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千秋功罪
初识溪口
载着张学良一行的飞机穿云破雾，直向东南方向的宁波飞去。
从南京到奉化，飞机只能在宁波机场降落。由此再往南，须乘大约四个小时的汽车，才可到达蒋介石的老家溪口镇。
张学良从没去过奉化，没见过蒋家的风水运脉。在飞机上，他一直微闭着眼，在想蒋介石家乡的风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他曾听人不止一次说过，蒋介石的故居前有大泽，后有名山，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张学良不大信这个，每次听了都一笑置之。现在想起来，他不免有些黯然。如果溪口真是他蒋家发迹腾达的助运之地，那对他张学良，是不是就是蒋氏降他败他的落凤坡、伏虎岭呢？
他微微睁眼，向机窗外瞟了一眼。西天无垠，唯有白云悠悠。
飞机在宁波顺利降落，张学良在戴笠等人陪同下走下飞机，走向候机室。在候机室门外，早已停候着十几辆汽车，准备将张学良一行送往奉化溪口。
机场上空空荡荡。一阵寒风吹来，卷起水泥路上的几张纸屑和几缕黄尘。张学良紧了紧身上的灰棉大衣，又将领子高高翻起，遮住微微缩进的头。模样显得有些寒碜。
身后，一大帮卫士紧紧跟随。候机室内外，军警特务林立，远远地盯着张学良。
张学良扫视一眼，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走进候机室，一行人正略事休息，张学良却突然见到立于座位边上的张钫。他顿时驻足，大声问：“你好啊，张先生！你几时来的？”
“啊，汉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张钫的面色有些尴尬，没有正面回答张学良的问话。一见张钫这模样，张学良立即明白过来，他一定是刚从溪口领受了蒋介石的命令。
“啊，委员长是让你去陕西吧？”
张学良这么爽直的提问，令张钫实在难于开口。他望望旁边的戴笠，又看看四下里的卫兵，支支吾吾竟答不出话来。
张学良果然没有猜错。张钫是西安人，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后又任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期间，他和于右任被派作宣慰使前往西安，却被杨虎城的部队阻在潼关，连西安的门也未望见。两天前，他突然接到奉化拍来的电报，要他赶往溪口，蒋介石要对他面授机宜。
自从月初回到故土之后，蒋介石名为休息养伤，其实仍无时不在控制着南京的一举一动。对于西安方面不战不和的状态，政府内外已颇有微词。若强行进攻，他势必承担挑起内战的罪名，引起抗日军民的愤怒；若是接受西安方面的条件，则又损了他蒋某人和南京的面子，发展下去局面难以收拾。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在通过张学良向西安转达他的意向之外，再直接派人向杨虎城传话，施加压力，迫使西安在他提出的甲、乙两案中，立即进行选择，同时再让集结于潼关一带的中央军向前推进，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
蒋介石把这几个步骤称作“三管齐下”。
在派谁去西安的问题上，蒋介石颇费了一番心思。此人要能代表政府，又同西安有良好关系；既能表现出南京方面的强硬，又能使西安方面能够接受。在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中，去西安的这个人必须既是传声筒，又是说客。
蒋介石最终选中了张钫。
在溪口蒋母坟庄庐舍内，蒋介石同张钫的谈话，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谈完张钫便匆匆离去，赶往宁波机场，准备由南京再去西安。没想到，在这里竟然碰上了赶往溪口的张学良。
见张钫这副欲言又止、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模样，张学良突然笑了。大声说：“算了，张先生不便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料得到，张先生去了西安，也就是表示我张学良回不去了。”
一听这话，张钫有些紧张，感到张学良不回西安的责任都被推到他头上了，忙说：“副司令，话可不能这么说。”
张学良没理会张钫，望着候机室外那一排汽车，顾自说：“离陕之际，我对虎城说，过三五天就回西安。现在都快二十天了，却又身负管束赶往奉化。你说，”他收回目光望着张钫，“要是我能回西安，委员长他还会费心让你这么折腾一趟吗？”
张钫望望边上的戴笠，见他正招呼卫兵准备开车，便凑过身，低声对张学良说：“那天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怎么没想到马上就回西安呢？”
张学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浮出苦笑。他摇摇头，伸手向张钫告别：“算了，不说了，张先生。”他转头望了望边上的戴笠和一班卫兵，意味深长地说：“你这趟，责任重大啊。我回不了西安，那边要是打起来可不妙哦！”
汽车开出宁波，向南疾驶，不一会儿，便进入了层峦叠嶂中的山路。
张学良生在东北，逢到冬季，满眼皆是雪原。后到了西北，那里冬天除了严寒，似乎还有一种干燥和肃杀的气氛，加之风沙狂舞，令他很难习惯。此时置身于江南，虽然寒气未尽，可是远近的山峰上，却有未褪绿意的树丛和灌木，间或甚至可以见到星星点点的野花在风中摇曳。江南地区，湖河港汊纵横，山间亦有缓缓流淌的溪水，顺峰弯而下，在冬季也溅出几分生动来。张学良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又出洋游历过欧洲的山河，可此时，仍不免感叹江南冬季里的清爽与诗意。
车行了大约三个多小时，速度明显减缓下来。张学良一望，只见前方山势平缓，古树参天，一片房舍立于山脚下的树丛之中，四周是环绕蜿蜒的青瓦灰墙。
“怎么，到了？”张学良问身旁的戴笠。
戴笠点点头，指着那片房舍说：“这儿离溪口镇还有几里路，委员长的住地离这儿不远。由于给副司令准备的房屋还未收拾妥当，今天就暂时住这儿了。”
车在山脚下停住，张学良走下车来，见这儿视野开阔，环境安静，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待他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山口时，脸上却有些不悦，向戴笠皱了皱眉。
山口处，兵士散布，如临大敌。那片红墙边，便站有大约一排人。
戴笠讨好地笑笑，说：“这儿是委员长故居，现在副司令又来了，不得不加强安全防卫。负责副司令驻地保卫的是宪兵连的陆连长。另外，”他手指着站于身后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又说，“乙光在这儿，专门负责副司令的内卫，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他。”说完，向刘乙光招了招手。“乙光，副司令的安全，今后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了什么差错，别说是你，就是我戴笠也担待不起哟！”
“请局座放心，乙光将全力而为！”刘乙光向戴笠敬了个礼，手未从帽檐上放下，又转向张学良道：“副司令日后有何差遣，尽请吩咐，乙光将尽心为之！”
张学良朝刘乙光瞟了一眼，见其个头不高，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军阶是中校。他有些淡漠地挥了下手，口里“嗯”了一声。
此时的张学良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刘乙光，将从此陪伴他几十年的幽禁岁月，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踏上台阶、走进红墙之时，戴笠向张学良介绍说：“这座山叫武岭，这儿叫武岭门，”他用手指着一座宽大的黑漆牌坊，上面有“武岭门”三个金粉大字。“副司令下榻的地方，叫文昌阁，以前做过学校，环境倒还是蛮好的。”
张学良没有答话，来到了门口，才停下脚步，望着悬于屋顶上的“文昌阁”三个字，似乎略有所思。
文昌阁建于明代，是旧时学子荟萃之所。蒋介石发迹后，对故乡的名胜古刹全都做了一番修葺。已经破败的文昌阁经过精心修建，面目已焕然一新。阁前有碧潭观鱼的“憩水桥”，阁后是幽静雅致的“乐亭”，周围树木成林，景色秀美，清澈见底的剡溪就在近旁，可说是个依山傍水的风景胜地，比之南京宋子文、孔祥熙的豪华别墅，更有一种天然怡人的情味。
在门前流连片刻，张学良跨进门内，但见精舍温室，窗明几净，院内一切均是整洁雅致的布设。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坐在一把早为他备好的黑漆雕花木椅上。
“文昌阁，”张学良口里喃喃，旋即又缄口沉默，望向位于北面的溪口镇。
蒋介石此时肯定已知道我到了溪口了。他在他母亲的坟前养伤休息，而我张学良在文昌阁与他遥遥相对。难道他蒋某人是要让我在这儿伴养，闭门思过吗？
张学良没有答案。他知道，这也不会有答案。
他的心思又转向了西安。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后，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们，将会如何动作呢？
是夜，张学良秉烛夜书，给杨虎城和东北军的诸将领写下了来奉化后的第一封信，要他们在甲、乙两案中选择一案。“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为了抗日和避免内战，张学良决定再度委曲求全。
溪口镇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风景优美。全镇只有一条市街，东自武岭门起，西至武岭公园止，全长约五华里。蒋姓是该镇的一个大族。蒋介石生母王采玉，年轻守寡，23岁时由其堂兄王贤东作伐，续嫁于一个叫蒋肃庵的盐商为继室，此后便留居此地，于55岁上病逝，被蒋介石葬于溪口镇西面六里地处的一处山坡。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蒋介石在墓旁修了一处庐舍，青砖灰瓦，精巧严整，每次蒋介石回乡，都要在此住上些时日。
张学良在武岭文昌阁住下后，即提出前去拜见蒋介石，但却未获批准。两天后，蒋介石给戴笠下达命令，将张学良移至溪口镇西面约十五六里的雪窦寺中国旅行社。
雪窦寺因建于雪窦山而得名。这里属四明山脉，山上有高不可攀的徐凫岩。山中有峭壁凌空的三隐潭、瀑布直泻的千丈岩和空谷幽深的妙高台，山下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入山亭。当年宋理宗巡临杭州，在御榻上梦见此山，清晨起床后即挥御笔，写下了“应梦名山”四个字，命人送到奉化，县令率众跪接御书，并在山上建一“御书亭”，至今完好无缺。
雪窦寺便建于山中一片小平原上。这里山峦环抱，古树参天，林木葱郁，颇有古刹气派。在雪窦寺的山门上，竖立有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四明第一山”五个字，出自蒋介石的手笔。寺内庙宇庞大，飞檐鎏金，建筑宏伟。1932年，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法师受蒋礼聘，在此主持寺院。蒋介石每次返里，总要到寺里盘桓，并在离寺不远的妙高台别墅静居。蒋介石的许多重大决策，均谋划出自于此。
由于雪窦山、雪窦寺为名山古寺，加之这里又是蒋介石的故居，于是，当时的中国旅行社便在这里设了雪窦山分社，由一个叫钱君藏的人担任经理。1934年旅行社建成开业时，只有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会客室、卧室、书房、洗澡间等十几间房屋，设备较为齐全。一年四季游人不断。
1937年1月初，有两位身穿便衣的人自溪口方向来到旅行社，要这里停止营业，包租给他们单独使用。钱君藏一见两人盛气凌人的模样，知其大有来头，并估计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当即便唯诺不已，但表示他这里只是分社，一切业务要由总社同意。两天后，中国旅行社便拟好了包租雪窦山旅行社的合同，而签字盖章的另一方竟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来头果然很大。所有的房间全被腾空重新整修布置，还在房内安装了火炉。钱君藏以为蒋介石要移居此处，诚惶诚恐地忙前忙后，过了十多天，一切布置停当了，才有人告诉他，将要来这里居住的，是威名赫赫的张学良将军。
1月16日，天色明朗。虽是冬季，但四面群山环绕，遮住了寒风，雪窦一带可以感觉到丝丝春临的暖意。将近10点钟，一溜汽车自溪口方向驶来，停在旅行社门口。随着砰砰的汽车关门声，一大群人簇拥着身穿青灰棉大衣的张学良，拾级而上，向旅行社的楼房走来。
这天一早，雪窦寺一带就已处于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上山的唯一要道“入山亭”口，已配有一班宪兵和四名特务；旅行社门口和雪窦寺的殿门口，也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宪兵。除了旅行社的几名工作人员，所有的闲人都被阻在了几百米之外。
张学良大步走在头里。他眉头紧锁，只顾望着脚下的石阶。武装宪兵向他致礼，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来到旅行社楼前，他略略驻足，一眼望见了“中国旅行社”的牌子，两眼顿时一亮，眉头也略为舒展开来。
