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
程光炜
据我考察，张承志读鲁迅的札记最早见于1988年7月的一篇文章。他少年时代也曾接触并痴迷《史记》。集中精力读鲁迅和《史记》则在1991年至1996年之间。他在《静夜功课》中说：“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可能是因为已经轻薄为文，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读得很细。”他的体味是：“今夜暗里冥坐，好像是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秦王毁人眼目，尚要夺人音乐，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又说：“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暗下写成，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样的呢？这静夜中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慢慢地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我觉得，我深深地喜爱这样。我爱这启示的黑暗。我宁静地坐着不动，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12]张承志在文章里反复提到了“黑暗”两个字，这使我想到，了解一个作家的秉性、气质、文风和著述的特点，观察他的读书情形大概是一个路径。
一
对鲁迅作品，张承志读得最多的是《野草》。1988年夏，他在《芳草野草》这篇文章中说：“翻开鲁迅先生的《野草》，他写尽了苍凉心境，但是他没有写他对这草的好恶。他说自己的生命化成泥土后，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他还说自己这草吸取人的血和肉。”他承认，“我读了才觉得震惊”，“原来在中国，人心是一定要变成一丛野草的。我第一次不是读者，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到了他的深痛”。[13]鲁迅“野草”的比喻含蓄复杂，包含着心绪烦乱、生命原生态、孤独和自我怀疑等多重矛盾的成分。但令人不解的是，1988年的张承志，刚发表《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和《金牧场》等名作，文学事业正处在高歌猛进的阶段，他因何也会“心绪烦乱”，对鲁迅的“苍凉心情”这般欣赏，而且在一种野草般无法理清的感觉中将心比心地警觉到他的“深痛”呢？这种情绪，与当时新时期文学青春勃发的情绪氛围确实不够合拍，分外地离奇。彼时的青年作家假如要眷顾鲁迅，应该是热血的《呐喊》而非《野草》。直到三年后的1991年4月，他才在《致先生书》中对自己之所以变成“鲁迷”作出了解释：
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对于江南以及中国，他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东南风水。当然，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见，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
从张承志的自述看，他与鲁迅的相遇并非做足了功课，书房里没有几本这位受尊敬的前辈作家的著作，也不是每日必读的状态，这多少给人愕然的感觉。当时正红的青年作家张承志应该忙得一塌糊涂，他大概正陷于文坛各种琐事的旋涡中。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注意到他手里只有可怜的一本小册子：
我手头只有一薄册《野草》。它是在一九七三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定价只有两毛钱。三万字，两毛钱，这些数字都有寓意……[14]
于是在我看来，“寓意”这两个字可能是今天理解张承志与鲁迅关系的一个诗眼。他一定感觉到秉性气质中的一部分被鲁迅“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吸引了，被什么东西深深触动了，否则要张承志这种自负的作家佩服什么人真的很难。我更愿意相信，他对鲁迅肯定不单是出于佩服，而且已经觉察到因这中介的触发内心世界与当时文坛已然出现的某种距离感。像鲁迅在五四群体中一样，自己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孤独者。其实，在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青年作家中，张承志一开始就给人一点不合群的印象。他似乎更乐意特立独行，与潮起潮落的文学思潮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擅长写草原的哈萨克小说家艾特玛托夫和有孤侠气质的法国作家梅里美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但我注意到，张承志对正被文学界追捧的加缪、马尔克斯、略萨、卡夫卡、川端康成，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法国新小说却只字未提。他的文学气质是古典主义的，他对盛行一时的现代派文学显然没什么好感，更谈不上文学亲缘关系。也应该提到，由于文学界“崇外”思想占据主流，我们很难这么注意到张承志与这个主流之间微妙的差异。即使我们看到张承志的这些材料，也很难将它们与这种差异性具体联系起来。由于这层关系，再仔细阅读他点评《野草》的文字，会感觉作者欣赏的不是《野草》的现代主义技巧，而是鲁迅激烈的“血性”气质，是他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孤傲性格。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后张承志的孤傲性格和激烈血性是给世人留下过难以忘怀的印象的。不愿意随波逐流，不肯跟随文学思潮，更愿意按自己的秉性追求文学理想和思想信仰，已昭然显示于张承志三十年的心路历程之中。所以，他与鲁迅貌似偶然的相遇，实际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
