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以这件事为佐证，来证明基督教思想来源于神。我并不想加入到这个辩论当中，只是想指出，当时大多数的罗马人都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早期传教士四处传教，吸引了很多人，这些都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这和窘苦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是一样的道理。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勒出了一幅罗马的图画——士兵、政客、企业富翁和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个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的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的峡谷里或是那不勒斯的海湾之中，享受着快乐文明的生活。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的全部。在城郊那些像牛毛一样多的贫民窟里，却很少见到诗人歌颂太平盛世、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作丘比特的繁荣盛况。
放眼过去，全是一排排凄凉惨淡的平房，那里面人头攒动，臭气熏天。劳苦众生的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男女女的眼中，只有那个朴实的木匠的传说才是真实可信的。传说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辛勤劳动换来了每日的衣食；他热爱贫苦之人，因此被残酷贪婪的敌人杀害了。的确，穷困的罗马人当然听过米特拉斯、伊希斯和阿斯塔蒂的大名，但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群，只偶尔出现在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基督——有希腊传教士之称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有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就曾听到过他的演说。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的黑暗小花园里，曾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有的渔夫到过戈尔格塔山附近，他们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的惨状。
我们要弄清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亲身的接触，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感情，使基督教的教义远远优越于其他的教义。基督教的爱表达的是各个国家里深受压迫、权利被剥夺的人们的呼声，因此得以向四面八方传播。基督的教义与后人所记录的内容是否一致倒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奴隶们有自己的耳朵和内心的判断，能够理解。他们在基督对光辉未来所许下的诺言前兴奋不已，庆幸着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等来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语。
在世界强权面前，他们再也不显得那么卑贱可鄙了。
反之，他们成为了受到慈父宠爱的小孩。
他们会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住在萨姆尼别墅的深宅里的那些趾高气扬又霸道的人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应运而生。基督教是第一个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大众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的发展（个别情况除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心灵经历的，无论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可怜的人被分成不同的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并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就要缴税，还要被强征入伍，东征西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其真正的创始人所知甚少。这的确很遗憾，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内容之一。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互结合而成的产物。其中一个是耶稣仁爱、慈悲和理想的代表，另一个是狭隘、僵化的地方主义的代表，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胞们从一开始便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隔离开了。
通俗一点讲，这种狭隘僵化的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横融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它行之有效，却又不合情理。
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追溯到保罗生活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事实：基督教的兴起始于一场自犹太教内部发起的纯民族主义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带来的威胁针对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土地上的统治者。
耶稣在世时当政的法利赛人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煽动性的宣传鼓动会威胁精神垄断，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武力维持的基础之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惊慌失措，不得不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政者还没来得及插手干涉之时，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处以极刑。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耶稣不死，他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过早，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只言片语去告诉后人应该如何做。
然而，这倒是件好事。
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明确的教条，这反而使门徒们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遵循白纸黑字的教规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争论上，沉缅于对让人困惑的句号、冒号的研究中。
当然，如若这样，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这个新信仰产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步其他众多教派的后尘，以详细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警察把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被扔到大街上而结束。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是匈奴和哥特的侵略一佯，为什么罗马当政者不采取武力镇压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那个东方先知在家奴中引起了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重现于世，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这个世界会在一团火球中灰飞烟灭。
不过，这已经不是贫苦阶层第一次为了某个宗教而发狂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警方会严密注视着动态，不让这些贫穷的狂热者扰乱帝国的安宁。
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警方戒备森严，但却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这个新宗教的追随者进行活动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起初，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博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旧式的主仆关系。圣徒保罗赶忙解释，他的王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接受现实，以期在天国里获得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都在抗争着罗马法典中对婚姻的规定，她们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这个词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此时保罗又站出来，用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道理恳求他亲爱的姐妹同侪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心生疑惑，并说服他们继续过着半奴隶式的生活。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后，这一直就是女人们的本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基督教对法律极其尊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政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符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平民百姓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生活贫困，只要能够积累财富，他们的良知就会妥协让步，以此实现生活上的富足。
由于数世纪以来，古罗马的最下层人都沉缅于恣意吃喝和打架斗殴，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初这群面容严肃的人停止了以粗俗的方式取乐，那些男男女女开始全神贯注地倾听关于耶稣的神奇故事。耶稣像普通的罪犯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很不光彩。这些人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超然地看待这个新的发展趋势。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场合的隆重祭祀，信徒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流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去旧的圣地，而走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这当然会使他们恼怒，于是他们大肆诽谤，咒骂那些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说他们背叛了祖先的上帝，为纪念异邦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这些人是托钵僧，和信奉伊希斯、伊斯塔尔、巴尔、西布莉和阿提斯神话里那些印度瑜伽信徒、僧侣和圣职者一样，他们年复一年地挥霍罗马中产阶级的金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倘若基督教跟他们一样，为自己提供的所谓“天启”定价收费，那他们也只会视之为竞争对手，不会有如此滔天的怒气——生意毕竟是生意，偶尔让别人分一杯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送吃的，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得实在过分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是做不到这样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了，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土地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神秘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在他们看来，见面打招呼喝杯酒，或者偶尔帮人付个酒钱的都是佳友善邻，而那些自命清高，不愿涉足斗兽场，看到战俘被拉到卡比托利欧山游街却不欢呼的，都是普通人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区，它成为了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借口。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下令在首都放火，毁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罗马。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会把罪人的世界化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引得谣言四起。有老妇人说她曾经听过基督徒跟死人对话；又有人说基督徒专门拐骗小孩，然后把他们的喉咙割开，将他们的血涂抹在阴森古怪的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丑恶的行为，但这是因为基督徒过于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行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殉道者临刑前凛然的态度是对新的信仰和死去的基督徒们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前仆后继，生生不息。尼禄皇帝在他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于公元68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宗教信息的交流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不要忘记，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布道。有一小段时间，他曾离开过故土，不过也只有那一次。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当然也是为了犹太人才这样做的。普通罗马人根本无法从他的言行间分辨出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完成了如下事实：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抗议过，并有效地做了斗争，取得成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新教派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十分荒谬。但是，就像在他前后的许多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这方面来说，他的英年早逝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他不会遭遇和马丁·路德等改革者一样的命运，经历跟他们一样茫然无助的心情——本只想着为“内部”办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信徒，且只在叙利亚省内传播。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他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其中。他们十分厌恶敢于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讲救世之理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义愤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步耶稣的后尘。
不过，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去保护保罗还是有必要的，士兵把他安全地送到港口城市，他可以从那儿乘船回罗马去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都在担心并且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尤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当地的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圣城废墟的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了无穷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尤迪亚的小村子里发现了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士”，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中的幸存者。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他们的记载，他们远离文明的世界，形成了一套以憎恨圣徒保罗为宗旨的怪诞教义。到了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派和伊便尼派教徒的踪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再苟延残喘几百年，历史的车轮也无法倒退。
罗马把东南西北集于一个大的政治联盟下，从而使世界统一宗教的诞生变成可能。基督教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获得成功，而犹太教、米特拉斯教以及所有其他参加竞争的教派必定要失败。但不幸的是，这个新的教派没有摈弃自身的不良特点，其行文很显然是与其宗旨背道而驰的。
一叶扁舟曾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宽容。
但是另一个家伙也偷偷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但面纱下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