“啊，中国旅行社！”张学良轻吐了一声，似有些意外。
当时的中国旅行社是旧中国最大的官办旅游机构，总社在上海，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社，许多重大的社交活动均是在中国旅行社举办。张学良身为要人，经常出入于社交场合，对中国旅行社的服务颇有好感。在西安，他便常在中国旅行社内举行宴会舞会，招待来宾和应酬事务，“中国旅行社”几个字便由熟悉变得亲切。他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山乡，也会见到中国旅行社的牌子。
陪同的人渐渐跟上，拥着张学良进了一楼宽大的客厅。人群中，除了戴笠、刘乙光等人外，尚有张学良的两名副官，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夫人傅学文，从宁波陪同张学良来奉化的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及杭州市警察局局长等人。赵四小姐因听说于凤至将于近日来奉化，在头天便与少帅挥泪而别，去了上海。
吃过午饭，陪同的人渐渐散去，戴笠也告退去了溪口蒋介石处复命，屋里只剩下了张学良和邵力子。
张学良慢慢呷了口茶，望着邵力子半晌没吭声。邵力子朝他笑笑，说道：“副司令，你这次来溪口，我也算讨了个清闲，一心一意陪你读书来了。”
张学良没说话，那双眼睛似在发问：蒋介石怎么会派你来“陪”我呢？
大约是看出了张学良的心思，邵力子脸现苦笑，摇摇头，说道：“西安的事，牵涉的面远不只是你张、杨二人，有好多事，我在委员长面前也言说不清了。”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声。
“怎么，委员长把你也看做是我的同谋了？”张学良有些诧异，随即又笑了起来。“邵夫人不是还受伤了吗？要是与我同谋，那子弹总不会往夫人身上钻嘛！委员长未必连这个也看不出来。”
“哎，提起西安的事我就头疼。汉卿哪，你那一威风，可把我们都害苦喽！”
邵力子是浙江人，多少也算蒋介石的乡亲，多年来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于1935年被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当夜，邵力子夫妇在酣睡中被枪声惊醒，仓皇逃命。邵夫人傅学文刚攀上屋后围墙，意欲逃往墙外一家产科医院躲避时，一颗飞弹击中她的右手，穿腕而出，当即便坠墙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午后，局势趋于明朗，才请由杨虎城送入省立医院治疗。
蒋介石被扣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要见省主席邵力子。在当面向邵问过随他来西安的一班人的情况后，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不知道？”
邵力子一惊：蒋介石显然已怀疑上他了，于是连忙辩解，说事前毫无所闻，不然夫人怎么会中了枪弹。当时蒋介石没有吭声，但邵力子从他的目光中明显看出，委员长对他已经不再信任。至少，身为省主席，对事变这么大的“阴谋”，事前毫无所闻，仅此一条，便够得上“昏聩无能”的罪名了。
但蒋介石并没有革他的职，对他的“昏聩无能”提也没提，在同他谈话时，语气反而显得比过去更为和蔼。“张汉卿读书太少，才会有此莽撞之举。你是绍兴有学问的人，陪他读读书，好不好？”
既是委员长的意思，好得执行，不好也得执行。想起蒋介石在西安对他的问话，邵力子更是不敢有丝毫违背，立即收拾行李，拉着夫人傅学文来到了溪口。
望着邵力子有些难堪的神情，张学良心中也明白了他的难言之隐，于是便转了话题，问起他夫人手上的伤势来。
“都一个月了，伤口已经愈合，好啦。不过，”他望着张学良，颇有遗憾地说，“那只手，可再也没有过去那么灵便了。”
“这么说来，我早该通知你一声，尊夫人就免于受伤了。”张学良笑着说。
邵力子也不禁一笑，摇摇头，神情又渐转阴郁。“要是那样的话，我现在不知魂在何处啰！”
张学良望一眼邵力子，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
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多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张学良早起的习惯。
天刚蒙蒙亮，张学良便已醒来。许是还未完全清醒，他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当他看到房内生疏的陈设和旁边床上睡得正香的邵力子时，才想起自己已成了“囚犯”，在雪窦山中开始了幽禁生活。
窗户渐渐发亮，屋内充满了将明未明之时的那种朦胧静谧。他缓缓下床，披衣来到窗前。附近一带的山峦、树林和房屋，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冬日光亮中，一切都显得坚硬、洁净，同时又有几分呆板。抬头望望天空，有舒云淡雾轻轻掠过，大地在穹顶似的天空笼罩下，显出愁惨的拘谨和憔悴来。
忽然，在黎明的寂静中，响起了几道钟声。山谷随之发出回响，像是猛然间苏醒过来。“雪窦寺的和尚撞钟了。”张学良心中自语一声，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寺庙。虽然隔着些晨雾，但仍看到耸立于院墙之上的壮丽殿阁和鎏金画栋。一缕浓重的淡蓝色烟雾从殿阁中升腾起来，和着乳白色的雾气，在寺庙上空形成一团青灰色的淡云。“真是个超凡境界啊。”张学良感叹了一声。
背后有了些响动，张学良回头，见邵力子已从床上起来，正在穿衣。
“啊，邵主席起床了。昨夜睡得可好？”张学良问。
“还好，还好，”邵力子笑着说，“只是副司令虽眠而声息如雷，邵某伴君若伴虎啊。”
“你是说我一直在打鼾？”张学良望着邵力子。
“是啊，不仅打鼾，而且气度不凡哪！”
两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没办法，我这人一疲倦就要打鼾。只要免了劳累，自然也就心平气静了。”张学良仍然笑着说。“不过……”他在屋内走了两步，停下来看着那张他睡过的雕花大床，“以后你要再听我的鼾声，可能是没有机会了。”
“怎么？副司令要把鼾声也戒了？”邵力子有些不解地望着他。
“不，不是戒了，”笑意已从张学良脸上全然消失，变成一种怅然。“我是不会再劳累疲倦了。”言毕，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伤感。
邵力子没有说话，只望着窗前张学良魁伟的身体，心中也有几分黯然。忽然，他脸上又露出笑容，安慰道：“哪能呢，副司令。你恰当盛年，正是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读读书，于身心都大有裨益。将来重返沙场，更是气吞万里如虎啊！”
“但愿如此吧。”
两人都没再说话。邵力子穿好衣服，也来到窗前，顺着张学良的目光所向，看到了雪窦寺的寺院。寺内伴着木鱼的诵经之音，正徐徐传来。
“那是雪窦寺的和尚在诵早经呢。”邵力子说。
“深山古寺，超然得很啊！”张学良应了一声，偏过头望着邵力子，“我也算是与这儿结缘了。邵主席，你是绍兴有学问的人，对这里了若指掌。吃过早饭我们去这一带走走，你给我讲讲这里的山水草木，也讲讲这个寺院。怎么样？”
“邵某来这儿就是陪伴副司令的，敢不遵命？”
两人又都笑了起来。
虽然是早餐，却也显得很丰盛，有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橘，全都是应着张学良平日的早餐习惯。喝着乳香浓郁的牛奶，张学良禁不住想，也难为戴笠这一班人了，对他的生活习惯会熟悉照应到这种地步。
吃过早饭，负责看守的特务们得知张学良要去游山，忙不迭地去张罗布置警戒了。张学良和邵力子在餐桌前闲聊一阵，这才走出了旅行社的大门。
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冬意确已消失了。路旁山边，新生的绿草正怯怯地探出头来，柔软的柳枝上，生长出了翠嫩的绿意。阳光虽未灿然展露，但人们可以明显感到，从天而降的气流中，已经有了浅浅的暖意。
“在北方，这时候树上还满是冰凌呢。”张学良说着折了一根柳枝拿在手上，用手触了触上面的绿芽。
“南方就有这样的好处，冬季短，冷也冷不到哪儿去。”邵力子说。
“不过叫我在南方生活，我还是不惯。”张学良将柳枝折断，扔到一旁。
“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邵力子小心翼翼地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学良遵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军未加抵抗便将部队撤往锦州，其后锦州、热河又相继失守，不得已而撤军关外，至今已近六年未踏上故土了。邵力子曾听张学良说起过在锦州的其父张作霖的墓园，言语间流露出对父老和故土的怀念和歉疚之情。邵力子不想在此时再去触动张学良的伤感之情，岔开了话题。“副司令，我们在这儿看看山吧。”说着停下了脚步。
张学良也停下来。举目四望，群峰耸立，唯有他们所立之处是片平原，纵横约有百余顷地。
“四周都是山，这儿像是个盆地了。”张学良说。
“是呀。这儿是九峰环抱，玄珠峰、天马峰、象鼻峰、五雷峰、石笋峰，每一峰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峰比一峰俏丽。你看看那边——”邵力子用手指着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峰。“那面最高的一座叫乳峰，下面有个石洞，一年四季泉水不断，从洞口喷涌而出，其色如乳如雪，所以整个山都叫雪窦山。各个山峰的流水都向这片平原汇集，到了南边，就顺山而下，形成瀑布。由于山势高，所以也叫千丈岩瀑布。要是下了雨，诸峰流水增量，汇到千丈岩便如万马奔腾，声动九霄，壮观到了极点，可惜——”
“可惜今日无雨啊，”张学良打断邵力子的话，“不然我们也可以跃马奔腾了。”言语间颇有豪壮之气。
“你会看到的，”邵力子说，但又马上摆摆手，“不过春天不行，细雨绵绵，成不了气候。要领略千丈岩瀑布的气势，还是得夏天来。一场大暴雨之后，山洪顺山而泻，那时往千丈岩边一站，还真有点惊心动魄呢。”
“到夏天？谁知道到夏天我又上哪儿去了？”张学良有些烦躁地说。
邵力子觉出了张学良对于时间的敏感，连忙又转了话题，指着近旁的雪窦寺：“由于有这个瀑布，所以这座寺庙最初也就叫瀑布院，建于晋朝年间，结庐的都是些尼姑。咸通年间，这深山里也逃不过战乱，兵火相加，瀑布院也毁为废墟。后来又重新修建，但是改了名字，叫瀑布观音观。到咸平二年，才改名为雪窦资圣禅寺。”
“这寺庙来历也算得是悠久了，”张学良点点头，说道，“恐怕有不少传说吧？”
“两千多年，这儿的传说，一本厚书也写不完，”邵力子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不过，这儿最有名的还是出过一个典故。”
“什么典故？”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
“是吗？”张学良一听来了兴趣，忙说：“你讲讲看。”
这时，两人已来到雪窦寺门口，邵力子站下，向着寺内说道：“唐代的时候，这寺内长有一条大蚯蚓，每天天不亮就吱吱地叫，比鸡鸣还早。有个小和尚刚入佛门不久，方丈便指点他，每天听见院内蚯蚓叫，便要起身诵经做课。小和尚小小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日子一长，便对这条蚯蚓厌烦了。也不管佛门不杀生的戒规，打主意烧一壶开水浇到蚯蚓的洞口，烫死它。没想到这事让寺里的方丈发觉了，大为震怒，马上就要小和尚从千丈岩瀑布跳下去，以命赎罪。小和尚站在瀑布前，心惊胆战，放声大哭。恰在这时，邻村有个以杀猪为生的屠夫正巧路过这里回家，看见小和尚的模样便上前盘问。当他听小和尚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内心大为震动，对天长叹道：‘我靠杀猪为生，有三千头猪在我刀下丧命了。你一条蚯蚓还没我一条猪尾巴长，要跳崖应当由我先来。’说完扔下杀猪担，到崖边一纵身跳下了瀑布。”
张学良“啊”了一声：“千丈岩，千丈岩，屠夫的尸体恐怕也跌得粉碎没法收拾了。”
“不，不，你万万想不到，”邵力子使劲摆着手。“屠夫刚刚跳下，恐怕还没落到崖底，突然间天光四射，大地生辉，一阵香风徐徐袭来，伴有精妙绝伦的鼓乐。一只白鹤从岩底飞起，托着那位屠夫，缓缓升天了。”
“这是怎么回事？念他放下屠刀啦？”
“不，是屠夫抢了仙命。小和尚平日早起晚睡，青灯黄卷，天庭发了慈悲，打算在小和尚赎命之时，接他升天，没料到却让杀猪的给捷足先登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演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典故。你说这有趣不有趣？”
张学良没有回话，顾自走向寺内的殿堂。到了大雄宝殿跟前，他忽然驻步，朝着邵力子连说两声“立地成佛，立地成佛”，眉头拧成一团，像是从中悟出了什么。先前来看山访寺时的兴致已经大减。他一语不发地踏进宝殿，望着殿中央那尊硕大的佛像，久久未动一步。
邵力子这才意识到，刚才滔滔不绝讲的这个典故，是犯了张学良的忌了。
统率万众、叱咤风云的主帅，要他卸甲弃戎，闲若野鹤，会是怎样一番心境？
邵力子有些后悔讲这个典故，想另起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却见张学良一手握拳，朝向溪口方向，满脸涨得通红，大声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
