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学者散文的命脉——从余秋雨的散文说开去

李咏吟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大多数学者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从事文学创作。就其创作成就而言，散文创作最为突出。在现当代散文的多元格局中，学者的散文似乎显得清丽、典雅、厚重、精粹。尤其是遣词造句、立意谋篇、行文节奏极得古典散文真传。无论是题材、神韵、思想、言语，还是社会心态、生命体验、文化判断，都极具个性，显示出独有的艺术光芒。这些学者散文作家，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鲁迅、周作人、废名、郑振铎、朱自清、林语堂、胡适、梁实秋……他们的散文创作代表了“五四”散文的最高成就。当代学者散文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对“五四”散文的再接受和再评判。这种接受意向很能说明学者散文的独特魅力。这种学者散文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也占有很大优势。且不说钱锺书、冯友兰、李泽厚、王元化、费孝通、张中行的散文艺术所引起的轰动，单说余秋雨的散文接受盛况就足以证明：学者散文在当代仍具有极大魅力。余秋雨相继推出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等散文集，以他那独有的散文个性征服了不同读者。正当余秋雨的散文如日中天之际，他突然宣布不再写散文。这种现实矛盾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学者散文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二）学者散文埋伏着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从“五四”散文接受的日趋平静这一事实也可看出。本文试图从余秋雨散文创作入手，分析学者散文的美学精神和思想危机。

功夫的极致：情理合一

西方人所称赏的中国功夫似乎专指武术。在我看来，中国功夫至少有三：武术、戏曲、诗文。中国文化的一个独有特质便是对功夫的强调。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能够磨成绣花针”，即是对功夫的高度礼赞。哲学感悟讲究体验功夫，“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哲学家通过修炼、静坐、默想于心，获得神秘体验，达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武侠者讲究武功，夏练三伏，冬练数九，只有这样，功夫才能出神入化，臻于自由之境。平时功夫，必然表现在创造性活动之中。没有平时功夫，是无法取得真正成功的。戏曲与武术相似，更讲究功夫，台上一声唱，台下百日功。中国人所崇拜的就是功夫。就诗文而言，虽然也强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平淡即功夫，返璞归真即功夫。铅华褪尽是真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莫不强调功夫。古人写诗作文，喜欢出口成章，即兴发挥，倘若没有平时功夫，是不能臻于这种极境的。我们往往在迷信天才之时，而忽略了这种平时功夫。本世纪中叶，我们在向往共产主义明天时，一切向苏联看齐，诗文成了某种政治意识的图解，全民齐动员，人人作诗写文章。这种实用功利型应用写作，恰好忽略了中国功夫。一时间，中国功夫被批判，被否定，被打入冷宫。事实已经证明，忽视中国功夫，中国人便处于无根状态之中。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人开始重提“中国功夫”。就学术而言，那种帽子、棍子、痞子“五子登科”的时代结束了。学术的评判标准重新恢复到对“功夫”的强调。如今，大凡读起某人之学问，喜欢用功夫来判断。如果赞扬某人的文章“功夫”深，那便是对其学问之最高评价。我们知道，讲究功夫，实质上是对学术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强调。只有借助功夫，才能真正实现严格的规范。这种规范是枷锁，是戴着脚镣跳舞。没有功夫，不花功夫，是无法掌握这种规范，是无法登堂入室的。当代学者对功夫的强调，是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学者散文之所以优于作家、记者的散文，就在于他们对功夫的重视，对功夫的强调。那么学者散文的功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传统散文创作观念中的炼字、炼句、炼意、结构、立主脑、密针线等审美观念即是对散文功夫的体验。“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大约是他们的真实处境。但古人创作不但求死功夫，而且求活功夫。“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散文写作重视“活法”，反对“死法”。所谓“功夫在诗外”，即是对性灵、对生活的强调。正因为学者散文强调功夫，因而学者散文达到了情理合一的极致。