读《野草》前后，张承志文章中高频率地出现了“无援的思想”“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高贵的精神”等字眼。这些字眼不是鲁迅而是张承志自己的创造。在九十年代语境中，读者不难想象他是在描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他一定在万舟竞发的时代浪潮中觉出了孤独，这使他心理上靠近了五四落潮后那个孤立前行的鲁迅。他对社会转型的失望，对文学市场化趋势的厌恶，以及性格气质的过分敏感，都在加剧这种主观色彩强烈极强的无援的状态。不过我希望指出，这种状态并非所有遭人诋毁的人都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此状态与其说是社会强迫于他的，还不如说是他给自己添加上去的。他的文风里渗进了鲁迅的杀气和阴气。“两年前，当最终我也安静下来时，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眉间尺行刺不成，人变成鬼”。他又谈到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参照：“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当张承志终于抓住鲁迅，进入他一个人的神秘的《野草》世界时，才感到了“对自己的‘类’的孤立和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15]。但张承志深知，只因不肯在社会思潮中随风逐浪，选择走上孤旅，这种自我折磨也就在所难免。因此，他把这感受描绘为“黑夜”的情景。在家人酣睡的静夜，他读《野草》的真切感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黑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然而，“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他隐约感到，“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于是他坚信，“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16]他觉察自个文章的风骨，正一步步接近，至少已经形成与鲁迅文章的某种复杂同质的关系。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张承志为什么在自己创作的高潮期突然倾心于鲁迅呢？大概是他在朝气蓬勃的文学浪潮中警觉到浮泛之气，看到一些人盛名之下内心显露的贫弱，他是要把《野草》作为自己的“参照”，把它作为自己精神的立足点了吧。1995年，他在《三舍之避》中用《野草》式暧昧晦暗的语气自喻，这是他对自己孤独处境的真实披露：
如今阴暗的矛盾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着。不仅仅在长幼之辈，而且在“同代人”中，在貌合而神离的同行同道之间。[17]
这种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慢隐晦的过程，是一丝一缕无形地发生着的。尤其是当指出自己与文学界“同行同道”之间，已然是一种“貌合而神离”的关系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对1985年的文学转折，人们看到的多是文学流派的分道扬镳，却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表示已经“貌合神离”。我们对八十和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迄今没有注意到这种“同代人的代沟”的现象，而是过多地强调了那一代作家思想和文学的高度同质性。张承志身上出现的这种微妙变化告诉我们，这种貌合神离不只是文学观念的分离，而是思想的分离，是一代人思想的告别。也是基于这种看法，我觉得张承志之“重读鲁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留意张承志对鲁迅其他著作的阅读。例如，他认为鲁迅没有写成一部代表作，如果长篇小说可以称作作家创作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鲁迅并不合格。也由于如此，他觉得鲁迅的几篇小说，例如《药》《伤逝》《故乡》和《狂人日记》显示了作家作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现代主义能力”。但应该指出，张承志是把鲁迅放在小说家中的“思想家”和“个人主义者”这种层次上来看待的，而非放在一般作家层次上来看待，也正因为这样，除《野草》外，他最认可的不是这些作品，反倒是经常被学术界忽视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人最难与之对峙的，是自己内心中一个简单的矛盾……
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许艺术力气，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读《故事新编》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决不是愉快的。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再写下去。[18]
有意思的是1991年的张承志遭逢了1935年的鲁迅。他们都是那种要把一种东西“写绝”的作家。也因为如此，他们的文学世界中有一个“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共同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所诉诸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思想者的孤独，文化烈士的情怀，都在他们写绝了的《故事新编》和《心灵史》中留下极深极深的烙印。在阅读中，张承志显然是把《故事新编》的《铸剑》当作鲁迅的“遗书或绝笔”来看的，他以为这正是作者“最后的呐喊与控诉”，“也是鲁迅文学中变形最怪诞、感情最激烈的一篇”，同时更是“鲁迅作品中最古怪、最怨毒、最内向的一部”。在本书中，张承志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处”。为此他评论道，“司马迁此篇的知音只有鲁迅”[19]。这篇题为《击筑的眉间尺》的文章后来收于张承志《鞍与笔》一书中。从他1968年插队内蒙古草原在鞍上纵马奔驰，到1978年投身文学生涯，“鞍与笔”无意间勾勒了他所仰慕的春秋战国侠客士人们的真实形象，由此我们也可以称他为《野草》和《故事新编》当代作家中的知音。我们看到的鲁迅的孤独、郁愤、阴暗、激烈和决绝，似乎在1988年这位青年的身上悄悄地复活，这让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
1983年5月，张承志只身赴日本东洋文库进修，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旁听著名历史学家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之后，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不久辞职专事文学创作，其间多次赴新疆、宁夏和甘肃西海固回族乡村考查居住。1989年9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心灵史》，校订回族宗教典籍《热什哈尔》。1993年4月到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任教，为学生开“六十年代的世界与青年”讲座。在此前后，卷入国内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论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作家这段“个人秘史”映现着他怎样一段心路历程，但隐约感觉，他这一时期反复读司马迁《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刺客列传》，并撰写阅读笔记，想必与心路历程不会毫无关系。他说：
