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化并非一个新命题

我出生在中国重庆，由于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我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没有接受更好的语言教育，所以除了中文外，我至今不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这在中国被称为“土鳖”。

1987年，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孔雀东南飞”，到深圳、珠海、海南等地下海闯荡，拥抱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而我背道而驰，来到四川东部的大巴山麓深处，在当时的巫山县官阳镇当了一个小小的副区长，整整3年。

1991年，离开大巴山后，我来到海南，第一次脱离体制，去追求心中的自由。

1993年底，我在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董事长范日旭、总裁李静和我，应香港安永一位高级合伙人吕镇冰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掀起全球化浪潮的国家——英国，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来讨论并购一家英国的上市公司。

那个时候，我进入资本市场仅仅2年时间，对资本的理解刚刚开始，所知甚少。

在这一年，中国深圳、上海的两个证券交易所才成立3年时间，中国上市公司也不过几十家，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刚刚通过不久。中国北京只有一家从事企业兼并破产事务的咨询机构，那就是中国第一部破产法起草者之一的曹思源先生创办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并购为何物，更没有人到海外，尤其是大英帝国去做并购。虽然我们各方面都不具备并购海外公司的条件，整个中国也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商业行为，但是，那毕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海外并购之旅，也是我的第一次全球化之旅。

2001年，我进入著名的“德隆系”。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唐万新领导下的“德隆系”，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民营企业，通过战略并购、战略整合以及战略管理，对国内外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并购，发现了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过程中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投资机会，让我第一次对全球化关系有了系统性认识。

2008年10月25日，应日本亚洲资产管理株式会社会长古川令治先生和其公司合伙人万文莉女士的邀请，我到日本访问。日本之行让我有机会看到日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以及和全球化的关系。这一次考察让我大开眼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企业经营和上市公司资本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敏感，资本价值高低是投资者的事情，企业经营好坏是经营者的事情。每一个日本企业都没有因为公司资本价值下降而经营不善、流失团队、企业遭受信用危机。对日本的考察和接下来的合作推进，让我看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企业、产业、资本、技术、团队系统关系的协同性，看到了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具备的优势，也让我对产业和经济的全球化有了一定的认识。

没想到，这次考察之后，我的全球化之旅愈来愈丰富。从2008年到2011年，我多次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对日本的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市场经济制度有了很多理解。考察日本之后，我又去韩国、加拿大、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发掘了数百个重组并购和投资融资项目，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如此10年下来，数百个标的在我的大脑里构成了一幅全球产业生态图，这个图就是一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宏大画卷，而这些画卷背后又蕴藏了浩如烟海的规则和逻辑。我不得不感叹，原来这就叫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秩序是活脱脱存在的，而且这个秩序是有规律的，是符合一定逻辑的。

于是，我开始了对全球化的思考。我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很有意思、充满争议的概念。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相互关联，但是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产生了对全球化不同的解读。学术界几乎都认可经济的全球化从大英帝国开始，都赞同大英帝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把从工业革命到大英帝国的称霸，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把大英帝国的衰落、美国的崛起称为第二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把美国的崛起和发展过程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称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

从1978年到2018年的短短40年间，中国从一个濒于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于是，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由此带来世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演进，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声音。

从企业到商业，从中国到全球，从经济到社会，到底什么是全球化？除了经济这个范畴之外，全球化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我认为广义的全球化应该是人类文明在地球或者太空范畴内的活动进程，包括人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语言的全球化、宗教的全球化，也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的全球化过程。

其实，人类从低等生物进化到智慧生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