邵力子怔怔地望着少帅，见他眼里已涌起两汪泪泉，忙劝道：“汉卿……”
张学良手一摆，止住邵力子，摇着头长叹了一声：“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说完便默然无声。
过了好久，邵力子才凑近过来，劝慰似的说：“我看这事不要多想了，汉卿。委员长有委员长的难处。你呢，就把在这儿的日子看成是临时疗养吧，吃饱睡足，再游游山看看水，将来一想起，恐怕还是难得的呢。”
“将来？哼！”张学良露出一丝惨笑，袖子一拂，转身出了大雄宝殿。
邵力子没有动，只望着正抬步跨过高高门槛的少帅背影摆摆头。“真是个坦诚而又天真的人哪！”邵力子心中感叹道。张学良少年得志，一生花团锦簇，平步青云，阅历尚显浅淡。加之他自幼受染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识不透。他刚愎自用但又年少气盛，以诚待人又往往过于单纯，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假如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草莽习气能传一点点给少帅，那么西安事变的结局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邵力子就这么想着，一步步跟上了少帅。“汉卿，雪窦寺大得很，是不是再到别处看看？”
“今天就算了吧。到路上随便走走。”说着，张学良也迈步出了寺院。
几名看守特务忙跟了上去。
一阵凉风吹来，撩起张学良的灰色长袍。在青虚虚的山峰衬映下，邵力子猛然感到，张学良显得是这么单薄，这么孤独。
“真是虎落平阳啊！”他不由得慨叹一声，快步跟了上去。
蒋介石、张学良都在注目西安
张学良于1937年1月13日刚到溪口之日写给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在西安军营中引起一片欷歔。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表示：不释放张副司令，一切都无从谈起。
为了向南京政府表明立场，西安方面决定派遣鲍文樾和米春霖二位将军代表东北军，陕西财政厅厅长李志刚代表西北军，同南京谈判。李志刚是杨虎城驻南京的代表，在南京人熟地熟，和许多上层人物都能说上话。南京政府中的一些东北籍政界、军界知名人士，如莫德惠、王树常和刘哲等人，都对谈判表示出积极的态度。
由于蒋介石回老家养伤，主持谈判的南京政府领导人为何应钦。在各种公开场合，他都表示，要本着宽宏大度和仁慈精神，和平处理西安问题。
但是，谈判进行得极为艰苦，谈判桌前的交锋极为激烈，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和平解决的希望宣告破灭。
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南京政府拒绝让张学良返回西安。
谈判尚未结束，何应钦便一封密电发到溪口，向蒋介石报告说，西安不服从命令，不打算接受甲、乙两案中的任何一案，因此，依他何应钦之见，仍主张对西安实行讨伐。
但蒋介石想的却不一样，他不主张讨伐，而主张和平解决。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在西安答应了六项条件，一旦讨伐，他便会被指责为背信弃义之人；另一原因是蒋介石担心战事一起，挑起内战的罪名势必落到他头上，日寇步步进逼之时，他无论如何不愿担此罪名。
为免何应钦借事生非，蒋介石嘱令李志刚和鲍文樾前往奉化晋见。
在此情况下，李志刚和鲍文樾由南京飞往杭州，换乘汽车赶往奉化，面见蒋介石。
两人向蒋介石致过问候，便迫不及待地道出了来奉化的目的：“西安要求张副司令早日回去，以便做好善后工作。他不回去，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内心都浮动不安。”
蒋介石早已从南京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了二人的意图，为之想好了托词：“张汉卿回不回西安，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纪律的问题。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差，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学读书。”蒋介石半仰在床，用手指点着两人：“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弥天大谎，连蒋介石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脸上显出些不自然，于是话题一转，说到杨虎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杨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杨虎城的部下充任。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
第二天，蒋介石将一封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交给李志刚，令他迅速回西安交给杨虎城。
这实际上是一封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信，对杨虎城又打又拉，并作了许愿。东北军的将领们听杨虎城读过信后，纷纷痛骂蒋介石。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表示，只要张学良不回到西安，他们便要同蒋介石拼命。
杨虎城举措难定，最后只好再让李志刚去一趟奉化，表达西安的决心。临行前，周恩来告诉李志刚，此去奉化有三个任务：一是要张学良回西安；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何大举西进；三是看蒋介石究竟有没有转变政策的意思。
1月下旬，李志刚肩负重任，再赴奉化。
蒋介石仍是在休养的蒋母坟庄接见了李志刚，劈头就问：“西安情况怎么样啦？”
李志刚想了想，决定将西安的要求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说道：“西安开过了会，各方都参加了，大家一致要求张先生回去。”
蒋介石一听，立即不悦地偏过脸，摇着头说：“张汉卿在送我到西安飞机场的时候，我就劝过他不要来南京，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之由之了。他现在就住在溪口，你可以见见他，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没来南京的时候，事情由他也由我。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要想回西安，就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听着蒋介石的辩解，李志刚一时竟无言以对。
“你应该明白的，”蒋介石又说道，“西安闹的事，他和杨虎城使我威信扫地了，我现在的话，在南京产生不了效力。”
这是推托的话，李志刚心里一清二楚。蒋介石虽然回了溪口，但南京的哪一个重大决策敢不经过他的点头。李志刚对此不敢言明，只好转了话题，说起杨虎城现在很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
不料蒋介石一听，顿时怒气冲冲，从床上半撑起身子，大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他自己不看书，你们也不帮助他看书。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他什么也不懂！”
李志刚心中咯噔一下。蒋介石在庐山的军训讲演全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内容，蒋介石此时又提出来，表明他的政策仍无转变之意。想到西安的殷殷期盼，李志刚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你回去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蒋介石说完，背转过身，不再理会客人。李志刚只得悻悻退出。
离开蒋母坟庄，李志刚便乘车匆匆赶往雪窦寺，去见张学良。刚到雪窦山脚下，李志刚便见三个人在四周警卫的保护下，正在山边的小溪边散步。待车开近，李志刚发现，那三人中，一个是军统头子戴笠，一个是陪伴少帅读书的邵力子，而走在中间的正是张学良。李志刚连忙下车，向三人一一道过问候。在与张学良对视时，李志刚发现，短短数日，他已变得十分憔悴，下巴上的胡须好像已有几天未刮了，乍一看去，比过去苍老了十岁！只有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仍是那么热烈，那么焦灼，又似乎在传递着一种难言的怨情。
一行人开始折回旅行社方向。邵力子悄悄拉住李志刚，说：“这些日子，老蒋让我也住到山上，意思是帮助张副司令读书，可他哪里能读进去书啊！”
“为什么？”李志刚问。
“他是军人，是战将，日日想着回西安的事。”邵力子叹着气说，“有时候，汉卿跟个孩子一样，实在天真得可爱，既让人惋惜难过，又令人禁不住想笑。”
待回到旅行社，李志刚单独来到了张学良房中。
“张副司令，现在西安的最大心愿，就是想让副司令回到西安。我临走时，杨主任和东北军的诸位将领都一再表达了这个意思。周恩来副主席也要我向副司令致意，盼望您能早日回去主持大政。”
张学良久久没有吭声，看看李志刚，又看看窗外。正是夕阳西下，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
“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张学良声音缓慢地说，顺手拿过桌上的一本书，随便翻弄了几页。“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
张学良言毕，神色惨淡，发出一声长叹。
“如果，”李志刚为张学良的神情所感染，喉头有些发哽，“如果杨主任他们能坚持呢？”李志刚曾听鲍文樾说起过，张学良曾在上次他们到奉化见蒋介石时，秘密告诉鲍文樾，只要西安能撑住，他就可以回去。
现在听到李志刚问起此话，张学良双眼倏地一亮，说：“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只要他们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
李志刚默默地点着头，心想回到西安，他一定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反复讲明这一点。他明白，要是没有张学良，东北军的分化只是早晚的事；东北军一散，杨虎城孤掌难鸣，也难以撑持危局。
张学良已成为政局变化的焦点。
少壮派与元老派
蒋介石早就看准了一点，只要扣住张学良不放，东北军便群龙无首，西安便只能按他的意志实现解决。与此同时，他又对西安的军事将领施行了军事压迫、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和暗地分裂的手段。
日子一天天拖下去，蒋介石的目标正一步步地实现。到1月中旬，十七路军已有几个团投蒋，另有几个团军心不稳，而东北军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却无法驾驭全军。
杨虎城忧心如焚。张学良被扣之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加之军心动荡，手下兵马已只余下40000多人，无论是战是和，都面临艰难处境。
更令他担忧的是，苦心经营的“三位一体”，已经面临解体的威胁。
杨虎城已经风闻，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在同南京方面秘密接触，谈判由南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改编红军的问题。其实杨虎城自己也明白，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这三方面中，唯有共产党有明确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些穿着土布衣服的共产主义者们深知，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是他们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时候，就他们当时的力量来说，也还不足以完成这一场巨大的革命。由于日本侵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的问题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因而走到了一起。这种联盟只可能是暂时的，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大展宏图的前景。他们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远见预测到，西安事变如能促成消除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那么它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保安小镇的转折点。所以，中共方面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便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中共的态度尚属可以理解的话，东北军中所存在的危机就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了。张学良被扣之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军长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主张接受南京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保守派或元老派；另一派则是以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政治处长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主张先放张学良，不然宁可与南京拼个你死我活。