如今重读《逍遥游》或者《史记》，古文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20]
作者此文忆起多年前在河南登封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对二里头早期文化进行考古挖掘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古代”这个词，“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遥望“箕山之阴，颍水之阳”，缓缓想到，“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就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他感慨万端地说：《史记》注引皇甫谧的《高士传》，有一个“许由洗耳”的故事，谈到尧禅让时期一个品行高洁叫许由的人。许由因为帝尧以王位相让，感到无地自容，便跑到箕山深处隐姓埋名。但尧执意让位，且对之追踪不止。后来当尧再次找到许由，请他出任九州长的时候，许由依然坚辞不就，以为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跑到河边，急忙用水来清洗被弄脏的双耳。
经这个“耻”和“洁”的故事，他接着联想到刺客荆轲。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修订版1996年出版，其中内容涉及荆轲的《清洁的精神》一文应该写作于1994年到1995年之间，这是中国知识界面临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出现分化和论争纷起的一个时期，是一个敏感年代，张承志写此文的针对性和个人思想一目了然。文章详细叙述了《史记》中“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分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剑客的个性气质，为人处世之道，荆轲与燕国太子丹交往的始末和矛盾，以及荆轲刺杀秦王的动机等等。张承志对自己阅读和评价《刺客列传》的初衷也供认不讳，声称中国需要荆轲这种正义的态度，“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认为从这则故事可以窥见，荆轲当年也像面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手足失措的一些知识者一样，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无法谈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被逼得性情怪僻，整天赌博嗜酒，以至远赴社会底层寻求解脱。在此过程中，他与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结识，于是终日唱和，相交深厚。荆轲后来被长者田光引荐给燕太子丹，按照三人不能守秘、两人谋事而一人当殉的古典规则，田光在引荐荆轲之后当即自尽，这样荆轲走进了太子丹府邸。
荆轲在付诸刺杀秦王的行动之前，每天被太子丹用车骑美女的方式引诱纵容，恣其所欲。此刻秦军已逼近易水，燕亡国迫在眉睫，所以太子丹苦请荆轲赶紧行动。在张承志看来，太子丹与荆轲的关系并非天衣无缝，而是早有裂隙，由于荆轲的队伍动身较迟，太子丹起了疑心，但他的婉言督促，引起了荆轲的震怒。张承志认为司马迁这么着笔，是为了凸显荆轲的忠义和君王无情的对比，借此衬托这位刺客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张承志指出：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察觉。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作家的观点是，荆轲在蒙受委屈的情况下将诺言置于生命之上的“清洁精神”，实际来自春秋战国环境的滋养，他是忠义烈士群体中站起来的一个人。因此，他用非常体贴的语气写到了荆轲赴死前的真实心情：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到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那是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话“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为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张承志不肯就此收笔，继续用浓墨重彩写荆轲的死，和高渐离前仆后继的刺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藏着他人不晓的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匕首见，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21]
从叙述中可知，张承志读书札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传统行文形式，这种形式在古往今来的文章中屡见不鲜，并非他的创造。不过，我们不妨从中捋出张承志的一个思路，观察他对春秋战国剑客精神的基本看法。这个思路就是由“许由洗耳”到“荆轲刺秦王”这个环节，中国古代侠客完成了一个由知耻到清洁的自我蜕变和提升的精神之路。这是1990年代的张承志在“借古喻今”，以古史来重新审视和督促自己，同时批判抵抗九十年代文学猛烈汹涌的世俗化浪潮。但有心读者注意到，张承志这种“以笔为旗”的极端文化姿态即使在暗中同情他的读书人看来也属过分固执偏激，他在文学界确实响应者寥寥，作者内心世界的孤愤悲凉由此可见端倪。
