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

“反革命分子”，模样恐怕先就与常人有异。赣南穷乡我们村里的那位，面色灰暗，目光阴沉，谁都在田里与他保持距离。总有两次吧，我听得身后锐声叫骂：“你这反动的！你这反动的！”回头看，又是那位脸膛黑红的大队书记视察经过，脱下左脚的鞋，响鞭似的朝他后脑、脖梗、背脊狠力抽打。

他不避，不挡，一声不吭，只是缩着上身。书记走了。他仍缩着，慢慢从草帽下抬眼察看形势——乡亲从不看他，他也不看村人——这一看，就同我视线接触，眼里竟微有笑意，镇定而哀苦。他的年纪，现在想来是五十多岁吧，枯败得像是七旬老人。

收工了。洗脚洗锄，他也自动躲在溪水转弯处独自收拾。一天我在溪边撞见他，两人默默。

“北火车站？！”他忽然悄声开口，“你们从上海来江西，是从北火车站上车吧？”我惊愕，答说是。他四顾无人，又是微有笑意，那样子又“反动”又凄凉：“你相不相信，我到过上海！‘八一三’打仗你知道吗？我在谢晋元部队当排长，我们在北火车站驻防了两个月，后来撤走了，还没得进过你们大上海哩！”

“谢晋元”，那时我哪里晓得，既是在谢部当兵，一定是国民党，听来犹显得“反动”。“你们大上海”，则乡下人讲起知青的来处，都这么说法。

溪水潺潺。他又复低头，好像不曾同我说过话。

不久他死了。没有葬礼，所以我们不知道。后村口小坡添一处新坟，周边是翻掘过的赣南的新鲜红土。他的破屋也在后村口，我经过，看见他的妻，同样坚毅而枯败，长得不像农民，比农民更像蒿莱草芥。她的额发跌在脸面前，低头伏在自家土田的菜蔬间拔草，一句一句向着泥土喃喃说话。

曼哈顿。是初到纽约的某一日，星期天黄昏，路人稀少，我在下东城十七街百老汇大道交叉口向一位瘦老头问路，对话自然是英语。他指点过后表情狡诡地问道：中国人？对。中国的哪里？上海。老头子忽然一笑，清清楚楚说出一句准确的上海话：

“王家沙！侬晓得伐？王家沙！”

活见了鬼了！偏巧我家就住在石门路南京路一带老字号点心楼“王家沙”左近，幼时常去的。近年回国重访旧地，店名依旧，楼面翻新，弄得像是麦当劳。

“哈！”老头子兴奋了，神经质地说出一连串上海话：“葛么弗要客气，来白相，生煎馒头，小馄饨！”

大衣破旧神情委琐，他像是纽约随处可见的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人。我旋即猜测他是当年驻防上海的美国兵，于是追问：你在上海时是四七年还是四八年？

他像鞠躬似的点头默认，同时脚步移开表示告别——美国人从不如上海话所谓“轻骨头兮兮”同陌生人在大街上冗谈——“侬弗要客气，来白相！”他且走且说，叨念再三，对着暮色四合的大街，显然是说给自己听。想必他为自己的记忆力和准确的发音很得意，想必他几十年来鲜有机会同真的上海人说这几句红色中国的方言——“侬”，即“你”；“伐”，即问号；“葛么”，即“那么”；“白相”，“玩”的意思；“轻骨头”则是“轻佻、不识相”之意——我隐约记得这位老兵凄凉镇定的老脸，此刻写到，忽然就想起山村里那位谢晋元部下的“反革命分子”，先来写他，是同那美国兵相比，他资格老，死得早。

“我在谢晋元部队当排长，我们在北火车站驻防了两个月，后来撤走了，还没得进过你们大上海哩！”……上海外滩。摄于上世纪20年代（图片取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上海解放了。图为解放军战士在洋楼间隙歇息读报。卡蒂埃－布勒松摄于1949年春。