在李志刚、鲍文樾从奉化回来的第二天，身患感冒的王以哲在床榻前召开会议，讨论避免内战的问题。王以哲说：“副司令先不回来也不要紧，东北军的事由我先顶着。”其他老派将领也附和说，应当先求解决事变问题，不必把张学良回西安作为先决条件。
少壮派听到这些语言，大感惊愕。联系到元老派前些天积极释放被扣南京大员和飞机的作为，感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取媚于南京，投靠蒋介石，想必欲乘张学良不在取而代之。愤怒之情开始在少壮派心中慢慢滋生。
张学良在发动事变的关键时刻，特别倚重于少壮派集团，使他们看到了执掌东北军未来大权的希望。没有了少帅，他们便失去了靠山，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为少壮派军官们大都资历不深，没有太强的实力和兵权，他们能出人头地，完全是靠少帅的提携。对他们来说，解决西安问题如不包括释放少帅，就是对他们的领袖和事业的背叛。
而对那些兵权在手、实力雄厚的老将领，如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便不存在这个问题。少帅不回来固然令人痛心，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并无太大的损害，他们凭借手中的实力仍然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同的个人利益、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东北军分裂了。
少壮派开始暗中行动，加强了对西安城内通讯联络中心和城内特务团的控制。而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则开始积极与刚被南京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驻守于潼关的顾祝同频繁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由于对和平解决没有把握，他主观上倾向于少壮派，主张张学良立即回到西安。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是睚眦必报，一旦实现和平，张学良便是他的前车之鉴。
1937年1月21日。天早早就黑了，夜风从街上阵阵刮过，在电线上发出嗡嗡的叫声。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十七路军一些将领商议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六十多名营团军官涌进客厅来。
领头的是孙铭九。他向杨虎城敬了个礼，随即将一张大纸放到桌上，说：“杨主任，副司令临走时令我们东北军听你指挥。现在副司令被久扣不归，东北军的头们又无动于衷，各谋私利。我们这些人都追随副司令多年，现在大家签名表明心迹，请杨主任指挥我们，到潼关去拼个死活，让中央立刻放副司令回来。”
孙铭九说这些话时，已是涕泪满颊，到后来竟哭出了声。背后的几十个人也开始掉泪，整个新城公馆一片悲声。
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忍不住热泪满腮。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这是关键性的一刻。杨虎城在众人的哭声中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
由王以哲、何柱国同顾祝同苦苦谈判而得来的和平通电，被杨虎城压下了。
就在这天晚上，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又来到了中共代表团所在的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在周恩来面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蒋介石拼个高低。
面对少壮派的请求，周恩来耐心相劝：“张副司令之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盼望副司令早日回到西安。但现在不撤兵而与顾祝同对峙，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开战，就违背了张副司令发动事变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在信中的苦苦嘱托。再说，仗一打起来，南京方面更不会放回副司令，对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
“难道副司令就这么回不来了吗？难道红军也不帮我们打仗了吗？我们合作一场，没想到就这么以破裂告终啊！”孙铭九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少壮派说出这种话来，意味着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已生出了怨愤，而在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抗日大局的形成。
周恩来举措不定，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
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一走，周恩来与叶剑英便立即摸黑赶到了渭北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一起商讨处置方案。
那间红军统帅部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均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为了维护“三位一体”的同盟，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得知少壮派与中共方面的协议后，立即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硬拼对于东北军、对少帅和他们自己都十分不利；而且他们不大愿意同共产党搞得过于密切，不然战局一开，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与共产党紧紧拴在一起了。几员主将都主张，接受与顾祝同在潼关谈成的和谈条件。
这正是周恩来所担心的结果。他曾委婉地劝说过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要他们充分考虑中下级军官的情绪，但都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如果“三位一体”或东北军内部出现内讧，其结果只能是鹬蚌俱损，而唯独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但是周恩来却无法左右东北军的内部事务。
元月29日晚，在驻渭南的东北军第57军105师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四十多人中，有军长何柱国、缪澂流以及几乎所有的师长，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都出席了会议。
王以哲因病没有到会，何柱国代表他发言，主张接受顾祝同的撤兵条件，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但是，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的一席话，却使会场气氛全然改变。他慷慨陈词，历数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诈，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表达了官兵们不惜任何代价援救少帅的决心和勇气。张学良在东北军官兵们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实在是太大了，一时间，会场上弥漫起为救少帅不惜与中央军拼死决战的悲壮气氛。
没有人能扭转这种气氛。会议结果一致主战。原来主张求和的将领也被迫变了主张。
为了慎重起见，主持会议的中将参谋长董英斌要求赞成主战的人在议案上签字，好带回西安交王以哲军长执行。
随着沙沙的走笔声，四十多个人纷纷在议案上签了字。东北军的命运似乎就这么定了。人们好像已能感到战场上迎面扑来的浓烈的硝烟味。
但是，齐整整的渭南决议案在王以哲那里碰了钉子。他提出，于学忠是张副司令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应当把他从兰州接到西安，重新开会商议。
渭南决议搁了浅，应德田忧心如焚。他坐在王以哲的病榻上，伤感地说：“副司令不回来，我们东北军群龙无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王以哲也显得十分沉重，但却开导应德田说：“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还怕撑不住这个局面吗？”
王以哲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大惊。这么说，王以哲已经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心思了？人们惊愕地看着他，久久没人吭声。
这短暂的静默，注定王以哲必死无疑。
当晚，于学忠从兰州赶到西安。紧接着，在王以哲的病榻前，举行了“三位一体”最后一次首脑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都明白，是战是和，就看今晚的结果了。它将决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未来命运。
这一天，是1937年1月31日。
“二二”惨案——西安又演砸一场戏
杨虎城主持了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单为谁先申明自己的意见，会议就僵持了一个小时。
这不是“抛砖引玉”之时。人们都明白，他们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有可能决定千万人的生死存亡。
最后还是王以哲率先发言：“无论战和，都须当机立断。和平撤退的条件已与顾祝同谈好，这样僵持下去后患无穷。”
这实际上就表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于学忠一听，也表态说主张和平解决，要打的话，他的部队远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
看见东北军内的两位主将表了态，在渭南决议上签过字的何柱国也转了向，表示同意王以哲和于学忠的意见。
左右为难的杨虎城大失所望，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不打算撤退。但事变以来，我们同东北军一直是一致行动，现在既然你们主和，我力量少，就按你们意见办，和平解决吧。”
就在两天以前，周恩来才向少壮派表示过，如果东北军一致主战，那红军也不会袖手旁观。现在局势又颠倒过来，且合了共产党的本意，所以周恩来显得有些兴奋：“我们本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只是考虑到你们中有许多人主张用战的方式促使南京放回张先生，所以我们才表态支持朋友们的决定，不惜流血牺牲。现在，既然诸位将领都一致主和，那我们当然表示赞同。”
周恩来很郑重地看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一眼，提醒道：“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耐心说服部下，不要再另起风波。”