1994年初冬，张承志撰写《击筑的眉间尺》一文再次评说历史。他由长沙发掘的一座汉墓遗物，联系到荆轲和高渐离所代表的古代刺客情操，并结合鲁迅《故事新编·眉间尺》一文，加以敷陈、阐释和发挥。他认为长沙古墓开掘发现的三件木器，就是司马迁写过的在世间久已失传的古乐器筑。一般人可能会对它们无动于衷，而自己之所以由此“心惊手战”，是因为仿佛从这无声的乐器中隐约听到了来自两千多年前“高渐离送别荆轲时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他尽情发挥地说道，这里面透露出的是“不可遏制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经此他把荆轲、高渐离与《眉间尺》的主人公联系起来，继而又把眉间尺与处在人文精神争论旋涡中的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他说：“在《眉间尺》里，他创造了一个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还有一个更怪诞的黑衣人。在鲁迅的描写中，眉间尺和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战友断颈舍身，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直至自己的头和敌人的头在烹煮之中都变成了白骨骷髅，无法辨认，同归于尽——不知这算不算恐怖主义。”张承志在九十年代论争中被人讥讽为“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这是造成他孤立无援处境的主要原因，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司马迁和鲁迅的评论，实际变成了辩护性的自评。他同时也用自嘲的口气为自己开脱：“礼赞牺牲，歌颂烈士，时时会使人不高兴。”在他心目中，自古以来的思想者从来都是极端的，也都是孤独的吧。带着写文章而未了结的心绪，张承志决定重走一遍烈士的“长征路”。在当年肃杀的寒风中，他先从北京乘车去河北易水。接着一路南下，转赴楚天湖南。立于湘江侧畔，这种重温使他郁闷的心情陡然敞开，不由得写道：“冬季里心情和工作都会正常，只要沐着寥廓南国的长风，只要看见茫茫北去的湘江，你的身心会为之一震。”[22]
在其他文章中，他不忘记对这个观点继续扩充和延伸。例如，在《再致先生》中，说到虽然五四时“名士如云”，鲁迅仍然对义士鲜血之被“蘸馒头”的轶事耿耿于怀。[23]例如，《满山周粟》讲到周灭商时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宁肯饿死的事情。[24]又例如在《墨浓时惊无语》中，他解释自己所以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是要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25]。他还多次提到徐锡麟、秋瑾这些清末民初的刺客，肯定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所作所为，乃是古代侠客士人精神的再现。
三
像大多数鲁迅研究者一样，在鲁迅《野草》《故事新编》等作品中，张承志读出的是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和五四落潮的“孤独者”的形象。他坦率承认，最吸引自己的是这位文学前辈“特殊的文章和为人”，鲁迅的苍凉、黑夜感都由时代之变和“血性的激烈”所造就；而更重要的是，鲁迅不想成为郁达夫那种弱不禁风的自怨自艾的文人，所以他要让“眉间尺和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战友断颈舍身，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直至自己的头和敌人的头在烹煮之中都变成了白骨骷髅，无法辨认，同归于尽”，借助一个也不原谅的猛烈的复仇故事来完成人生的使命。他还把《故事新编》当作鲁迅的“遗书或绝笔”来看待，以为这大概是作者“最后的呐喊与控诉”，“也是鲁迅文学中变形最怪诞、感情最激烈的一篇”，同时更是“鲁迅作品中最古怪、最怨毒、最内向的一部”。鲁迅“特殊的文章和为人”的意义在于，他没有止于书斋里的思想革命，而是告诉了世人“反抗的办法”，用眉间尺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与那些制造了自己内心“苍凉”“黑暗”的东西做绝望的和无休无止的抵抗。因此，与大多数鲁迅研究者的学者生涯有所不同，鲁迅这种“特殊的文章和为人”被强烈深刻地植入了张承志的内心世界，把他秉性气质中某些原本沉睡着的，至少并不自觉的成分唤醒了，丰富和复杂起来了，它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张承志因此以他远比一般研究者能量更大的作家的方式，从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文化影响。
张承志之读《史记》与他的考古工作有一定的联系。从他八十年代以降创作的小说看，“独行侠”“刺客”的影子与他作品的主人公差不多是如影相随或这样那样地暗合着的，《北方的河》的主人公，明显就不同于那个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他自傲孤侠的姿态非常少见，那种凌然于普通人的言谈话语令人一时难忘，当然这个问题要留待以后来研究。在河南洛阳和登封之间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发掘工地上，小说家兼学者的张承志，实际在追寻着许由、荆轲和高渐离的历史踪迹，以“烈士情怀”聊以自况，隐隐已把“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视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早把它收藏于个人的精神图书馆中了。借此他从许由、荆轲和高渐离的“忠”“信”“义”中，梳理和总结出了“知耻”而“清洁”的精神标准。张承志不避荆轲刺秦王过程中故事和命运的曲折复杂，他欣赏荆轲并没有被燕太子丹的误解和政治功力性所损伤，反而为了更具超越性的诺言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尤其是当荆轲牺牲、高渐离被秦王识破计谋刺瞎眼睛之后，慷慨激昂的高渐离继而用灌满铅的筑，向秦王发起了第二轮的攻击。我认为，张承志在详细描写这些细节的《清洁的精神》一文中，采用了“借古讽今”的一唱三叹的丰富笔法，他把自己完全摆了进去，想象成其中的某一个人物，他把自己的爱与恨全部投注到自己的文章里了，所以，他才会有这般见识：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许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直至今天。[26]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读到的，在《击筑的眉间尺》中，张承志将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史记》做了历史的联系，认为欣赏刺客和赞美烈士是两位作家精神血肉相连的共同特质。[27]
在阅读札记中，张承志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为九十年代文学整理出了一个小小的“孤独者”和“刺客”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中已经绝迹。在八十年代文学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它在九十年代的悄然回归，也许只能在张承志身上找到一个孤证。但这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张承志的秉性气质和文章风格。虽然这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点滴所得。
2013年8月27日于北京亚运村
2013年9月6日修改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