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生平简介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十六岁参加革命，四十六岁英年早逝，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任家新屋。父亲任裕道毕生以教书为业，母亲朱宜是一位勤劳贤良的农家妇女。任弼时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南。
五岁开始，他随父亲先后在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塾塘乡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住读。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已如春雨滋润的籽种，在任弼时的心田中渐渐萌发。1915年夏，十一岁的任弼时考中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而毛泽东当时正好在这里就读师范部二年级。政治上颇为活跃的第一师范学校使任弼时在孜孜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始思考救国自强的途径。1918年夏，十四岁的任弼时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完成了高小学业，并在这年秋天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十七班就读。因为私立学校学费较高，任弼时在明德只念了一个学期便转学到长郡中学，并在这里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和洗礼。
1920年夏，任弼时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做留俄学习准备。当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内成立。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团员。
1921年5月，任弼时赴苏俄留学。启程之日，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抒发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8月3日，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将原名培国改为弼时。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使任弼时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也使他扩大了政治视野，将中国的革命与世界各国的革命联系起来。1922年1月，任弼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年年底，他接替瞿秋白兼任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史的课堂俄语翻译。12月7日，任弼时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任弼时作为“在东大学习时间较长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被旅莫支部派遣回国工作。临行前，他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会上，青年共产国际提出：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领导青年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教育的以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的斗争。对此，任弼时认为：在中国，“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做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存在4年了，“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这是非常富有政治远见的主张，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并且为团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上海，不久被党中央分配到上海大学任教。在全校41名教员中，二十岁的任弼时是最年轻的一位。在他担任授课的社会学系基础俄语课堂上，除了教俄语之外，还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甚至教唱《国际歌》。整个课堂总是充满了革命的气氛。
这年9月，任弼时参加青年团江浙皖区委、上海地委工作，同时担任团中央宣传委员会编辑员，参加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任弼时先后在《团刊》《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他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两文，并为《新青年》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在介绍苏俄的革命和青年团方面，任弼时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
为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0月中旬开始，任弼时把工作重心从上海大学逐渐转向团中央，接连出席团中央的常会。这期间，任弼时和恽代英、张秋人主持团中央的常务工作，着重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调查各地团组织和青年团体的状况；二是本着在劳动青年中“发展宜宽、训练宜勤”的指导方针，督促各地在工农青年中发展团员；三是开办团干部的特别训练班；四是督促各地开办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及娱乐场，并在上海杨树浦建立平民学校校友会来联系群众。
就在团的三大即将召开之际，任弼时收到了父亲任裕道因病去世的噩耗，异常悲痛。他自小和父亲感情深厚，1920年离开长沙后，他已经四年多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再见过父亲。因为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任弼时终究未能回家奔丧，只好修书给母亲，寄托哀思，请求母亲给予理解。
1925年1月下旬，任弼时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团的三大。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提出了实际的战斗口号。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主任，从此便专门从事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
这年5月6日，任弼时开始代理共青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并通告全团，任弼时正式担任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他十分重视团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他还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强调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作为组织部主任，任弼时在大革命中将共青团组织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仅使共青团组织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向党组织输送了大批新鲜血液。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总数已由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增加了二点七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
1927年4月底5月初，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二十三岁的任弼时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分别于6月下旬、6月29日、7月3日一连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将他的意见书“碎之于地”，他仍然坚持正确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任弼时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这些意见是极其鲜明的。
1928年3月，任弼时被调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之后，他奉命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留守国内，与李维汉、罗登贤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任弼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改定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为中共临时中央（留守）起草通告《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等重要文件。这对于在革命失败后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党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曾两度入狱，遭受了敌人酷刑的折磨，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后经党组织的积极营救获释。1930年4月14日，任弼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1年1月，任弼时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3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这年11月，他在江西瑞金叶坪出席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弼时担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他支持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并向中央建议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933年4月，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免去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月中旬，任弼时偕夫人陈琮英并携带电台一架离开瑞金赴湘赣苏区，并在这年12月，由湘赣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在湘赣根据地，任弼时坚决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军队和地方一批重要干部。同时，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在查田、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处境非常危险。1934年8月，为了给中央主力红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和萧克、王震一起，率红六军团共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水浒庙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以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
在任弼时、贺龙等的领导下，红二、六军团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并在这年1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担任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湘鄂川黔边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转战，在湘西地区共经过大小战斗30多次，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六路“围剿”，成功策应了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之间，摆脱追敌，巧渡金沙江入川。11月，任弼时与贺龙审时度势，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剿”，率红二、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由于红二、六军团“无与军委通用之密码”，任弼时对于此前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并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不很清楚。然而，无产阶级的坚强党性使得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自觉担负起了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重任。
任弼时指示烧掉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不利团结、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等人的文件，态度坚决地抵制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他明确交代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任弼时戳穿了张国焘图谋控制、拉拢、分化、压制红二、六军团的宗派妄想。当张国焘派人向他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时，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当张国焘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和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时，任弼时反对说：“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不能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耐心细致地与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彻夜交谈，澄清认识，促进团结。陈云后来评价说：“他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
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1936年11月26日，任弼时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7日，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七人主席团成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统一领导核心的成员。西安事变发生后，任弼时和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南下，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结成三角联盟，以军事行动保障政治谈判，以政治路线统率军事活动，有力地保障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下旬，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冯家村举行的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对日作战方针。会后，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等返回红军总部，途中在中部县（今黄陵县）拜谒黄帝陵。任弼时看到了轩辕庙内供案上摆放的毛泽东手书的祭文，感慨地说：“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开赴前线的《出师表》！”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分委员会委员。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相应地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弼时担任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9月15日，任弼时和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挺进华北敌后。
9月下旬，任弼时参与部署的平型关战役首战告捷。随后，他集中精力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发展游击战争，着手建立敌后根据地。10月19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10月25日，鉴于国民党中央军将退至黄河以南，八路军将在黄河以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事实，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毛泽东，建议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日军攻陷太原后，11月11日，任弼时出席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全面部署创建根据地工作。