西安的前途就这么定下了。当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屋子时，已是后半夜，天冷得像是僵硬了一般。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难道少壮派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这很难说，”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
王以哲摇摇头：“笑话！我堂堂一个军长，我不信，少壮派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
何柱国无奈地背转过身，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一旦绝望，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
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何柱国的预感没有错。当“三位一体”最高首脑会议决定“主和”之后，悲愤交集的少壮派们集中到了应德田、孙铭九同住的启新巷一号院内。
在惨淡灯光的映照下，36位少壮派军官的脸显得分外阴沉。
“杨主任、周副主席都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大声嚷道。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有人哽咽着说，也有人发出了哭声。
“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
“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
“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何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
“对！对！”一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啪地放到桌上。
杀王、何的决议很快得到通过。36位少壮派军官开始拟定具体行动计划。
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人。
此时已是1937年2月2日凌晨2点。西安事变之后的又一场事变即将发生。
2月2日上午，西安所有的城门紧闭，一队队带枪的队伍从街上疾步跑过，又有些汽车轰隆隆地开来开去，令人感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将会发生。
第一个牺牲者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哗地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向门口。
手枪营连长于文俊率着一队士兵，一脚将门踹开，面向着想要撑起身来的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
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蒋斌因在西安事变期间扣留了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讯，已经在押；徐方的罪名则是与南京秘密勾结。
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
整个2月2日上午，西安都充满了恐怖气氛。由少壮派指挥的特务团士兵，手臂上缠着“反对和平”的布章，持枪在市内来回巡行，不时有枪声和爆炸声响起。
中午过后，气氛渐渐平静下来。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匆匆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少壮派不予闻知，擅自闯祸，一面同在新城大楼内的于学忠研究应急措施。
刚说了几句，应德田、苗剑秋领着一班青年军官闯了进来，要求于学忠下令，东北军全线出击，进攻中央军。于学忠已经得知王以哲等人被杀情况，两眼红肿，心神不安，此时忍不住痛哭流涕，陈言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军心不稳，他的部队又远在甘肃，实在是无力左右西安的局势。
众人一听，始觉于学忠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于是，只好让他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道不撤军的命令，准备发往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
驻守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得知王以哲被杀之后，大吃一惊。他同王以哲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平日很是亲近，少壮派犯上作乱，突然将其惨杀，令刘多荃顿时火起，当即便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往临潼，向西安作出攻势，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形成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此时，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被少壮派的发难惊得目瞪口呆。有人报告，说外界已有传闻，称少壮派的活动是受了中共的指使，亲近王以哲的东北军已扬言，要找中共代表团“讨还血债”。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连忙商议，决定立即作出姿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涉。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下午3时，中共代表团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走向南苑门外王以哲的公馆。在灵堂前，周恩来敬上祭品，又向遗像三鞠躬，沉痛地说：“王将军不死于‘九一八’，不死于古北口，竟死于自己人之手，我心里非常难过！”接着，周恩来又历数了王以哲的功绩和他在沟通东北军与红军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由于悲伤，周恩来满脸泪痕。他的沉痛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令那些原以为杀王以哲是“中共指使”的人顿时消释了误会。
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又赶去了新城大楼，面见杨虎城。
对于少壮派反对撤兵、力主作战的主张，杨虎城一度有过纵容，但怎么也没料想少壮派会采取极端行动，捕人杀人，甚至闯进他的公馆要杀避于此处的何柱国。因此一见到周恩来，杨虎城便掩不住他的愤怒，气呼呼地说：“应德田、孙铭九这帮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现在既已闯下大祸，他们应该学日本的武士道，破腹自杀，要不，就自己绑了，出面自首。”
周恩来见杨虎城正在火头上，便没接着往下说，而将话题引开，谈了一些现在需要应急处理的事。待杨虎城渐渐冷静下来，周恩来才沉稳地说：“今天发生的事，固然是孙铭九他们的错，但背景很复杂。这些天托派分子活动很频繁，利用了少壮派想早日见到张副司令的心理，大肆挑拨，说了很多不利于‘三位一体’的话。我看，孙铭九他们也是上了他们的当。”
周恩来一说，杨虎城也默然了。这些天他也接到报告，说是托派分子张慕陶混到西安，勾结国特分子暗中作了不少活动，其间与少壮派多有接触。
“那对他们怎么办？抓起来交给蒋介石？”杨虎城问。
“不能这么做。”周恩来摆摆手。“少壮派要求放张副司令的心地还是真诚的，在东北军中也有一定影响，对他们抓或杀都会把东北军搞乱。”周恩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最后转身望着杨虎城，说，“我看他们最好离开西安，先到云阳镇红军那里避避。你这里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平息怨气，可以过两天签发逮捕他们的通缉令，以稳定军心。”
“也只好如此了。”杨虎城痛苦地点点头。
“那么，关于与潼关的协议问题……”
“事已至此，部队乱作一团，打是彻底不行了，”杨虎城长叹一声，沉重地坐到椅上。“我已经想过了，现在只能走和这条路了，也算是执行了‘三位一体’的决议。今晚上我就派人去潼关，跟顾祝同签和平协议。”
“我们中共代表团尊重杨主任的决定。王军长死后，他的部队这几天可能会有行动，杨主任还要多留意一些。”
“知道了，周先生。”杨虎城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握手。“你们也要多留意一些。”
就在周恩来、杨虎城商议善后事宜的同时，东北军中的复仇势力已开始行动。缪澂流、刘多荃开始在军中逮捕“左派”和少壮派人物，并扬言要杀进西安，将少壮派斩尽杀绝。
少壮派军官们不知所措，他们自己的部队也出现了种种不稳的迹象。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不得不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请周恩来为他们点明出路。
周恩来同杨虎城商议后，心中对如何解决西安问题已有了底，因而显得镇定自若。
“周先生，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哪？”应德田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办？你们怎么不早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分外严肃地指责道。“你们自以为做得正确，是在替天行道，岂不知，你们这么干，是在分裂东北军，断送张副司令的性命！”
几个人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苗剑秋小声问道：“我们现在求周先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
周恩来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沉静地说：“我们代表团已经商议过了。你们三个人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必须马上离开西安。”
“去哪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先到云阳镇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去。这样可以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为下一步抗日保存力量。这件事我已作了安排，由我派人护送你们。”
当晚，被少壮派们称作“三剑客”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以及另外十来个可能被报复杀害的青年军官，在中共代表刘鼎的护送下，分乘三辆汽车，连夜赶到了云阳镇，见到了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实事求是地说，这三位少壮派人物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所策动的“二二”事件，却将东北军置于自相仇杀的边缘。三人在红军地区待了不久，都相继出走，苗剑秋投到了军统头子戴笠门下，后来到了日本，应德田、孙铭九却投进了汪精卫的汉奸组织，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九任山东伪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孙铭九又投降了国民党，1945年冬被中共李兆麟的抗日部队俘虏。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令张学良感慨不已。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以悲剧性的结尾收场，东北军中的“左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东北军的危机还未结束。
2月4日，由杨虎城出面，签发了一张逮捕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的通缉令，意在稳定军心。但此举并没有止住东北军缪澂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报复行动。他们擅自从潼关前线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