余秋雨的散文获得巨大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学旅生涯遵循严格的科班道路。也许与他对中国功夫的重视有关。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他虽不是学习表演和导演专业，但他对中国功夫之感受一定十分强烈。唱腔和舞台功夫，要日日练，天天耍。舞步，手势，体态，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的艺术形式规定，都必须下苦功夫练习。他之偏重并转向戏曲理论研究，也极重功夫。一部《戏剧理论史稿》，涉及东西文化，既要有历史的视野，又要灵心的发现；既要读各种原典，又要有心灵的体悟。《戏剧理论史稿》对经典的阐释和戏剧的理解正包含了这样的功夫。就《戏剧理论史稿》而言，余秋雨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他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理论问题，使深奥的理论中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这是一种严格的功夫训练。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都很重视这种情理合一的思想语言功夫。原本枯燥的理论获得了诗意的体现。如果说以情理分离作为理论的一种标尺，余秋雨宁可牺牲论理的逻辑而偏向于情的抒发。因此，他的理论著作，在思想上并无多少特别的创新。原本枯燥的学说，他能诗意地叙述，让人喜欢读，喜欢看，而不是敬而远之。可以说，他的艺术理论著作完全可以看作枯燥学说的诗意范本。他重视以自己的体验去丰富和充实原典的精神内涵。这样，他把原本抽象的道理说得浅易明白。这与当代青年学者力求把问题弄得玄之又玄，无法解读，故作神秘的倾向大不相同。这是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的真正作风。这种作风是对“五四”学术传统的真正继承。李泽厚和冯友兰的哲学、美学著作之所以为人称赏，也在于他们的论述既有深邃的思想，又有诗意的叙述。言而无文则行之不远。《美的历程》《走我自己的路》《三松堂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其论述格外灵动而且富有诗意。费孝通的人类学著作，王元化的评论和文论，朱光潜的美学著述，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极其重视这种学术传统。余秋雨的学术著作是这种学术传统的一种合法传承。论述语言诗意化、灵动活泼，思想当然易于接受，理与情融合统一，理便获得了诗性表现。同样，把这种学理的功夫用在散文之中，情中寓理，于是，散文也就格外深情活泼起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正是体现了这种情中寓理，情理合一的功夫。

情理合一，乃学者散文的本色。正如“功夫在诗外”的审美判断那样，学者散文的功夫亦在散文之外，但又在散文之中。这种功夫表现为：（一）语言功夫；（二）历史功夫；（三）思想功夫。学者散文很重视语言功夫。古人创作散文，特别强调语言锤炼功夫。他们喜欢高声朗诵，字约意丰，强调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强调语言的声音美、意象美和句法美。现代学者散文虽然少有人高声吟诵，但在创作过程中，静观默察、沉吟玩味、锤词炼句是常事。语言功夫是学者散文的第一位因素。学者散文少有冗词赘句，也少有随心所欲之句。学者散文语言有一种凝练之美，简约之美，深思言情之美。中国古典散文语言的独特韵律获得了伸展。灵性的发挥，心志之纯一，抒情之律动，结构之绵密，达到了一种极致。其次是思想功夫。一般说来，作家、记者的散文不在乎老庄孔孟学说、程朱陆王心学，也不在乎柏拉图、卢梭、康德、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哲学，他们的散文写作源于一种本真的生命体验。而学者散文则不同，他们极重视思想功夫，虽不能语语有典故，但学者散文的确以思想为根基。余秋雨的散文既有古代中国哲学的忧患传统，又有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浪漫和神秘。散文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人们向来认为散文是抒情的艺术。但是，情为何物？情是一种最普遍最独特的精神心理。人的意志、思想、欲望、行为都可以表现为情感。情是人类最基本最本原的心理体验。它是一种意绪，一种判断，一种感觉，一种状态。所有的精神特性都可以表现和引发具体的情感。散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就寄寓在这种抒情中。没有纯粹的抒情。抒情必然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历史功夫。作家和记者散文一般重视当下状态的体验、观察、感受、记忆，少有怀古忧今的兴致。学者则不同，往往置身于某地，便被此时此地的历史所牵引。学者散文好写名胜古迹，好发思古之幽情，即源于这种历史兴致。怀古伤今，谈古论今。身处此时此地，体验此情此景，心游历史时空，与古人对话，与精灵交语，从而背负起沉重的历史感。由眼前情景牵连历史时空。历史获得了当代性阐释，历史事件获得了当代性评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又获得了一种历史沟通，当代文化又获得了一种历史解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学者散文沉浸在这种历史感叹之中。于是，义理、考据、辞章自然被视为中国散文的功夫准则。

