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风采(老一辈革命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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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生平简介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朱德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同志称赞朱德同志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朱德同志当之无愧!

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在近代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使中华民族走出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苦难,迎来了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朱德同志就是这些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朱德同志在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朱家世代为农,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母亲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两岁过继给大伯朱世林。1892年,朱德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丁家私塾。1896年,朱德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一面学习,一面劳动。1905年,他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当年秋天,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1906年,朱德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学习,写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豪迈誓言。一年后,他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大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那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把国家和民族推到濒临灭亡的边缘,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许多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样,朱德也萌发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志向。在体育学堂,朱德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1908年,朱德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当时社会的黑暗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怀着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满腔悲愤,出于强烈的爱国救民思想,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不久,他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投身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他被选送特别班。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提前毕业,被分派到云南新编陆军。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他参加云南为响应武昌起义而发动的“重九起义”(发生在农历九月九日,故名)。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1912年,朱德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1914年,他被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的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1916年,他率部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成为滇军名将。1917年7月,朱德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

然而,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贫困和苦难的深渊中。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朱德在苦闷中继续进行探索。1920年,他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他在徘徊和苦闷中看到了希望,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21年春,朱德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

1922年8月,朱德前往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随后,他和孙炳文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22年10月,朱德到达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当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从此,朱德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1924年,朱德在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留学,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1925年,他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在德国期间,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朱德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5年7月,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争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7月,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他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朱德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朱德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培训革命军事干部。4月,他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朱德离开南昌奔赴武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朱德返回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他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作战失败。起义军余部孤立无援,强敌尾追,粮弹皆缺,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德挺身而出。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率领起义军余部,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1928年1月,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朱德领导发动遍及二十几个县的湘南起义,建立了六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进行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

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共万余人开赴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中国的第一支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他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次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继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更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朱德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四军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互相配合,开始点燃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烈火,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

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朱德任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0年至1933年,凭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经验,朱德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沉着机智地指挥红一方面军,以寡敌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围剿”。他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强调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朱德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而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予以应对。1934年1月,朱德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在这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和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途中,朱德同红军将士生死与共,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经受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考验。9月,张国焘公开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挟制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部南下,并另立“中央”。朱德身处逆境,却坚持原则,坚持耐心说服和教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动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

1936年3月,朱德致电红二、六军团,促使其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6月,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一起北上。10月,朱德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实现了在西北的会师。毛泽东评价朱德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朱德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朱德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局面。1937年8月,朱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他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随后指挥八路军各部实行战略展开,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朱德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真诚团结友军,积极配合作战,促进了八路军同在华北友军的团结。1938年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当年春,朱德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对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当局逐渐推行政治限共以至军事反共的政策,华北抗战出现了复杂、困难的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军事“磨擦”,朱德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斗争,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1939年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八路军与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39年春,朱德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1940年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

在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到1940年为止,八路军、新四军由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7月,他同彭德怀、左权联合部署“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开荒种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他亲自指导南泥湾的开发工作,推动大生产运动,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南泥湾”精神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德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宣布投降。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连续发布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和接受日伪军缴械投降的七道命令,人民抗日武装迅速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

在解放战争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1945年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同时,参与指挥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作战。这些工作对改善我军的战略态势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朱德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朱德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开展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怎样进行攻坚战,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10月,他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朱德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11月,朱德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朱德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他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参加指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南下作战以及解放西南、西北的战役,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朱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朱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任务提到全军面前。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的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还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1950年10月,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朱德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1951年9月,他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做《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1955年9月,朱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11月,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他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在纪律检查工作中,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他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先后主持了170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在朱德的主持和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并批准国家预算和决算报告等工作,监督和支持政府工作;制定了一批法律和法律性决议或决定,审查并批准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涉外条约,有力地推动了立法工作,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尽管年事已高,但朱德仍不辞辛劳,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建设、群众生活和军队建设情况,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各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间,朱德曾先后到全国各地进行过170多次调查研究。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1952年3月5日,朱德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1953年2月,他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3月,他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1958年1月,他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1960年,他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并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1961年,他赴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并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1962年,他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并致函党中央,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3年,他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并致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朱德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8月,他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2月至翌年3月,他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等国。1959年3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与林彪、江青集团进行坚决斗争。在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困难情况下,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坚信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驱散乌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晚年,朱德重病在身,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表现出共产党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高尚品质。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朱德是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总结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思想和原则。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始终坚持军队一定要听党的指挥,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他认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应该是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

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他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他还总结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等四十八字法则,创造出大兵团伏击歼灭战、城市攻坚作战等宝贵经验。

朱德十分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用战争经验指导战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作。他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

在党的七大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系统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

朱德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党我军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德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朱德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德在为党和人民的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就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就是要学习他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就是要学习他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

朱德信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矢志不渝。朱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把为党和人民而奋斗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自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朱德沉着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朱德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1975年初,在朱德八十九岁高龄时,还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这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

朱德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这一特殊的人生历程造就了朱德对党、对人民的炽热感情。朱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要求干部和党员始终注意防止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防止贪污腐化,否则就会失掉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他曾指出:“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他的这些谆谆教导,至今对我们的各级干部和各项工作仍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朱德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朱德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

朱德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历来是我们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他身经百战,却从不居功自傲;身居高位,却依然过着普通人的简朴生活;功勋卓著,却依然平易谦逊得像普通一兵。他从不向人民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甚至在遭受不应有的委屈时,他也襟怀坦荡,毫不计较。他把功劳、荣誉、权力统统归于党和人民,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历史使命。他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居功,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居,充分体现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在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井冈山时期,他身为红四军军长,经常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人所共知,至今传为佳话。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延安时期,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粗布军装,吃粗粮野菜,住草棚窑洞,带头参加大生产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物质条件改善了,他依然生活俭朴,轻车简从,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朱德对同志敦厚慈祥,关心体贴,以诚相待。朱德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后代,“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朱德模范实践了毛泽东倡导的“两个务必”精神。

朱德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将传颂千古。朱德的思想、品德、风范对广大青少年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