105师旅长高福源是最早在红军和张学良之间沟通关系的人，本来与孙铭九等人毫无关系，但却被怀疑为“少壮派”，由刘多荃下令予以枪杀。
枪杀王以哲的手枪营于文俊连长亦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许多少壮派军官都遭到逮捕，有的莫名其妙遭到枪杀。孙铭九被抄家，其妻险遭杀戮。
仅仅几天之间，东北军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杨虎城的部队在少帅被扣之后，散的散，降的降，整个十七路军只余下三万多人，对西安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
尽管是一场悲剧，但“二二”事件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这场历史悲剧的尽早收场。由于少壮派不再敢站出来说话，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尽快地接受了潼关和平撤军协议；南京方面在得知西安面临的困境和严重局面后，亦感到再无兴兵讨伐的必要，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也最终宣告破裂。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东北军、西北军撤军的计划。
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顺利开进了西安。
东北军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将士们无不忧心忡忡。
东北军向何处去？
将士们的目光再次投向“东北军的灵魂”——正受蒋介石“严加管束”的少帅张学良。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对于东北军中发生的巨大变故，张学良几乎一无所知。
过惯了轰轰烈烈的军旅生活，猛然间来到这个山旷人稀的地方，他有一种遁世的清静与悠闲。开始还觉得轻松自得，没过上几天，心中便涌满了烦躁。要读的书，早就摆满了房间，但拿起来只读上几行，便觉脑涨眼涩，只得扔到一边。雪窦寺四周，邵力子已陪他走了好几遭了，新鲜感渐渐消失，有时候他甚至连门都不想再出。可是待在屋内却又更加难受，坐立不安。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稍稍有些平静。坐在长长的门廊中，遥望墨绿色的天穹，他觉得这被群山封闭的空间，倏然扩展得无比广阔，大自然的千万种音籁，都在寥阔的夜空中消失了，只留下无尽的空洞与寂寞。
对张学良来说，三十年间就不知空洞与寂寞为何物。可是，环境对于人的改造与摧残居然如此厉害：三十年未曾体验过的，只寥寥数日，就让人全身心地感受到了。一种悲凉，一种沮丧，一种对于命运转折无能为力的绝望，乱糟糟地充塞在他心中，止不住的热泪，顺着日渐憔悴的脸汩汩而泻。
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他张学良竟然连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也寻不出来。日日夜夜，他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令他无论做什么，都难以遂意。
“这种日子，真不知要过到什么时候！”张学良这么想着，手也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惊得一旁的邵力子差点连书都掉到地上。
“汉卿，你这是——？”
张学良始知自己有些失态，抱歉地向邵力子点点头，又背转身朝向窗外。
邵力子迟疑一阵，来到张学良身边。“汉卿，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又挂念西安啦？”
张学良缓缓转过头，望着邵力子。“邵主席，不要说我这个戴罪之人，就是你这个陪伴的，心里痛快吗？”他低下头，在屋里走了几步，停在书桌前。“你当过陕西省主席，西安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复杂得很。现在我又走了，杨主任和孝侯（于学忠）他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我和你一样，与世隔绝，也是不知消息的。只听说顾祝同的兵准备开进西安了。”
“中央军开进西安是早晚的事。可是东北军的弟兄们去哪里，我这些日子一直放心不下啊。”
“听说你倾向于接受老蒋提出的甲案？”邵力子问。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甲案虽然要东、西北军退出西安，但好歹也还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之间也还相互有个照应。不过西北太苦，我担心有的弟兄可能会反对。”
“东北军对你是绝对服从的，你可以考虑再给他们写封信或者托人捎个信，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他们嘛。”
张学良摇摇头，脸上有些悲戚。“西安的事太复杂了，我说的话也不一定都行得通。况且我已走了一个多月，好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虎城那里，对你的话还是言听计从的。西安罢战不就是因为你的两封信嘛。”邵力子说。
张学良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目光却盯住了桌上中国旅行社的红道竖格信笺，似乎动了心。
但信还未来得及写，就在这天，张学良得到通知，说是过两天何柱国军长将来奉化，向他汇报西安的情况。
张学良闻之精神顿时一振：“嗨，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他立即叫来副官，吩咐他们做点准备，好招待西安来的客人。
此时的东北军，正处在其形成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作为旧中国渊源最深的军阀集团，东北军多年来一直靠张学良来维系其统一和严整，其内部所存的新老矛盾和派系之争，在张学良的节制下没有公开暴露出来。“二二”事件不过是少壮派和老将领们之间的一次较量，而其派系纠葛和人员的地域界线，也开始显露出它们在军中的危险性，无论是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还是缪澂流、刘多荃，无一人能号令全军。在西安问题的解决方案上，老将领们大都同意执行乙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再则，西北地区地薄物穷，军队难以维持。若开往苏、皖地区，条件相对要好得多，可以使部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生息。
由于南京方面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按计划取得了顺利进展，因而东北军没有因兵变和曾经抗拒中央军进入西安而遭到惩罚，它在兵力上也没有被立即削减。南京为东北军的前途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所有的东北军调到江苏和安徽，成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以适当安排东北军的军政官员；根据第二种方案，东北军集结于陕甘地区，于学忠继续担任甘肃省主席。
东北军师以下的官兵大都不愿东调，倾向于接受第二种方案，即蒋介石原先提出的甲案。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官兵们发现“三位一体”的存在对他们的个人命运乃是一种保障。西北虽然苦一些，但至少他们不会被视为杂牌军，受到中央军的歧视或被当作炮灰。
何去何从，军中论争纷起。于学忠等人只得派何柱国军长前往奉化，面见少帅，请求张学良的指示。
2月16日中午，何柱国带着师长王卓然和机要员田雨时抵达奉化溪口，见到了张学良。
“报告副司令：部下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前来晋见！”三人一起举手向张学良敬礼。
张学良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袍站在门口，也没还礼，只点点头说：“弟兄们辛苦了。来，先到屋里谈，待会儿再给大家接风。”
一行人随着张学良进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未及开口，何柱国已是热泪长流。
“柱国兄，你这是……”张学良有些惊愕。
“副司令，弟兄们日日夜夜都盼着您回去啊……”话语未完，何柱国已是放声大哭。王卓然、田雨时也用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张学良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副司令，你不在西安，应德田、孙铭九一帮人目无法度，兴兵叛乱，王军长他已经……被杀了！”何柱国仍在号啕大哭。
“什么？鼎芳兄他……”张学良大吃一惊，猛地站起。
见何柱国哭得说不出话来，王卓然便将西安“二二”事变的情况和平息结果向张学良作了报告。
“鼎芳兄，你命不至此啊！”张学良满脸是泪，双手微微颤抖。
在东北军中，除了张学良外，王以哲是实际的核心人物。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便投到张作霖门下，在北大营当连长。张学良见他行事干练，带兵打仗颇有一套，便将他提拔为团长，而后又师长、军长，他的一军人马，能征善战，装备素质在东北军中名列前茅。由于张学良将他视为兄长，许多军机要事，总是委托王以哲执行。在结成“三位一体”时，王以哲的部队最先沟通同红军的联系，并曾陪同张学良，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东北军与红军的会谈。西安事变中，王以哲力主兵谏，对张学良下决心扣押蒋介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现在，这么一位将才，一位侠肝义胆的兄长，却死于自己人的乱枪之下，叫张学良怎不痛心悲哀。
“鼎芳兄，”张学良双手紧抱，泣不成声地说，“学良在这里拜你在天之灵了！”说完，面朝西北方向，连连鞠躬。
众人恸哭不已。
哀过，哭过，叹过，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张学良才稍稍平静下来，同何柱国谈起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副司令，东北军没有您，实在是不行啊！”何柱国哀恳说，“你走时，手令于军长号令全军，可是这一阵子，于军长显得优柔寡断，难以镇住大家。我原想，不行就让王军长出来，他的话大家也还是听的。你走后，西安的事大都是王军长定的，上层将领们也没什么话说。应德田一帮人叛乱的事，我给王军长提醒过，可是他太自信了，不信东北军里有人敢把枪口对准他，结果就……”何柱国又哽咽起来。
张学良一动不动，呆了似的望着对面的墙。墙上挂有一幅辛弃疾的词，上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像火一般灼着他的双眼。
“上上下下现在都有些什么打算？”张学良问，目光仍没离开那首词。
“高层将领们一般都倾向东调，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不过，师以下的一些官兵另有些想法，不想离开西北。”
“为什么？”
“大家对‘三位一体’还有留恋，对周先生的人格也很赞赏。”
“是啊，”张学良回过头来，逐一注视着三位下属。“‘三位一体’来之不易啊，大家都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血。鼎芳兄曾经对我说，要保存东北军，只有依靠共产党。这一点，大家都是有体会的。”张学良缓缓站起，在屋里走了几步，最后站到了何柱国面前。“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是！”何柱国响亮地回答了一声。
“看起来，短时间我是回不去了，委员长还要我在这里读书思过。”说到此，张学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修身养性，难得啊！”
“东北军的去向问题，大家还想听副司令的指示。”王卓然说道。
“诸位将领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九一八’之后，弟兄们背井离乡，吃尽了苦头；同红军打仗，又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兵谏之后，人心浮动，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所以才有杀王军长的举动。”张学良缓慢言语，神色惨淡，好一阵没再说话。
“我看，就按诸位将领的意思办吧。”此话一出，两行热泪从张学良眼里夺眶而下。“东北军是需要休养一阵了。苏皖是富庶之乡，好歹比西北强。稳定下来，好拼足劲打日寇。”
“大家也都是这么想。不想再打内战，要求把自己的命拿去拼日本！”王卓然说。