余秋雨的散文充分体现了这三种功夫的统一。他的散文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从用词而言，极重视语词的诗性质地。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寻一种潮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在一种哲理的语词中栖身。浑厚质朴，没有惊天动地的狂吼，也没有少年般的纯真，而是一种忠厚而又睿智的抒发。思想虽不尖锐，但语言叙述极端灵性。每当我想摘录其中的语词、语句甚至段落来说明论点时，我深深感到余秋雨的语言都是那么质朴典雅。我们找不到那种鲁迅式的呐喊和愤激。也就是说，余秋雨散文中找不出极为亮堂的语句。但他的语言又不能删除，每一个句子又是那绵密，那么深情。即使是极平淡之事，也被他的诗性句子改造得不寻常。这就是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决定了余秋雨散文语言的平均值极高。但他的散文语言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又极小。这就是一种典范式学者语言。韵味无穷，而又不走极端。端庄妩媚，而又无斗士气概。这是一种雅，一种秀，一种美，一种深厚。余秋雨的散文在历史上尤见功夫。他的《文化苦旅》，在我看来，大约是余秋雨在读书论理之中引发出的对祖国河山的一种向往。他是先有对历史地理之真情，然后再去进行苦旅的。这种苦旅不是盲目的，而是为了印证作者对历史的实地考察兴趣。他读史书，思史事，旅古迹，怀古情。先有对历史的一味深情和无穷兴味再有登高望远，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的动人诗章。余秋雨散文中所表现的历史苍茫感，对历史古迹和历史人物的身世忧患感源于一种生命的感喟。生命是如此博大，生命又是如此多艰；生命是如此轰轰烈烈，生命又是如此寂寞难耐。余秋雨的散文有一种穿不透生命秘密的茫然感，又有一种看透生命的虚无感。人生在世，不免向往轰轰烈烈，但回头反观历史，一切皆枉然。微小的生命可能留下深刻的启示，伟大的生命也可能留下不尽的遗憾。历史活在今天，今天承传着历史。生命等待启示，历史正在诉说。余秋雨的散文设置了这样一种生命的历史空间。余秋雨散文的思想不偏不倚，严格说来属于一种儒家思想。儒家精神使他游离于有为与无为之间，使他徘徊于忧患与归隐之间，但他踟蹰于宿命与反抗之间。总而言之，学者功夫使余秋雨散文具有了别一种格局。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学者散文的命脉。从“五四”到当代，学者散文的踪迹正是在这条线上若有若无，似隐似现，或生审美之情或生茫然之感叹。