在这一时期，任弼时利用战斗间隙，总结抗战经验。1938年1月13日至16日，他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月底，八路军总部的《前线》和延安的《解放》杂志同时刊载此文。2月14日和15日，他撰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文章说：“努力巩固培植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力量，以争取胜利局势新时期的迅速到来。”这是在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发表前四个月，任弼时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所觉悟到的民族战争发展的规律和革命的乐观。这篇文章被八路军政治部作为政治教材印发各部队学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国际对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缺乏了解。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存在着认识分歧。
1937年11月，在共产国际整整住了六年的王明回国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责，认为中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等。尽管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但是王明及其宣称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思想，193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前往莫斯科。随后，任弼时化名陈林，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赴莫斯科。
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又对上述大纲做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两份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八个月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并强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任弼时的报告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扭转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1938年7月初，原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准备回国。在他动身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肯定。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还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延安。3月底，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1941年9月，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1943年3月20日，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中央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并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与此同时，他还分管中央西北局、华中局、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及工会、妇委、西安办事处等多方面工作。
任弼时全面主持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领袖地位。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诚恳而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较早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做了初步概括，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郑重向全党提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在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他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会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1944年5月19日，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任弼时还是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具体主持起草和修改工作。他的不少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被采纳。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精心筹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开幕典礼的讲话中，他热情地指出：“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在6月1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举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年他四十一岁，已诊断出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多种疾病。
抗战胜利后一年，任弼时着手重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解放战争中，土地改革运动大范围展开，一时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左”的偏差。1947年11月中旬，任弼时利用在钱家河养病之机，通过亲自调查和吩咐身边同志的分头调查，对驻地正在进行土改的30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并调阅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汇报材料，深入思考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应采取的政策。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政策等亟待回答的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这个讲话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不久即在各解放区公开出版发行。
3月23日，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2000多公里的转战陕北斗争。在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路上，任弼时沿途对解放区的土改、整党、生产、支前等问题继续做详细调查研究。任弼时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坚持多问多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指导工作积累素材、寻找依据和启迪思想。
1949年3月，任弼时出席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他在发言中指出，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加强工农联盟，必须认识这种相互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他还特别提醒全党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下午5时，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到达西苑机场，受到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党政军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界名流1000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检阅了人民解放军。
4月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形势与任务，系统总结了青年团的历史经验。报告进行中，他因病体难以支撑，后半部分由荣高棠代为宣读。在这次会上，任弼时被推举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4月18日，他在大会闭幕后住进玉泉山疗养。
10月1日，任弼时因病没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他和陈琮英一起坐在休养所的廊下，全神贯注地收听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实况广播。他激动地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这一天，任弼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坐在钢琴前，弹奏起《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铺开宣纸，挥笔誊抄《木兰辞》。11月底，经苏联医生建议并经中央同意，任弼时赴苏治病。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回到北京。接着，他带病参加了七届三中全会的部分会议。6月26日，他又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毛泽东批准他每日工作不得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10月24日，任弼时像往常一样，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又同工作人员交谈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之后，他继续伏案查看朝鲜战场形势图。夜深了，他在地图上标了最后一个红圈，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7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0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任弼时逝世，高度评价了他为党为国为人民努力奋斗的一生：“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在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任弼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努力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特别是和毛泽东等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长征中，他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抗战初期，他奉命出使共产国际，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对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任弼时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在筹备党的七大、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任弼时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部队政治工作倾注了毕生的心血。1928年，他曾负责修定党的第一份军事工作纲领。他先后担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做好军队的政治工作，强调军队要与人民紧密结合。他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政治坚定、纪律严明的新型军队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任弼时始终站在青年运动的前列，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导师。在团的初创时期，他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为青年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十分重视团的建设，反复强调团组织必须以工农劳动青年为主体，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组织和党最有力的助手。
任弼时具有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甘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格。尽管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等多种病症，任弼时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叶剑英曾这样形象地评价说：“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30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彰显出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道德品格，鼓舞着共产党人负重奋进，负重致远。
任弼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少年时代，他就在作文中表达了“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的强烈爱国心。在探索和比较中，青年任弼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并为此奋斗终生。在遭受敌人惨无人道的电刑后，任弼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在中华民族面临日寇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他坚信“多难可以兴邦”，号召“在长期抗日斗争中来兴我国邦，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他把“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即便是在革命年代，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革命是为了建设，“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任弼时具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玄空”的理论“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而“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在他看来，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将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纠正，“理论与实践联系，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任弼时在总结我们党2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曾鲜明地指出“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他还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过程中，他多方调查计算脱产人员的吃、穿、用、烧。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连四个干部一盏灯每年的用油量，六个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开支，他都一一做了计算。他认为“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能“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任弼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他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他甚至提出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拥护作为检验我们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他说“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任弼时特别注意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倾听群众呼声，满足群众迫切需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他号召根据地干部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在长征途中，他教育部队“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在抗日前线，他再次重申每个战士都要“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在党内，任弼时也被认为是“很会接近群众又能使群众接近他的人”。
任弼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格、真挚的为民情怀，诠释了一位模范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