“军人就应当这样，”张学良点点头。“‘九一八’之前，我对日本的判断失误了。我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大举入侵，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来又占了锦州、热河。我想日本军人应该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没想到，他们居然用枪逼着他们的政府定下了侵华政策。国仇家仇哪，人人都应当向日本人讨这笔债！”
“副司令的话，柱国记住了！”何柱国起身立正。
夜，已经很深了。群山在黑暗中隐去，留下衬在天边的一围暗影。风起得很轻，但却连连不断，撩着尚未成熟的树叶在屋外簌簌作响。雪窦寺里的晚经早已念过，偌大的寺院黑影幢幢，寺外挑着两盏孤灯，显得分外神秘幽深。
张学良毫无睡意，独立窗前，遥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陪读”的邵力子，已于日前离开奉化，回南京去了。屋里只有张学良一人，每到夜间，难言的孤独就会随着黑暗潜入，像小虫子一般，咬噬着他的心。同何柱国他们谈了大半天，张学良也着实疲惫了，但脑子里却如江河奔腾，无法平静下来。
王以哲被杀，高福源遇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出走……东北军军心不稳，前途未卜，自己又身陷囹圄，无法号令全军。作为东北军的主帅，怎不令他忧心如焚，泪雨难收！
已经是后半夜了，门口的哨兵已经换岗，正从他楼下悄然走过。
张学良慢慢离开窗前，到桌前铺开信纸，给于学忠写信：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尤以鼎方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供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
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开源（缪澂流）、宪章（董英斌）、静山（吴克仁）、芳波（刘多荃）同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
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
于溪口雪窦山
信未及写完，张学良已是热泪长流，几番滴落下来打湿了信纸。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笔一扔，坐在桌前愣愣地好一阵伤感。
他又想到了杨虎城。这位兄长似的人物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民党中算得是元老，为人沉稳真诚。他是陕西的实力派，按说对东北军1935年入陕，“抢”了西北军的地盘理当不满，可是，他却以诚相待，事事处处都尊重他这个后辈的意见，每每想起来，都令他心中涌起一股热流。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问题上，杨虎城曾再三规劝，可是他却没能听进，一失足终成千古之恨。事变之后，西安可谓是个散摊子、烂摊子，杨虎城艰难撑持，实属不易。现在东北军又即将东调，西安的情势更难说清。过去常听人说，蒋介石在收拾异己问题上，可谓是“炉火纯青”，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的命运，将很难料测，说不定将会遭遇到比他和东北军更为艰难的境地。
“虎城兄，真是难为你了！”张学良心中自语一声，又提起笔，开始给杨虎城写信：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尔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愤）事之想，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弟良启
二月十七日
写完这两封信，已隐约听见远处村落中传出的第一声鸡鸣。张学良抬头望望窗外，发现夜黑得似乎比先前更沉了。
天恐怕快亮了吧？
他起身走到门边，揭开了2月18日的日历。
一宿未眠，张学良眼里现出了血丝，脑袋也有些晕乎乎地发涨。
吃过早饭，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来到旅行社客厅，说是溪口老蒋那里已来电话，催他们立即返回西安，准备去开封参加整编东北军的会议。他们想再听听少帅有何指示。
张学良苦笑一下。他知道，老蒋是不愿意何柱国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的。他虽然已陷入囹圄，可毕竟还是一只虎。老蒋不想东北军中再有任何人染上令他心有余悸的虎气。
要说的话似已经说过了，可又好像刚刚开了个头。时世变幻，人生感遇，以及对莫测命运的忧患，又哪里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一想到他们将离他而去，回到令他情牵梦绕的西安，回到不知所措的东北军中，他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
“我想，”他终于说道，“我分别再同你们单独谈谈。”说完，张学良起身走进了书房。
何柱国随他而去，在身后掩上了书房门。
接着是王卓然、田雨时，分别进了书房。每一个人出来，都是满脸热泪。
临近中午，三人立正敬礼，向少帅告别。张学良将他们送到旅行社门口，忽然又拉住何柱国说：“柱国兄，还有一事，回去后请务必代弟处理好。”
“请副司令指示！”
“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三人杀王军长引起军中混乱，自是应当惩罚，”张学良低沉地说，“不过，念他们跟我多年，又忠心耿耿，我想还是给他们一个妥善的结局。”
“周先生已让他们去了红军那里，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何柱国说，“过一阵子，等军心稳了，我可以负责向大家作些解释，让他们再回来。”
“不必了，”张学良摆了一下手。“我意是，给他们每人发一笔出国路费。”
“让他们出国？”王卓然和田雨时都有些惊愕。
“是的。这个问题昨晚我已经想过了，”张学良声音不高，但却显得很有决断。“既然已经到了红军那里，又是周先生安排的，自然也就明白把他们送到哪个国家。”
何柱国点点头，又很响亮地答了声：“是！”他明白，少帅是要让这几个鞍前马后追随过他的人去到苏联。
这时的张学良，绝没有料到，“三剑客”后来会走上反动道路，甚至当了汉奸。
“拜托了！”何柱国感到，自己的肩头被少帅猛地拍了一下。
汽车发动了。三人上了车，隔着车窗向少帅敬礼。
“副司令，您多保重！”何柱国嘶哑着声音大喊一声。
张学良伫立风中，向汽车扬起手来，久久没有放下。
苍天为之动情，开始洒下纷纷的细雨。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何柱国返回西安后，向于学忠、杨虎城转交了张学良的信，并向诸将领转达了张学良的问候和指示。得知少帅在囚禁中仍挂念着东北军的官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军营里顿时泪雨横飞，哭声震天。原王以哲军长的一个营，在营长钟福荣的带领下，全体向东，面向张少帅被囚的方向集体跪下，高喊：“少帅，您多保重啊！”“少帅，您快回来啊！”“少帅，我们不能没有您呀！”有好几位官兵悲痛欲绝，哭得匍匐在地。
东北军对少帅的感情令山河为之动容。
在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官邸里，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熄。
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他杨虎城和西北军呢？一想到这里，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心情便变得格外沉重。
中央军顾祝同辖下的五个军于2月4日开进西安市后，即开始了对东北军的整编。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万福麟、缪澂流、董英斌等从西安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开封，参加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召集、由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主持的东北军整编会议。按照东北军撤军前的协议，此次会议应是谈判性质，但由于东北军内部的分裂，高级将领们都热衷于离开西安，加之张学良又让何柱国带回了尊重将领意见的指示，因此，东北军方面没有进行原来设想的讨价还价。谈判会基本上是一边倒，开成了个接受南京方面命令的会：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河南、安徽和江苏，分散于中原和华东地区进行整训；于学忠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东北军元老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何柱国的骑兵军接受整编，何本人任西安行营副主任，做了顾祝同的副手。
对东北军来说，这是极为悲惨的命运。由于东北军各部开往不同地区，驻地分散，相互间没有统属关系，全部直接受南京军政部管辖，这实际上分割了东北军的整体性，不久便失掉了东北军的传统个性，成为被逐渐分化、被同化的几支杂牌军。
西安事变的结局，不仅标志着一位声威显赫的青年统帅政治生涯的结束，而且也使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部队从此消失了。全国抗战爆发后，除了吕正操、万毅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其他各部全数被蒋介石断送在战火之中。
这个结局，是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初绝没有料想到的。他原来指望，只要东北军能够“撑住”，他便有同蒋介石对峙的资本，逼蒋将他放回军中。现在，东北军既已被分散调乱，蒋介石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对放不放张学良也没有了任何顾忌。
张学良自由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
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了《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字里行间情忧意愤，对陕甘同胞一片惜别之情，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西安街头，三个月前曾张灯结彩支持张、杨扣押蒋介石的各界群众，又含泪挂起了标语，舞起了旗帜，欢送东北军离开陕甘。
在古都一片沉滞的气氛中，东北军开始撤离西北。两年前，他们曾怀着深重的国难家仇，来到这片土地，意欲重振军威，挥师收复失地。他们绝没有料到，抗战尚未开始，他们作为蒋介石的异己，又开始了新的流浪。
官兵们一步三回头，向这片写下了他们光辉历史的土地，投去了最后的深情一瞥。
昔日叱咤风云的东北军，就这样悲凉地走向了通向消亡的路程。
离开西北之前，东北军再次选派出军长吴克仁、师长唐君尧、李振唐、霍守义等六位将领，前往奉化面见张学良。3月25日，一行人来到雪窦山下的旅行社，见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少帅。由于蒋介石已经给看守人员打过招呼，因此，他们与少帅的会面极为短暂，每个人同少帅的单独谈话都未超过20分钟。
哭过，哀过，呼唤过，六位将领都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少帅早日返回军中，主持东北军大计。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了少帅这个“东北军的灵魂”，东北军的分化与消亡只是迟早的事。
张学良神色惨淡，默思良久，最后对大家说：“为了东北父老的这支武装，大帅（指张作霖）和我都付出了全部心血，大帅还丢了命。大家要万分珍惜。现在，大家要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做好移防的事。只要大家能维护东北军的荣誉，我个人的荣辱已不足惜。”说到此，张学良已是满眼泪花，背转过身，抹了抹脸。待他回过头来，已是一脸的坚毅与豪迈之气。“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回去告诉东北军的弟兄们，有朝一日我定会领着大家打日本，收复家园！”
“是！”六位将领全都挺身肃立，等待着少帅的进一步指示。
张学良目光锐利，逐一审视着这几位曾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仿佛又置身于奉天北大营的操场上，向着他的千军万马发号施令。他的右手猛地举起，脸上肌肉紧绷，像是要下达一条攻城陷池的命令。倏地，举在空中的手凝住了，明亮的目光又渐渐虚茫起来，那手缓缓垂下，无力地摆了摆。“好了，就这些。拜托了！”说完，张学良头也不回，独自走出了房间。