学者的使命：探寻真理

情理合一，使学者散文臻于功夫的极致。这种散文功夫，使学者散文意境深邃，气势雄浑，格调高雅。既有韵外之致，又有言外之意，那种独有的文化意识、历史意识、忧患意识、灵心慧悟、情理交融使学者散文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启示性意义。为什么学者散文不是流于感性生活的抒发和时代精神的激扬，而是偏于理性生活的慧悟和个人生活情趣的自赏呢？这一问题必然牵涉到学者的使命。学者之成为学者，就在于学者比其他人有着更切实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学者之所以选择一种孤独而寂寞的书斋生活，与这诸种意识很有关系。我们知道，学者之称，源于职业划分。每一职业都有其本身的使命。完成本原之使命，才算尽职。不同职业之间构成一种文化学社会学的互补结构。社会之成为社会，正是由不同职业所构成。既然每一职业都有其使命，那么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学者对自身的使命有其特殊的认识。早在先秦时代，学者以探求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理为己任。老子的《道德经》所探寻的正是天道与人道。“大道”是先秦学者所捍卫的思想目标。“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他们对真理的探究也就永无止境。无论是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他们所提供的都是安身立命之大道理。这“大道”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在学者那里，是探究真理与修心养性的生命之道。在常人那里，是治国、修身、齐家的行为准则。所谓仁、义、礼、智、信都获得确定性规范。先秦诸子思想间的激烈冲突，正体现了他们对生存之道与生命大道的不同探究。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正是先秦学术自由学术繁荣的一大标志。先秦学者实现了自我使命，他们的心智果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慧悟源泉。秦始皇焚书坑儒，扼杀并限制了学者的自由使命。思想讨论趋于封闭，礼法刑的结合，使学者不敢担当自身的使命，因此秦汉学术之际，思想趋向保守和神秘，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治思想策略极大地限制了学术的自由，于是，学者的使命就变得迷失。不求思想，而求字句之学，这是汉代语言学兴盛之根源。魏晋之交，思想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但中国学者的使命似乎已定于一端，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生存策略，说明学者进退有道。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些成为官方哲学家的学者主张仁、义，强调性、情，主张天理人伦，而那些民间思想家则强调得乐醉生。那些身处忧患之际的思想家则忧国忧民，伤古悲今。于是，学者的使命似乎发生了分化。一种学者关心国计民生，如王安石、苏轼、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一种学者则关心纯粹学问，以学问娱情，以学问娱生，为学问而学问。乾嘉学派使这种纯粹学术臻于极致。中国学者本有的使命似乎被颠倒，仿佛愈是远离政治，才愈是学者的使命。中国学者这种软弱倾向，表现为学术使命的不彻底性和分离性。于是，才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感叹。近代以降，一大批学者重新关心国计民生，探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理。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鲁迅、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乃至胡适等力图重振中国学术雄风。“五四”时代终于酿成中国学术的又一繁荣期。大批进步学者重新担当起救国救民之重任。于是，学者之使命在西风东渐形势下重新得以重视。我以为当代学术的歧途，在于对学者的使命之忽视。真正的学者必须担当起学者的使命。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23】“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担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应当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24】这种对学者的使命的理解，我以为出自一种健全的精神。学者应忠于这种健全的精神。当代学术之世界化，我们理当对学者的使命有新的理解。在我看来，学者的使命首先在于探究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当代学者对真理的探求应有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弄虚作假。这需要付出学者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学者的使命其次在于服务社会。学者掌握了一门知识，不是作为自身谋生发财的捷径，而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这种使命，在当代有一种颠倒趋势，于是，学者的使命沦丧。学者的知识，不是学者耀武扬威、实行学阀统治的资本，而应是探寻真理、启蒙真理的工具。如果这种使命沦丧，学者就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异化。学者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推动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旦学者放弃自我的使命，便可能沦为帮闲乃至法西斯的工具。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探索真理，不仅为了启蒙，而且为了审美。不仅为了自由社会的建立，而且为了建立一种健全的精神、人格和灵魂。因而，人文学者必须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呼唤良知、自由和现代美学精神。

