曼彻斯特的大主教威廉姆斯·埃丁顿给他的教士们写了一封信：“罗马传来了哀怨之声；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土地上，我们都能听见痛苦的哭喊声……而现在，这场我们能够听见的瘟疫，已经开始在英格兰各片海滩上进行它不一般的活动。”他还得出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纵欲是多么可怕……如今它更加变本加厉，这理所当然地要激起神的愤怒。这场灾难就是神明对人类这众多罪恶的惩罚。”

然而瘟疫并不理会什么宗教的虔诚。这个神职人员不久之后开始发病，成为英格兰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英格兰的宗教资料记录了瘟疫在那里疯狂进发的脚步，比如当疫情出现在一个修道院之时，所有的神职人员几乎都无法逃脱厄运。

公墓流行的桑巫托斯舞。当时的欧洲，很少有医生对疾病及其原因有正确的知识。迷信和巫术在民间大为流行，宗教失去了约束力。对于这次鼠疫的成因，当时最吸引人的说法认为是1345年3月24日土星、木星和火星的汇合造成的，这使星相学极度盛行。这幅木刻作品中描绘的舞蹈就是向土星、木星和火星表达敬意的。

欧洲的教堂几乎被清洗一空，但这并非仅仅是死亡所导致的——许多牧师都遵循了他们强大的求生本能，纷纷逃离他们垂死的教会。1 3 4 9年1月，巴思和威尔士的主教分别写信给他们教区内的神甫，要求他们积极引导和保护教区的居民，“特别是那些本身已经染病，或很有可能在不久后染病的神甫，如果他们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无法继续他们的神圣职业，那他们就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