“少帅！”六位将领悲绝地大喊。
少帅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东北虎”既已被缚，南京便得以从从容容地来对付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了。
对于收拾“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蒋介石真是行家里手。辛亥革命之后，群雄纷起，割据盛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作霖、吴佩孚、刘湘，均各据一方，与蒋介石抗衡。蒋介石采取明打暗拉、和此击彼、软硬兼施的手段，将其中的大部分军阀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敢妄动。现在，要将杨虎城和他仅余三万多人的十七路军置于蒋氏的指挥棒下，更是易如反掌。
蒋介石对付十七路军的方法十分简单，却也十分狡诈：制首慰下。先剥夺了杨虎城这个“首犯”的兵权，来个“革职留用”，然后对其部下进行宣慰，让孙蔚如当了陕西省主席，杜斌丞当了秘书长，续式甫当了财政厅长，另外一些重要将领也多多少少得到了南京的一些“甜头”。
十七路军稳住了，不再有什么“异动”了，蒋介石开始“处置”杨虎城。
1937年3月底，杨虎城连连接到由宋子文和顾祝同转达的蒋介石命令，让他赶赴杭州，接受召见。
西子湖畔，垂柳依依，浮烟如梦。在西湖边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杨虎城见到了由宋美龄、宋子文、胡宗南陪同露面的蒋介石。杨虎城发现，比起三个月前在西安时的情形，蒋介石略略胖了些，腰也直了，脸上更是一副傲慢与威严构成的冷峻。
所谓“召见”，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训话。短短的寒暄之后，蒋介石便板起脸孔，历数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罪过”，表现他“领袖”人格之伟大。
“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罪，算不了什么。可是此事发生在你和张汉卿身上，确实让我想象不到。”蒋介石挺身端坐，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神情冷漠，言辞寒厉。“张汉卿一从外国回来，就劝我学墨索里尼那一套，搞法西斯组织，到处宣传绝对信仰领袖，拥护领袖独裁，还说国民要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可是一背转身，他又来这么一下，让人怎么对他相信！”
蒋介石停住口，目光定定地盯着面前的一只水杯。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
“身为军人，张汉卿打不住共产党，居然会向他们投降。还口口声声要打日本。打不住呢，不是又要降吗？”
杨虎城满脸铁青，目光始终盯住面前的茶几。
宋子文似乎听不下去了，插进来说道：“其实汉卿也是个守信义的人，这阵子在奉化，也为防止内战做了很多事……”
蒋介石扬起手，止住宋子文。“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有了些认错的表示，又一再说要跟我学读书，学人格。”说到这里，他的语调缓和了些。“他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才铸成西安大错。不过虎城，你是老同志了，竟会跟着他走，让人怎么想嘛！”
蒋介石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杨虎城始终默然无声。
第二天，蒋介石又同杨虎城进行了单独谈话，明确提出，对他革职留任，让他出洋考察。对此，杨虎城早有预料，仍然是默默地点点头，接受了这一残酷的命运。
蒋介石早就明白，杨虎城对被迫出洋之事，只会是表面服从，内心会对他充满诅咒。于是，蒋介石连连向西安发出电报，催杨虎城成行。
4月16日，蒋介石再次打电报给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让他再行相催：
……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中央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
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
张学良被囚，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破裂，已经使十七路军倍觉孤单，彷徨无依了。现在杨虎城又辞职远行，更让将士们心冷齿寒，忧愤于心。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联名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以杨虎城患有高血压病为由，请求缓行。他们认为，只要杨虎城暂不出国，那么全国抗战一起，他便可以投身抗敌，仍与十七路军生死相依。
但这个请求却被蒋介石冷冷地拒绝了。并让人传话：你要真有病，来上海好了，上海的医疗条件不比西安强多了？
杨虎城无奈，只得飞赴上海，准备由海上乘船赴美国。
5月27日，杨虎城告离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市民，各救国团体和各校师生，以及十七路军的官兵，全都集往西郊机场，为杨将军送行。口号声、军乐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人们情绪激动，热泪飞洒，以各种方式向这位为抗日而被罢黜的爱国将领致敬。杨虎城到达上海后，西安的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许多热情的话语，托人远道送给他，以表达故乡人民对他的一片深情。他们似乎已经预感到：杨将军很难再踏上故土了。
1937年6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发布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临行前，杨虎城在上海祁齐路的寓所里，与前来送行的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语间情绪激动，欷歔不已，对西安事变这一义举毫不后悔，说：“只要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有了好战绩，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众将领告退前，杨虎城又逐一紧握着他们的手，谆谆嘱托道：“我杨虎城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此时的杨虎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清了在蒋介石治下的末路。
6月29日，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随员亢心栽、樊雨农，乘坐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离开了上海，前往美国。
码头上，近千名送行者高高挥手，与杨虎城挥泪告别。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庄重地举臂，向渐渐远去的客轮致军礼。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次向自己爱戴的长官敬礼了。
杨虎城站在船舷边，脱下头上的礼帽按在胸口，含着泪，向岸上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到祖国，而回国之后，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他的眼前，此时竟朦朦胧胧地浮现出张学良的身影。行色匆匆，心情郁闷，再加上南京的限制，他已没有可能去见这位共襄义举的少帅了。何时才能与他再度聚首，共驱日寇呢？
杨虎城的心上一阵悲凉。
“兵谏”的两位领袖人物，一位被囚，一位被迫出国，给历史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但是，“兵谏”的枪声唤起了千万民众抗日的勇气，给南京政府向日本步步退让的政策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令蒋介石多多少少感到人心的向背。
在溪口蒋母坟庄那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蒋介石成天难说一句话，面向着那堵挂着他母亲遗像的墙苦思冥想。
东北军东调了，西北军也去甘肃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他长期以来的心腹大患共产党红军了。从1931年开始，他一共抽调了上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但是，红军非但没剿掉，反而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最后居然联合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小视的一股军事、政治力量。依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红军是非被剿掉不可的。可是经过西安事变，这个方针是不得不放弃了。在西安，他是作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明确保证之后，才得以获释的。作为一个领袖，蒋介石必须遵守他的诺言，否则，他将失信于西安事变中的各方，失信于各地方实力派，失信于中国人民，危及他的地位。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军队步步进逼，蜂涌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已有明显的攻占全中国的企图。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武装群众，出兵抗日。在此情况下，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势必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那时的局势，就不再是一个西安事变的问题了。
想到这些，蒋介石又看了看放在桌边的一份文件，上面抄录的是中国共产党在2月10日发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上面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活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四项保证。从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作了重大让步。
蒋介石又看了看另一份文件，这是侍从室刚刚送到的。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双方意见大体一致，正准备将谈判条件写成条文。中共代表还提出，要求与他直接进行谈判。
看来，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不变了，他蒋介石独断专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了。蒋介石皱着眉，长叹了一声。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并没有直接响应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但在其通过的宣言和决议中，已经表达出实际上接受共产党主张的意向。
会议一结束，内战停止了，为反共战争而设的“剿匪”司令部纷纷撤销了，曾受过日本教育的张群被罢免了外交部长职务，代之以亲英美的王宠惠。2月23日，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今后将要奉行言论自由、集中人才的政策，并准备释放一些政治犯。这些，实际上都是西安事变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由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转折开始了，“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的前提（毛泽东语）”。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进行，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悠长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