余秋雨的散文显然出自担当一种学者的使命的自觉。对于文史学者来说，不可能提供一种富国富民的经济战略，不可能提供一种治国治民的法律对策，也不可能提供一种抵御列强的政治战略。但文史学者又有其特殊优势，它可以通过忧患意识、生命慧悟、历史沉思而强化和唤醒一种民族意识、自由意识和团结意识。这种呼唤，这种启蒙正是人文学者所应担当的使命。对于文艺美学工作者来说，给人们提供审美的精神食粮，传播美的自由意识，呼唤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抒发生命深处的潜意识力量，正是文艺美学工作者本有的使命。余秋雨除了在《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中传播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和自由意识之外，他还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余秋雨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使命。这种思古之幽情特别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怀古伤今的散文之中。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圆箓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把这种人视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我好恨。”一段历史，便动情地再现于余秋雨笔下，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致的抒情，“它们为观看者而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扬、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奇特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河，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文人之俗步，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一许纯情和执着。所以，他到了“柳侯祠”，发抒出下列感叹：“唯有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余秋雨的心灵在历史长河中徜徉，遇英雄如遇故交知己，遇失落文人则体会其伤心履历，把伤心之泪托付古人。例如在《都江堰》中，他忽发奇想：“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必须承认，余秋雨对贬官文化和贬官文人之诗词的体悟有其独特之处。“贬官失了宠，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写出了古代中国文人学者之可怜心态。中国古代文人学者少有真正人格独立自由反抗彻底的人。余秋雨对这些没落文人的逸闻趣事之称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此，当我们体味到“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我们也不必对文人的没落过于凄凉。因为底层的真实仍被掩盖。是啊，“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他的《白发苏州》和《寂寞天柱山》，仍是基于这种怀古伤今的感叹。文人的命运多艰，文人的生命可悲怜。他们那点闲情逸致无法掩饰一种学者文化的透骨的悲冷而少有那种“地火在地下远行”的决裂。《风雨天一阁》把中国学者的悲悯和藏书的意义作了极致的发挥和赞美。但余秋雨似乎还未究尽这种藏书的负面本性。余秋雨的怀古散文，较少赋予某种历史空间以当代意识，而更多的是倾注一种历史意识。余秋雨的散文倘若没有历史事件的撑持，便失去了依靠。访古，寻古，探古，是余秋雨散文的命脉，他提供了一种自然空间所无法承载的历史空间。“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葬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就这样，余秋雨从西南写到东南，从远古写到当代，从家乡、上海写到海外，每到一地，他有游兴，亦有文兴。他托身历史，寻找撑持，抒发内感。余秋雨的视野在历史空间和现代空间中寻找。他力图在历史空间寻找一个当代空间，但最终总是在当代空间中看到一个历史空间。余秋雨的全部精神意绪在这种历史村落、文人墨客、弱女怪才、莫名悲哀、莫名感叹中流转。我再一次体悟到了余秋雨的语言功夫，句法功夫，结构功夫和立意功夫。然而，在这种功夫之外，我似乎隐隐地发现了点什么。那就是，余秋雨时刻面对着历史的生命，他与真实的生命还“隔着三层”。历史空间、个人情感空间，易于形成一种封闭的空间，一种确定的有限性空间。而艺术作品应该提供的不仅是历史空间，而且也应是当代空间，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无限的空间。自古文人喜欢怀古抒情。峻青、秦牧喜欢怀古抒情，余秋雨亦喜欢怀古抒情。余秋雨真正担当起了学者的使命否？他担当着，但又似乎缺乏决裂的勇气。

激情的衰退：凤凰涅槃

学者散文的潜在危机，源于中庸之道，源于知行不一。必须承认，学者的灵魂是孤寂而痛苦的。与作家、记者不同，学者必须死守书斋，只能偶尔检阅人间春色。知识的探求当然少不了田野作业，万里考古，但最根本的方式还得守住实验室和书斋。思想可以在火热的生命战场得以锻炼，但更本原的方式，还是出自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中国哲人历来强调，思想“惟于静中得之”。学者们爬梳古籍，辨别真伪，选材立论，来不得一点苟且。也因此，学者的生命空间也受到限制，一地，一校，一舍，几个密友，一群学生，一堆杂书，打发着学者的生活。正因为这种空间生命的逼窄，因而他们的视野总是投向历史。不担当历史，人会变得浅薄；担当历史，人又会变得持重。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学者们由青春激越到老当益壮，思想逐渐变得稳健，趋于坚信“中庸之道”。因为过激行为，在历史中并未有好的结果；保守行为，也并未使人们忘根忘本。因而，学者愈是深入历史，愈是感到历史的惊人相似；愈是洞悉历史，愈是惊奇于历史的伟大；愈是批判历史，愈是感到历史的循环往复和生命轮回；于是，只好担当历史的宿命，认同学者的生存策略。激情的衰退，使学者趋于中庸之道；学者固守中庸之道，使艺术趋于死亡。学者虽在形式上臻于极致，但因思想保守又易于趋向死亡。学者散文的死亡，与这种潜在的思想危机有关。这是中国文人、学者、史官所无法走出的一个怪圈。

由于激情的衰退，现代学者散文的分化之途有三：一是趋于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二是趋于历史的凭吊和自然的踪迹，三是趋于个人闲适生活的孤情雅趣。这三种分化之途，丰富了现代学者散文的视野。我认为，鲁迅散文属第一种。无论是《朝花夕拾》，还是《野草》，无论是《热风》还是《且介亭杂文》，横亘其中的是一个不屈的精魂，充实着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谈古论今，借古讽今，是鲁迅散文之一途。对个人生命历史的记忆，对青年烈士的记忆和歌颂，都洋溢着一种无比的激情。这种散文有着真性情，真精神，有着一种满腔的赤诚。鲁迅散文代表着现代散文的最高品格。这种散文精神，在张承志的散文艺术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张承志的散文的忧患精神源于生命本身。人行天地之间，出入高山大河之中，往来于底层民众之间，自然有壮烈的生命激情和无法抑制的冲动。这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放射着当代散文最奇美有力的光辉和强力意志。文人雅士之散文最易趋向于第二条途径，即追寻自然的遗迹，走向历史的凭吊。这在现当代学者散文中也放射出奇美的光彩。中华民族独有的灵性、智慧与和谐精神，充实着这种散文的内在精神。有人把这种散文视为消解亚细亚痛苦的典型模式，在我看来，这种消解是必要的，它平衡着我们的内心的痛苦，抚慰着我们内心的精神创伤，呼唤着我们心灵独有的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我曾在《名士散文的风度与气质》中作过深入分析，在此不拟多谈。这种名士散文，实质上是学者散文的一种。他们热爱山水自然，纵情山光水色，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沈从文都为它写出了许多奇美诗章。我们虽然从这些山水散文中体会不到神的恩典，但无处不充满神性和自由精神，这是道家的自然和佛家的自然，亦是儒家的自然。“山川大地，无处不佛”，这种佛性和神性源于一种生命深处的自由精神。现当代学者，把最深邃的感情，都献给了这奇美的山水。这种山水抒情，曾在峻青笔下焕发过奇光异彩。与这种自然抒情相对应的，便是历史抒情。他们登高眺远，怀古伤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融于历史意识之中。如果说，斗士散文，诸如鲁迅、张承志的散文给予人们一种奋进的力量，那么，名士散文则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启迪和情感的抚慰。“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风流，源于真性情，源于妙赏；源于慧心，源于生命自由，源于放达和乐观。这种散文也代表一种积极的中国文化精神。学者散文的第三条途径则在于对个人闲情逸致的风流自赏。这类散文提供了一种生活风范。这种生活方式，乃是许多人所向往的极境。林语堂的幽默，梁实秋的萧心，徐志摩的醉情，都极为令人欣赏。他们的生活代表了闲适优雅之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者安逸生活之极境。这种散文，在过去和现在极有市场。沈复的《浮生六记》，李渔《闲情偶寄》，便是实例。现当代学者沉醉于表现这个甜蜜生活方式和闲情雅致的并不少，他们事实上为当代生活提供了一种贵族生活范本，名士生活范本。琴棋书画，美女侠情，鸟兽虫鱼，一枝一叶皆关情。在和平安逸举世狂欢的时代，这种生活实在是一种美的自由之境。但在一个多灾多难、贫富悬殊的时代，这种散文不免令人妒嫉和艳羡。谁不希望暖室生香，谁不希望娇女伴郎。但这只是个人生活的一种理想。如果学者散文仅仅满足于描写这些，那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一种甜得发腻的感觉。一旦这类散文主宰着我们时代，我们的时代就充满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散文应当多元化。多种格调，多种情趣，多种光芒，多种生命方式，共同建构我们的生命空间，满足人们广泛而又多重的需要。但是，散文必须以激情主导，而不能以幽情为主导，否则，我们的阴性文化必然压倒阳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慧命和生命大气魄和豪杰精神便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中国精神不是一种甜腻的精神，而是一种雄健有力，具有阳刚崇高之美的精神。因而，愈是在柔情似水的散文占主导的时代，我们愈应呼唤豪杰散文和英雄散文。

在我看来，余秋雨终止散文写作，应该视作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一旦作家的激情衰退，才情抒发便会产生障碍。正如余秋雨所言：“在创作的实际过程中，永远需要轻快灵活，进退自如，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心态。”“要从容不迫地把握住自己心灵的音量，调停有度地发挥好自己的创造力。”“要如此，就必须减轻心灵的外部负载。”【25】他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艺术家本身要早于他人，构建健全的自由心境，奔向审美式人生。”“他在社会实践中长期谛视和品察客观必然性，终于获得了对它们的超越和战胜，于是，他要寻求一种审美方式，寻求一种心理适应，来作为这种超越和战胜的确证。”【26】对此，可以视作余秋雨对写作心境和写作意义的诗性阐释。我觉得，余秋雨散文的终笔，既出于一种写作的自觉，也出于一种自我超越的需要。我不敢相信，在外界的诱惑下，余秋雨不会再写散文。个人的意志有时是有限的。在宣布封笔后又重操笔杆的作家不在少数。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种封笔，视作余秋雨超越自我的一种必要休息。我相信，写作会累，写作会使人厌倦，写作会使人发生变异。写作，必须要有激情，要有大精神，大气力，大气概。古人讲究才气、养气与文气之间的真正贯通。我也坚信生命之气与散文之气的内在转换和沟通。没有大气力和真精神，没有强力意志和写作激情，最好放弃写作。因为一顺百顺，一通百通。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散播于字里行间，气中有傲骨，气中有节操，气中有雄力，气中有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秋雨无法克服学者的习性，因为这种习性是长期养成的。喜静，好沉思，喜孤独，好美情。这种习性使学者无法真正投身于动荡而又剧烈的现实生活和底层民众之间。仅仅获取一些书面信息进行散文创作是不够的。创作的原生态信息储蓄在民间。只有敢于冒险的散文作家，才能获得这种野蛮、粗犷而又沉雄博大的力量。学者生活使余秋雨养成了某种安闲、快适和放纵，他深得生活之道。他不会放弃这种优雅的生活而陷入生命的动荡之中，这就决定他不可能有深邃的激情和悲旷的抒情力量。真正的文学，是站着的文学，是雄壮的文学，是豪杰的文学。只有具备豪杰精神，才有大文学、大作品降临于世。余秋雨深知他散文的个性，也深知他的散文所形成的定势。这就是余秋雨散文的风格。形成一种风格，是作家的幸运；而构成一种风格形态的定式，又是作家无法超越的悲哀。长期陷于一种重复之中，我们无法表达那种创作的悲哀。余秋雨散文的风格可以概括如下：（一）追寻散文的历史理性和生命力量。他的散文大都有一个历史事件作为背景。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构成他对生命进行反省的材料，因而，他那本原的生命体验，被一种历史精神体验所遮。由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被遮蔽，我们看不到那真烈性情的生命本身，而是被一个活的生命对历史生命的悲悯所隔断。因此，怀古抒情，固然有力量，但本原的生命体验，自我生命的原始的感受更为重要。鲁迅先生在感叹历史生命的同时，从不遗忘原始的本原的生命感受。于是，余秋雨散文的视域有了一种局限性。（二）追寻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这种语言骈散相间，极具抒情魅力。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的哲理。但这种偏向于抒情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易于陷入一种“空洞的抒情”。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抒情，我们只能听到琴弦的颤动，而听不出生命的声音和意义。原本明快而又深邃尖锐有力的思想，因为这种空洞的抒情，而削弱了思想的意义。因而，在典雅的背后，余秋雨已意识到“思想的危机”。许多哲学家的文学话语可能没有余秋雨灵动，但其思想意义的锋芒，直指人心。这种风格更能大快人心，催人奋进。例如李泽厚的《走我自己的路》，其中的一些散文，语言并不优美，但李泽厚散文的思想锋芒活灵活现，放射出奇美光彩。李泽厚这种散文风格颇得鲁迅散文的风神，经久耐读。（三）追寻一种思想的审美和谐和生命的感悟。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余秋雨的散文很有儒家情怀，忧国忧民。学者散文易于和谐。和谐典雅的思想的演绎，往往要减弱作品的容量。每个学者都会经常感到自身的思想危机。哲学家时刻置身于这种思想搏斗之中。而我们的作家通常远离这种思想搏斗，远离思想战场，一味图解和演绎经典的思想命题。这就使我们的散文缺乏某种穿透力和思想的敏锐性。学者散文不仅要提供一种生命空间，一个意境，一种情绪，学者散文还必须提供新鲜的思想。这是学者散文得以新生的契机。因此，在理伤情时，我主张情理合一，在情伤理时，我仍主张情理合一，这是一个模糊而永远变动的审美尺度。因此，我相信，余秋雨的暂时搁笔，可以视作一种休息。这种休养生息，如果能滋生出大气力，大激情，强力意志和豪杰精神，引发心灵的动荡和翻腾，我相信，余秋雨会再创新生命的神奇。传说凤凰在烈火中新生，当代学者散文应从此获得一种得救的启示。

1995年元月于杭大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